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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意爆满到门庭冷落:风靡全国的“农家乐”,为何没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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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意爆满到门庭冷落:风靡全国的“农家乐”,为何没人去了?

风口来得快散得也快。

文|快刀财经 朱末

当时代决定抛弃你时,连一句再见都不会说。

任何事物都有保鲜期,从车水马龙到门庭冷落,“过气”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曾几何时,充满野趣和新鲜感的“农家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高调崛起,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餐饮行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火爆时座无虚席是常态。

然而,高开低走的命运,农家乐们也没能逃得过。

有网友透露,前段时间去附近的农家乐吃饭,发现路边的大部分店面都关门了,走了好远才发现一家,进去用餐时店里只有他们一桌客人,而此时正值用餐高峰期。

还有网友表示,回家开车经过高速路,原来红火的农家乐好多都变的空空荡荡,不仅灯笼泛白,连招牌都是翘皮的,这场景放在几年前简直不敢想象。

也有人认为农家乐的衰败,并非是消费者“变心”,而是农家乐自身之过,包括宰客严重、卫生隐患、跟风严重等问题,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众说纷纭下,农家乐的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从日进斗金到清灰冷灶,颓势尽显的农家乐,为何“乐”不起来了?

01 生意爆火风靡全国,看农家乐如何崛起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淳朴的乡野风情,最是撩拨人心。

农家乐最早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彼时,伴随着乡村旅游经济的兴起,“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成为一种潮流,城市周围的乡镇开始出现集吃喝玩乐于一体,以“吃”为核心的农家乐。

简单来说,农家乐其实就是提供给周边城里人的一种近郊休闲出游的方式。它们大都由村民就地取材经营,使用自家的房子,自家菜园的食材,挂个牌子就算开门迎客了,虽然形式简陋,但胜就胜在“接地气”。

所以,当农家乐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对不曾去过农村的城里人极具诱惑力:可以住农家小院,吃农民自己做的农家菜;能享受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还能到庄稼地和果树上体验动手采摘的乐趣,简直爽翻了。

到2000年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普遍提升,农家乐成为多数城市人放松消遣、聚会聚餐的选择。为了吃上一顿心心念念的特色农家美食,不惜驱车十几公里到偏远的农家乐“一日游”的事,屡见不鲜。

高涨的消费热情下,农家乐迎来了发展高峰。“XX农庄”“XX乡下饭庄“XX人家”“XX小厨”等各种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加上脱贫攻坚让乡村的水、路、电、网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家乐的热度持续攀升,有不少欠发达地区,正是靠着“农家乐”相继翻了身。

比如,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友爱街道的“农科村”,就是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早期的农科村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传统乡村,以花卉苗木种植为主,彼时有不少外地客商到农科村挑选苗木、洽谈生意,就餐问题成了难题,这让村民们看到了机会。

大家索性将自家的农家院落打造成提供“农家饭”和包住宿的接待点,一传十十传百,每家每户都兴办起了农家乐,最红的时候,全村共有200余家农家乐,家家生意火爆。

同样,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的袁家村也是靠着农家乐有了大起色。当初不过是一个贫穷的空心村,人人为生计发愁,直到村委相关负责人提出了民俗风情小镇的定位,将村子打造成一个大型的农家乐,这才成功让村民脱贫致富。

既有市场,对选址和装修的门槛又不高,投入成本低回报,渐渐地,开农家乐成了快速掘金的最佳途径。就连如今被我们熟知的一些餐饮品牌,也都有过农家乐的影子。

比如,在成都响当当的特色餐饮金招牌“杨鸡肉川味寻香”,其1996年成立之初,便是农家乐的形态;费大厨辣椒炒肉的创始人费良慧,开的第一家餐厅也是主营各种湖南家常菜,名为“原汁原味”的农家乐。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当蓝海变红海,看着热闹无比的“农家乐”,下坡路的伏笔已在暗处写就。

02 处处是坑防不胜防,游客被“宰”惨了

农家乐的“遇冷”,来的比想象中更快。

民间向来喜好跟风,看着农家乐赚钱,便一股脑蜂拥而上,这也直接导致了农家乐的质量参差不齐,口碑逐渐崩坏。

首当其冲的就是“宰客”问题。《人民日报》在2014年报道过,从北京到辽宁本溪旅游的孙先生一家,就近在某农家乐消费,四个简单的土菜要价近千元,接到举报线索后,记者一行人又进行了实地调查。

当记者要求拿出菜单点菜时,老板表示农家乐菜品不一,价格也有变化,因而没有菜单,只得在老板的推荐下点了几道菜。待饭菜上桌,记者发现每道菜的分量都很小,最后结账时,连一份普普通通的山野菜都要到了80元。当记者提出质疑时,老板瞬间变脸,门口的一众壮汉也迅速围了过来,表示“痛快给钱走人,别在地盘上惹事”。

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而是屡屡见诸报端。最让人气愤的是,本来食材原生态、纯天然是农家乐的特色,也是消费者选择其的理由,但事实上,国内大部分农家乐宣称的“绿色有机”食材,都是在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而来,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菜品数量的短缺或盈余,明明是“以假乱真”,却可以堂而皇之卖出翻几倍的高价。

倒是也有农家乐为了凸显特色,种了不少菜、散养了不少家禽现点现做,但这些未经检验的活禽、家畜,往往会存在禽流感、诺如病毒及沙门氏菌等多项安全隐患,蔬菜也有农药半衰期未过的风险。

2020年4月,北京200多名游客到一家农家菜餐厅就餐,这头刚竖起大拇指,那头73人就出现食物中毒,被紧急送往医院;2018年,成都市的一家农家乐发生集体感染诺如病毒的情况,经过检测,病毒来源大概率是出自于一份“蒸酥肉”。

不但如此,农家乐的经营者都是当地农民,这种模式导致食品安全、服务意识都难以保证,好多农家乐连基本的食品卫生许可证、健康证都没有,更别说纳入监管了,吃到嘴里就是场“豪赌”。

除了“一言难尽”的餐饮条件,大部分农家乐的住宿条件也会让人想要连夜逃离。一项粗略的数据统计,北京大约有85%的农家院客房没有私人卫生间和淋浴设施,一次性用品配套不齐,消毒设施缺乏,尽管如此,一间小客房也能要出三星级宾馆的价,收费与服务严重不匹配。

吃不好、住不好也就算了,没想到,连“玩”也是各种踩雷。有网友发帖爆料,自己在重庆铁山坪游玩一次花了3120元,在和农家乐对账时,对方言之凿凿地表示,这是额外的“包房费”。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所谓的包房费,不过是网友到的时候还未至饭点,对方表示做饭需要时间,可以先去棋盘室休息一会,当时丝毫未提及收费的事。而这种“强取豪夺”的方式,居然是周边一众农家乐心照不宣的“附加项目”。

还有的农家乐为了揽客,安装了跷跷板、滑梯等娱乐设施,但这些设施几乎没有维护,安全隐患极大。且农家乐缺乏安保人员,又远离医院,一旦发生意外,很容易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多种因素叠加,消费者的热情和冲动早已被消磨殆尽,农家乐由“世外桃源”变成了“黑心饭庄”。

03 经营状况一落千丈,转型或是新的出路

牵一发而动全身,恶性循环还在继续。

消费者在流失,但入局者却有增无减,农家乐的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很多农家乐都是依样画葫芦,围绕装修和菜品做表面功夫,围个园子,挖个池子,放点老物件,再来个惯用的“吃饭、采摘、钓鱼”娱乐三件套,就能美名其曰为“农家乐”。

千篇一律的主题、每况愈下的口碑,做了“冤大头”的消费者不再青睐农家乐。生意转冷后,为了招揽顾客,农家乐之间只得相继压价,以各种手段抢夺客源,消费者的体验大打折扣,更加难以为继。

据新京报报道,位于辽宁西南绥中县的东戴河旅游区,在通往当地浴场的公路两侧,每隔约20米,就有人拿着“农家院”牌子揽客,车辆速度稍慢,便会有揽客人员贴上车窗,强行拦住过往车辆,任凭附近广播一遍遍传来“禁止强行拉客”。

据当地有位农家乐老板回忆,几年前游客多时,农家院全是满的,根本用不着拉客,但现在人气下滑,竞争激烈了,没到周末就要出去堵车,一睹就是几个小时。

在广州的牌坊村,由于开发的时候地理位置是直线,于是位置较为偏僻的农家乐为了自家生意,就会主动去人流量大的地方招揽顾客,因而惹出了种种矛盾。除了破坏交通秩序,彼此不断“竞拍”,甚至大打出手,人气每况愈下。

纵观前因后果,农家乐的遭遇,并不值得同情。2020年,邯报融媒体记者采访了丛台区南吕固乡、武安市活水乡、馆陶县等地的农家乐经营者后发现,经营困难成了普遍现状,相较于最兴旺的时期,如今的单日营业额足足下降了40%,由一天要接待几百个客人,到几天都坐不满一桌,有不少村民已经停止了农家乐的对外营业。

也有不少以农家乐为主的村镇开始积极转型。如上文提到的“农家乐第一村”农科村,就引入了市场化运营机制,打造了泛农科村“国际乡村会客厅·主题民宿聚落群”,来促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因农家乐出名致富的袁家村,也转型成了汇聚各色关中美食的“小吃第一村”。为了最大程度保证美食的原汁原味,袁家村在食材到做法上都下了功夫,通过地产地销保证食材供给,所有食物都按照传统工艺制作,还注重食物过程中的拉、压、晾等特色技艺,具备很强的观赏性。

此外,袁家村还规定每家店只卖一种食物,一百个经营者就有百种吃法,游客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不免遗憾无法一次吃完所有,因此重游率较高,倒也蹚出了一条新路。

眼看大势已去,越来越多的农家乐摇身一变成了乡村民宿、周边游以及露营,农家乐这个名字,好像彻底成了“过去式”。

风口来得快散的也快,总有新的休闲方式迅速替补到位。有趣的是,无论乡村旅游转型成什么样,它存在的目的从不是让人过上真正的农村生活,而仅仅是有的放矢的“提纯体验”罢了,以“重在参与”的心态前往,没准还更舒心些。

参考资料:

1.浪潮工作室《国庆最后悔的出游,农家乐》

2.红餐网《曾经火爆的农家乐,如今大片倒闭!为何人们不再去了?》

3.重案组37号《深陷“宰客”舆论漩涡的东戴河:设圈套敛财,有商家自曝一趟快艇宰客800》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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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意爆满到门庭冷落:风靡全国的“农家乐”,为何没人去了?

风口来得快散得也快。

文|快刀财经 朱末

当时代决定抛弃你时,连一句再见都不会说。

任何事物都有保鲜期,从车水马龙到门庭冷落,“过气”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曾几何时,充满野趣和新鲜感的“农家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高调崛起,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餐饮行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火爆时座无虚席是常态。

然而,高开低走的命运,农家乐们也没能逃得过。

有网友透露,前段时间去附近的农家乐吃饭,发现路边的大部分店面都关门了,走了好远才发现一家,进去用餐时店里只有他们一桌客人,而此时正值用餐高峰期。

还有网友表示,回家开车经过高速路,原来红火的农家乐好多都变的空空荡荡,不仅灯笼泛白,连招牌都是翘皮的,这场景放在几年前简直不敢想象。

也有人认为农家乐的衰败,并非是消费者“变心”,而是农家乐自身之过,包括宰客严重、卫生隐患、跟风严重等问题,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众说纷纭下,农家乐的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从日进斗金到清灰冷灶,颓势尽显的农家乐,为何“乐”不起来了?

01 生意爆火风靡全国,看农家乐如何崛起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淳朴的乡野风情,最是撩拨人心。

农家乐最早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彼时,伴随着乡村旅游经济的兴起,“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成为一种潮流,城市周围的乡镇开始出现集吃喝玩乐于一体,以“吃”为核心的农家乐。

简单来说,农家乐其实就是提供给周边城里人的一种近郊休闲出游的方式。它们大都由村民就地取材经营,使用自家的房子,自家菜园的食材,挂个牌子就算开门迎客了,虽然形式简陋,但胜就胜在“接地气”。

所以,当农家乐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对不曾去过农村的城里人极具诱惑力:可以住农家小院,吃农民自己做的农家菜;能享受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还能到庄稼地和果树上体验动手采摘的乐趣,简直爽翻了。

到2000年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普遍提升,农家乐成为多数城市人放松消遣、聚会聚餐的选择。为了吃上一顿心心念念的特色农家美食,不惜驱车十几公里到偏远的农家乐“一日游”的事,屡见不鲜。

高涨的消费热情下,农家乐迎来了发展高峰。“XX农庄”“XX乡下饭庄“XX人家”“XX小厨”等各种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加上脱贫攻坚让乡村的水、路、电、网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家乐的热度持续攀升,有不少欠发达地区,正是靠着“农家乐”相继翻了身。

比如,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友爱街道的“农科村”,就是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早期的农科村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传统乡村,以花卉苗木种植为主,彼时有不少外地客商到农科村挑选苗木、洽谈生意,就餐问题成了难题,这让村民们看到了机会。

大家索性将自家的农家院落打造成提供“农家饭”和包住宿的接待点,一传十十传百,每家每户都兴办起了农家乐,最红的时候,全村共有200余家农家乐,家家生意火爆。

同样,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的袁家村也是靠着农家乐有了大起色。当初不过是一个贫穷的空心村,人人为生计发愁,直到村委相关负责人提出了民俗风情小镇的定位,将村子打造成一个大型的农家乐,这才成功让村民脱贫致富。

既有市场,对选址和装修的门槛又不高,投入成本低回报,渐渐地,开农家乐成了快速掘金的最佳途径。就连如今被我们熟知的一些餐饮品牌,也都有过农家乐的影子。

比如,在成都响当当的特色餐饮金招牌“杨鸡肉川味寻香”,其1996年成立之初,便是农家乐的形态;费大厨辣椒炒肉的创始人费良慧,开的第一家餐厅也是主营各种湖南家常菜,名为“原汁原味”的农家乐。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当蓝海变红海,看着热闹无比的“农家乐”,下坡路的伏笔已在暗处写就。

02 处处是坑防不胜防,游客被“宰”惨了

农家乐的“遇冷”,来的比想象中更快。

民间向来喜好跟风,看着农家乐赚钱,便一股脑蜂拥而上,这也直接导致了农家乐的质量参差不齐,口碑逐渐崩坏。

首当其冲的就是“宰客”问题。《人民日报》在2014年报道过,从北京到辽宁本溪旅游的孙先生一家,就近在某农家乐消费,四个简单的土菜要价近千元,接到举报线索后,记者一行人又进行了实地调查。

当记者要求拿出菜单点菜时,老板表示农家乐菜品不一,价格也有变化,因而没有菜单,只得在老板的推荐下点了几道菜。待饭菜上桌,记者发现每道菜的分量都很小,最后结账时,连一份普普通通的山野菜都要到了80元。当记者提出质疑时,老板瞬间变脸,门口的一众壮汉也迅速围了过来,表示“痛快给钱走人,别在地盘上惹事”。

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而是屡屡见诸报端。最让人气愤的是,本来食材原生态、纯天然是农家乐的特色,也是消费者选择其的理由,但事实上,国内大部分农家乐宣称的“绿色有机”食材,都是在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而来,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菜品数量的短缺或盈余,明明是“以假乱真”,却可以堂而皇之卖出翻几倍的高价。

倒是也有农家乐为了凸显特色,种了不少菜、散养了不少家禽现点现做,但这些未经检验的活禽、家畜,往往会存在禽流感、诺如病毒及沙门氏菌等多项安全隐患,蔬菜也有农药半衰期未过的风险。

2020年4月,北京200多名游客到一家农家菜餐厅就餐,这头刚竖起大拇指,那头73人就出现食物中毒,被紧急送往医院;2018年,成都市的一家农家乐发生集体感染诺如病毒的情况,经过检测,病毒来源大概率是出自于一份“蒸酥肉”。

不但如此,农家乐的经营者都是当地农民,这种模式导致食品安全、服务意识都难以保证,好多农家乐连基本的食品卫生许可证、健康证都没有,更别说纳入监管了,吃到嘴里就是场“豪赌”。

除了“一言难尽”的餐饮条件,大部分农家乐的住宿条件也会让人想要连夜逃离。一项粗略的数据统计,北京大约有85%的农家院客房没有私人卫生间和淋浴设施,一次性用品配套不齐,消毒设施缺乏,尽管如此,一间小客房也能要出三星级宾馆的价,收费与服务严重不匹配。

吃不好、住不好也就算了,没想到,连“玩”也是各种踩雷。有网友发帖爆料,自己在重庆铁山坪游玩一次花了3120元,在和农家乐对账时,对方言之凿凿地表示,这是额外的“包房费”。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所谓的包房费,不过是网友到的时候还未至饭点,对方表示做饭需要时间,可以先去棋盘室休息一会,当时丝毫未提及收费的事。而这种“强取豪夺”的方式,居然是周边一众农家乐心照不宣的“附加项目”。

还有的农家乐为了揽客,安装了跷跷板、滑梯等娱乐设施,但这些设施几乎没有维护,安全隐患极大。且农家乐缺乏安保人员,又远离医院,一旦发生意外,很容易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多种因素叠加,消费者的热情和冲动早已被消磨殆尽,农家乐由“世外桃源”变成了“黑心饭庄”。

03 经营状况一落千丈,转型或是新的出路

牵一发而动全身,恶性循环还在继续。

消费者在流失,但入局者却有增无减,农家乐的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很多农家乐都是依样画葫芦,围绕装修和菜品做表面功夫,围个园子,挖个池子,放点老物件,再来个惯用的“吃饭、采摘、钓鱼”娱乐三件套,就能美名其曰为“农家乐”。

千篇一律的主题、每况愈下的口碑,做了“冤大头”的消费者不再青睐农家乐。生意转冷后,为了招揽顾客,农家乐之间只得相继压价,以各种手段抢夺客源,消费者的体验大打折扣,更加难以为继。

据新京报报道,位于辽宁西南绥中县的东戴河旅游区,在通往当地浴场的公路两侧,每隔约20米,就有人拿着“农家院”牌子揽客,车辆速度稍慢,便会有揽客人员贴上车窗,强行拦住过往车辆,任凭附近广播一遍遍传来“禁止强行拉客”。

据当地有位农家乐老板回忆,几年前游客多时,农家院全是满的,根本用不着拉客,但现在人气下滑,竞争激烈了,没到周末就要出去堵车,一睹就是几个小时。

在广州的牌坊村,由于开发的时候地理位置是直线,于是位置较为偏僻的农家乐为了自家生意,就会主动去人流量大的地方招揽顾客,因而惹出了种种矛盾。除了破坏交通秩序,彼此不断“竞拍”,甚至大打出手,人气每况愈下。

纵观前因后果,农家乐的遭遇,并不值得同情。2020年,邯报融媒体记者采访了丛台区南吕固乡、武安市活水乡、馆陶县等地的农家乐经营者后发现,经营困难成了普遍现状,相较于最兴旺的时期,如今的单日营业额足足下降了40%,由一天要接待几百个客人,到几天都坐不满一桌,有不少村民已经停止了农家乐的对外营业。

也有不少以农家乐为主的村镇开始积极转型。如上文提到的“农家乐第一村”农科村,就引入了市场化运营机制,打造了泛农科村“国际乡村会客厅·主题民宿聚落群”,来促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因农家乐出名致富的袁家村,也转型成了汇聚各色关中美食的“小吃第一村”。为了最大程度保证美食的原汁原味,袁家村在食材到做法上都下了功夫,通过地产地销保证食材供给,所有食物都按照传统工艺制作,还注重食物过程中的拉、压、晾等特色技艺,具备很强的观赏性。

此外,袁家村还规定每家店只卖一种食物,一百个经营者就有百种吃法,游客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不免遗憾无法一次吃完所有,因此重游率较高,倒也蹚出了一条新路。

眼看大势已去,越来越多的农家乐摇身一变成了乡村民宿、周边游以及露营,农家乐这个名字,好像彻底成了“过去式”。

风口来得快散的也快,总有新的休闲方式迅速替补到位。有趣的是,无论乡村旅游转型成什么样,它存在的目的从不是让人过上真正的农村生活,而仅仅是有的放矢的“提纯体验”罢了,以“重在参与”的心态前往,没准还更舒心些。

参考资料:

1.浪潮工作室《国庆最后悔的出游,农家乐》

2.红餐网《曾经火爆的农家乐,如今大片倒闭!为何人们不再去了?》

3.重案组37号《深陷“宰客”舆论漩涡的东戴河:设圈套敛财,有商家自曝一趟快艇宰客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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