美剧《西部世界》的热播再次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人工智能的热议，《纽约时报》刊登《A.I.的伟大觉醒》一文，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期待和更多事情。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究竟有多可怕？A.I.有朝一日会把人类当做蚂蚁一样辗轧吗？这一在科幻作品中出现过无数次的场景究竟在现实中离我们多远？机器学习的潜力和局限在哪里？高度自动化的社会会带来怎样的劳动分工和阶级分化？

而我们对于“男孩危机”的焦虑，则是男权主义幽灵的阴魂不散。当二十世纪的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平权运动松动了男性异性恋的霸权，女性的“后来居上”和男性气质的迁移反而成了“被制造”出来的新问题。而为这一“伪命题”寻找的解决之道，不仅剥夺了每个个体选择各自生活方式的权利，而且加重了性别偏见和不平等，甚至会制造暴力和伤害。

机器学习的未来：脑力工作者首先被人工智能取代？

美剧《西部世界》迎来季终，剧中人工智能从记忆（memories）到即兴（improvisation）再到意识（consciousness）的不断觉醒和层层跃升，暗合着现实中“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机器的未来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在过去的一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对Google Brain团队的深度报道，在这篇名为《A.I.的伟大觉醒》的文章中，作者刘易斯-克劳斯（Gideon Lewis-Kraus）介绍了谷歌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了谷歌翻译，以及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将如何彻底变革计算机。

文中指出，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于十几年前的人们来说，谷歌地图绝对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人工智能范例，它可以做到任何一个会读地图的人类所能做到的事情，并且更加快速和准确；它还可以做到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评估交通状况、计划最优路线等等。然而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谷歌地图只能接收直接的指令并尽量高效地满足这个需求，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期待显然在提高。

这大概就是目前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应用水平和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通用人工智能”或者“强人工智能”（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之间的差距。通用人工智能不再需要忠实地依附于直接具体的指令，它可以自己分析和解读间接的要求，成为一个全能的助手，就像电影《她》中斯嘉丽·约翰逊扮演的角色那样。

在“人工智能”这个词最初被提出的时候，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创造人工智能最好的方法是写一个庞大而全面的程序，包括逻辑推理的规则和关于世界丰富的知识。这一观点通常被称为“符号人工智能”（symbolic A.I.），因为它对认知的定义建立在符号逻辑的基础上。但是符号人工智能有两个问题，首先对于人类来说，这一工程非常费时；其次，它只能在规则和定义非常清晰的领域起作用，比如数学和国际象棋，而在翻译这一领域，它的表现则非常糟糕。

另一派关于人工智能的观点认为，电脑可以自下而上地学习成长，而并非从对顶层的规则开始学习。人脑就是这种灵活、自动化智能的最佳范本。如果可以用电子的形式来模拟大脑神经网络的结构，那么在理论上，机器就可以像我们一样学习。

这种关于人工智能的态度是进化论的，而非创世论的。如果想要获得一种灵活的人工智能，它就必须能够适应环境，而要想它能够适应环境，就必须从一些最基本的能力开始建构它，比如感官知觉和运动控制，然后期待更高级的技能可以从中有机地发展出来。

五年前成立的Google Brain团队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一个人工的神经网络，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在不断试错中自己学习，这样的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出一些人类的灵活性。建立在机器学习技术上的新版谷歌翻译，已于今年11月初上线。在上线前四天的一场内测中，东京大学人机互动教授暦本纯一（Jun Rekimoto）将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开篇的一段翻译成日文，再将它输入谷歌翻译，翻译回英文，与海明威的原文相比，只有“豹子”一词前面漏掉的一个冠词，暴露了它是机器翻译的秘密。 

在文章的尾声部分，作者对机器学习和意识（consciousness）本身做了更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历史上对于人工智能最著名的批评就是关于翻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家约翰·赛尔（John Searle）于1980年提出了名为“中文房间”思想实验：一个只懂英文的囚犯坐在牢房里，另一个素未谋面的囚犯从门缝里塞进一张写着中文的纸条。收到纸条的囚犯可以根据一系列表格和规则来回信，当他熟悉了这些规则，他的回复就和懂得中文的人没有区别。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囚犯真的懂得中文吗？赛尔认为当然不能。在这个思想实验里，囚犯就像是一台电脑，而一台被输入了相应程序的电脑并不等于拥有了和人一样的心智。

在对于“心智”的理解方面，Google Brain团队与其他在硅谷从事“机器学习”的研究人员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他们不认为“意识”（consciousness）是特殊、神圣的精神属性，或者像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所说的“机器中的幽灵”（ghost in the machine)。相反，他们相信“意识”是技能的复杂集合，它从各种简单机制的协调活动中随机产生。因此，逻辑推理只是一种幸运的归化（adaptation），它和扔球接球这种简单行为没有任何区别。人工智能并不是要创造人的精神和思想，而是要提高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是机器“知道/理解什么”的问题，而是关于它“能做”什么，或者还“不能”做什么。

而201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的根源的会议上，有人提问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对于机器学习的看法，他轻蔑地将之斥为“纯粹的数据预测”、“被封神的天气预报”。乔姆斯基认为，即便神经翻译（neural translation）拥有了最完美的功能，它依然不能揭示语言最深层的本质。就像是机器可以在医学扫描中发现肿瘤，甚至比放射科医生做的更好，但是它并不能告诉你，是什么导致了癌症。

然而事实上，医疗诊断可能是最先受到机器学习的威胁的领域。仅在过去一年中，研究者就发现，人工神经网络比人类更容易在医学影像中发现肿瘤，甚至可以通过病理报告做出诊断。放射科医生的工作并非逻辑分析，而是“样式匹配”（pattern-matching），他并不会告诉你是什么导致了癌症，只能告诉你癌症就在那里。这似乎也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更多脑力劳动者（甚至是医生这样的高级脑力劳动者）的工作将被机器所取代。

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发表的《白领和掏粪工，哪个更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一文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作者胡梭首先指出，强人工智能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受到了很多质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教授、现象学家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很早就在《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一书中断言，计算机无法应对知识表征的语境依赖问题，强人工智能的幻想不过是新时代的炼金术。

不止德雷福斯，赛尔（John Searle）和彭罗斯（Roger Penrose）等人都批判过强人工智能的观念，他们都认为，数字计算机无法完全模拟人的心智，现在基于图灵机模型的计算机架构只是一个形式系统，它可以根据特定的定义、明确的规则来对某种物理标记进行有效的机械操作，最终在有限步骤内获得一个预期的计算结果，比如下棋。因此，在这一意义上，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并不是一项突破性成就。

然而，人的心智要比下棋复杂得多，它涉及到直觉、意识和生命过程这样难以用计算机模拟的现象。而即便是那些单纯的表征内容，也通常由于其情境性特征而无法清晰定义它们的形式规则，从而难以被计算机完全模拟和执行。例如语言，在自然语言中总有一些例外规则，无论是基于逻辑推理还是概率的方法，人工智能对于复杂的句子可能都无能为力。

这将会造成一个人们意想之外的现象，那就是机器首先取代的，未必是体力劳动，而是高度形式化的脑力劳动。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机器不可能模拟和处理所有的情境，因此如建筑、环卫、护理等需要应对无数可变情境的体力劳动，反而很难被机器替代。而简单的信息采集和整理工作，只要不涉及文学性的写法，只是处理一些语法规则简单、语境相对独立的句子，机器则很容易胜任。总而言之，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那些高度依赖直觉、创造力和学习能力的工作，都将会保留下来。

作者指出，按照现象学的观点，人本身也可以被理解为一部机器，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被抛入世界的机器”。人的身体不仅支撑了生命，而且在非常深刻的层面上形塑了人的心智结构。因此，如瓦雷拉（Francis Varela）和汤普森（Evan Thompson）这样的现象学家，一直主张具有身体的人工生命是人工智能的前提，即人工智能必须有一个鲜活的身体，嵌入到具体的情境之中，在历史中演化。而现在主流的深度学习仅仅是基于大数据的暴力运算，以监督式学习为基础的深度学习仍然不具备真正的创造力和学习能力，更不具备一切智能系统应有的目的、欲望和情感，因此，强人工智能的出现仍不可见。

因此在现阶段，我们虽然不需要警惕人工智能本身，却不能不警惕人工智能的应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生物医疗等新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可能早就塑造了一个跟绝大多数人隔绝的精英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富人享受着自动化带来的一切好处，甚至可以订制更聪明、更健康的后代，而穷人则与新技术绝缘，从事着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初级劳动。

“男孩危机”是伪命题？我们需要怎样的性别教育？

12月7日，国内首本男生性别教育教材《小小男子汉》在上海举行了新书发布会，该书主编、上海闸北区第三中心小学校长尤睿表示，“近年来，在应试教育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下，男生的健康成长备受关注，寻找‘小小男子汉’也成为了一个社会话题，这本教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12月9日，在中国新闻网题为《全国首本小学男生性别教材引关注，“男孩危机”怎么破？》的报道中，有专家称，如今校园内男孩在学业、体质、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各个方面已经被女孩全面超越，“阴盛阳衰”已是不争事实。而一些男生外形柔美、说话“娘娘腔”、穿衣打扮趋向女性化，男生阳刚之气不足的问题更引发了社会担忧。文章还分析了“男孩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女生越来越强势；父亲在教育中的缺位，使男孩更多地受到了女性化的影响；日韩流行文化的影响等。文章一经发表即引发争议与批评，其中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与对所谓“男孩危机”的不实宣传，不禁让我们思考：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性别教育——是被意识形态和性别偏见裹挟的？还是真正具有科学导向和平等意识的？

在《“男孩危机”：男权的怀旧幽灵》一文中，作者重木指出，人们对于男孩身上男性气质弱化的恐惧，就好像一部分国学者对于传统女性气质丢失的焦虑一样。而有趣的是，他们对这两种相似现象的解决办法也如出一辙，都是以某种仪式性的手段，来召回在他们看来已经远去的“气质幽灵”。

作者援引社会学家R. W. 康奈尔（R. W. Connell）的理论，将“男性气质”划分为四种具体类型：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其中只有“支配性男性气质”是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被认可和称赞的，而“拯救男孩”正是希望把男孩们从其他非支配性男性气质中拯救出来，尤其是从属性的男性气质，时常被人们用“女孩子气”或“娘娘腔”这样的词语来形容。

面对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作者首先强调，无论是性别本身还是男女两性气质，都不是自然赋予、生而有之的，它自始至终都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建构。而所谓的“阳刚之气”同样来自建构，同样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还有相应的更迭和变化。

盖尔·比德曼（Gail Bederman）在《用种族和“文明”重塑男人身份》一书中，回顾了英国历史上关于男性气质的权力角逐。在19世纪末，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维多利亚式男性气质被污名化，并最终遭到抛弃，而劳动阶级代表的粗野的男性形象登上历史舞台，中产阶级找到了新的方式来张扬男性身体的健康、肌肉和力量。而这种支配性的男性气质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传播到其他国家，也影响到中国，从“东亚病夫”这一侮辱性称谓中可以窥见一斑。

而随着二十世纪女性和性少数群体平权运动的兴起，传统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受到了挑战，于是他们迫切地想要召回被驱逐的男权幽灵。尤其在当下中国，在这一曾经的父权男性异性恋社会中，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觉醒必然会对这一霸权造成解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支配性男性气质并非如他们所恐惧的那样已经失去主流位置。所谓“男孩危机”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只存在于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怀旧中，相反，女性和性少数群体仍然生活在歧视、污名和压迫之中，她们争取权利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而那些“拯救男孩”的活动——如“父子班”、“男孩班”最终培养出来的只能灌输一套关于女性、两性以及同性恋和性少数群体的陈词滥调，让偏见和污名在这样的“父-子”模式中继续死灰复燃。

最后作者呼吁，我们不再需要那个事事物物都被性别成见禁锢的世界，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应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而在《阳刚教育是校园欺凌最恶劣的解决办法》一文中，作者麦嘈将“阳刚教育”与近期另一个社会热点“校园霸凌”联系在一起，认为所谓的阳刚教育，不仅会加重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也可能在男性之间制造暴力和欺凌。作者认为，很多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将男孩之间的竞争（无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看成是男孩社会化的必经之路，将争强好斗视作值得推崇的男性品质，甚至认为手无缚鸡之力的男孩活该挨打，在传统标准下不够阳刚的男孩，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不仅让我们警惕校园霸凌与性别气质之间的内在联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校园霸凌”的定义将霸凌归因于“权力不平衡”。所谓“权力不平衡”，指的是男孩通过一系列实践而习得男性性别优势，这一优势建立的过程往往伴随着霸凌和其他暴力行为。虽然不少男孩对此并没有自觉意识，但如果学校和家长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为其背书埋单，就会让孩子逐渐相信，他周围的文化鼓励他所属的性别通过竞争性的欺凌行为，来取得相对于其他弱者的优势，并以此建立霸权性的男子气概。

因此，呼吁阳刚教育，一方面根本无法让所有男孩强起来，另一方面，更让学校和家长对男孩养成方案背后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在一个竞争和教养都充分性别化了的社会里，丛林法则的诸般逻辑，最终还是会归于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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