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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经济简史:资本主义改变了我们感知时间流逝的方式

资本主义改变了人们感知时间流逝的方式,这使得我们的工作效率得以提高,但人是否会因此而更加幸福呢?

何谓经济?你或许会说,经济就是无法预知未来的人们面对未来的方式。  

人们努力攒钱以备不时之需。银行收取利息以抵消风险。人们对某个公司的收益情况下赌注,进行股票买卖。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为了供养常备军,以便在敌军入侵时进行战斗。

不时出现的未知风险促进了经济思想的蓬勃发展。但是有趣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被创造者变成了造物主:经济重新定义了时间。或者更直白地说,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时间的衡量、理解和感受,也改变了人们谈论时间的方式。

试想当你上班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或许是优惠时段和周末,或者在更加遥远的未来能够退休。这些都是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且都是过去150年来经济发展的产物。

“周末”一词出现于工业革命时期,因为农场的工作不能中断,隔断的工作周对农场也就没有意义了。作为术语的“退休”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仅用于军队服役人员。实现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后,“退休”一词当今的用法才成为主流。“优惠时段”(Happy hour)是20世纪50年代的新词,当时正是工作乐观主义的鼎盛时期。同样充满期待的缩略词“T.G.I.F.”(Thank God It's Friday)则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现代时间概念的诞生得益于三大因素:首先,跨过大西洋去征服外国领土需要精密的导航和精确的计时器;其次,铁路的发明要求对全国范围内的时间进行规范,取代各地使用的以影子和日晷记录时间的系统;最后,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不得不接纳新劳动法,并改变了人们看待工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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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皇帝的新时钟

计时器的历史就是一部帝国的历史。

在现代钟表开始使用弹簧和我们熟悉的符号之前,几乎所有的文明古国都曾试图衡量时间,不过各种方式都有自己的缺陷之处。古埃及、中国和美索布达米亚使用的是日晷,又称“影子时钟”,但它需要借助明亮的阳光来计算时间,在阴天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文明古国开始使用“水钟”,即滴漏计时器。该装置能够通过一个小孔不停地向有刻度的容器内滴水,然后通过容器边上的刻度显示时间的流逝。但是细微的温度变化都会改变水的黏滞性以及水滴的速度。天气冷的时候,水还可能会结冰,时间也就停滞了。

钟表史上最重要的突破需要来自全球性帝国的激励和资源。大航海时代末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西方列强争相在海上航行,但他们无法准确测出经度以及他们出发后向东或向西航行的进度。结果,他们很可能会撞上岩石、迷路,甚至可能面临断粮的窘境。

对一些人而言,这似乎是方向导致的问题。但是在英国木匠约翰·哈里森看来,这显然是时间导致的。我们不妨想象一艘船从伦敦出发前往牙买加却带着两个时钟的情景:第一个时钟在整个旅途中都精确地显示出伦敦时间;在海上航行的过程中,当太阳升到最高点时第二个时钟就重置为正午12点。所以,当船只向着美洲航行的时候,两个钟表之间的时差越来越大。正如我们所知,地球24小时自转360度,也就是说每小时自转15度。因此,两个钟表之间的时差每增加一小时,船只就向西航行了15度,即900海里左右,约等于纽约市与密苏里州的距离,也就是一个时区的距离。

上述的场景可不是假设出来的;这正是哈里森测算出的结果。达娃·索贝尔经典著作《经度:寻找地球刻度的人》的主人公便是哈里森,他因制作出了有史以来最先进的两个时钟(从专业角度来说其实是精密计时器)而名扬天下。他制造的计时器并不依赖水滴、沙漏或重锤的摆动,它们非常精确,且非常耐用,可以承受住海上航行的颠簸。哈里森花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设计和调整这两个计时器,最终英国政府给他提供了巨额奖励作为回馈。

达娃·索贝尔《经度:寻找地球刻度的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英国政府不仅完善了这个现代计时器,同时也对它进行了推广。19世纪末,手表被当做女性的珠宝,而男性将他们的钟表塞在口袋里。但是在第一次布尔战争和第三次英缅战争等殖民运动中,英军指挥官命令士兵将小型时钟戴在手腕上。带着女性的珠宝战斗,或许会让这些参与战争的男性觉得无所适从。但实践证明,这一创新之举对于协调部队行动极其有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手表成了战壕中士兵们的标配。当战争中幸存的士兵们回家之后,他们仍保留着戴手表的习惯。于是,曾被看成是女性珠宝的腕表在殖民战争中有了新的定义,完全成了男性的时尚。到了20世纪30年代,腕表成了稀松平常的物件,怀表也就过时了。时间本身也成了人类的附属物。

二战中士兵们调表对时

2. 跨越时区旅行

时间和空间是紧密相连的,不仅是在宇宙结构上,在我们的俗语表达上也是如此。我们将时间作为一个间隔,既可用于时刻(“现在是四点四十五分”),也可用于地理位置(“我离Five guys快餐连锁还有15分钟路程”)。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人们看到在不同空间内穿梭的火车发明出来后受到启发,提出有可能创造出穿越时间的机器了。

19世纪铁路的兴起令当时的科学家感到惊诧,也促进了语言的新发展。儒勒·凡尔纳在1864年出版的《地心历险记》中想象出了一个神奇的机器。与沿着地球航行不同的是,这个机器能够穿透地幔直接沿着地轴前进。在1895年出版的 《时间机器》中,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描写的主人公从时间这个不同的维度出发,就好像历史本身是一条从过去向未来延伸的航行路线似的。在德尔菲神谕出现之前,人类就一直试图预测未来。只是在火车发明了之后,人类才开始想象前往未来。

从许多方面来说,机器功率的发现就是发现了未来。“乘坐蒸汽火车的旅客们从车窗外望去,看到外面还是牛耕地和马耙地运货的场景,和他们在中世纪时的做法一样,但是抬头能看到电报线将空中穿过,”詹姆斯·格莱克在《时光旅行》中如此写道。这本书巧妙地从跨学科角度探讨了历史这一主题。“不过这也导致了一种新的困惑和分裂,”格莱克写道。“就称之为暂时性失调吧。”

詹姆斯·格莱克《时光旅行》

“失调”这个词用得准确。铁路的出现造成了时间管理危机,这是人类从未有过的经历。在火车出现之前,所有时间都是地方时,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太阳在天空中的角度推测得出。如果费城和哈里斯堡的时间不同,没有人会注意到。因为费城的居民无法通过手机联系到哈里斯堡,也无法乘火车前往该地,也就无从得知时间的不同,因此美国有成百上千个地方时。

地方时对于本地农业经济来说简直再适合不过了,但对铁路公司和铁路乘客来说却是噩梦。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当你走过一个乱七八糟的航站楼,却得知达美航空与联合航空的运行时间安排完全不同,联合航空一架飞机于下午一点准时起飞,与此同时一架达美航空的飞机在两点准时起飞,而墙上的时钟显示的时间既不对应达美航空也不符合联合航空的时间。

这听起来很滑稽。但是对于第一次乘火车出行的旅客来说,这个场景却十分常见:在水牛城的火车站,每个铁路公司都使用自己的时间表;纽约中央铁路使用纽约时间;密歇根南方铁路的工作时间用的则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地方时——并且这两个时间都和水牛城的当地时间不同。

正如格莱克写的那样,“铁路让时区成了不可避免的问题”。19世纪80年代,所有铁路公司终于联合起来,决定将美国划分为四个标准时区:美国东部、中部、山地和太平洋时区。这一划分要求当地社区不再自行控制时间,在美国这样一个建立在联邦原则上的国家中,这一计划的推行并不顺利。许多人认为,时间的标准化似乎是中央政府的强行控制,其他人则指责珠宝商为了让人们买新的时钟和手表而鼓吹时区改革。

这四个时区最终于1883年11月18日正式设立。精确的时间是通过电报这项当时的新技术规定的。在那时看来,这项技术似乎穿透了空间和时间的界限。第二年,国际时间大会制定了一项全球时区计划,其中还包括国际日期变更线。于是,钟表业中最具代表性的腕表和标准时间都开始慢慢起步发展了。

没人再对时区抱怨了,当然对时差发牢骚除外。相反,我们讨厌夏令时(DST)这一点还是没变。夏令时最初是由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美国也是在一战期间首次提出夏令时。普遍认为夏令时是对农民的激励手段,与此相反,其实夏令时最坚定的倡导者是城市中的零售商,他们想要节约人工照明的成本。实际上,农民们曾于1919年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废除全国夏令时。长达一整年的夏令时于1942年回归,当时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制定了“战争时间”。正好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两个月之后,直到1945年才重新使用正常的标准时间。时间不等人,但是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时间也得受人控制了。

蓝色区域为全球采用夏令时的地区

除了标准时间之外,铁路的微妙影响还体现在它创造出了21世纪的职业生涯概念。职业生涯一词来源于法语carriere,意思是赛马场。然而,要转变成现代的意义,除了工作外还需要加上点儿职业进展的含义。农场工人在他们20多岁的时候收益就能达到高峰,但即使在19世纪末期,铁路职工也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个人收入高峰,有些甚至得等到四十多岁。

在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人们的终身收入也随之改变。与以往那种几十年都一成不变(或无法预测)的工资收入不同的是,工业革命创造出了现代人都熟悉的收入曲线,即工资逐渐上升,中年之后再缓慢下降。因此,工业经济催生了现代职业生涯的概念,从物质上来讲,这使得时间的流逝对于世纪之交的工人来说意义非凡。(事实上,甚至“世纪之交”这个表达也是在20世纪初期被创造出来的;在此之前,一个世纪的流逝可能就像是日晷的影子消失一样,或者是像水钟流干一样而已。)

3. 周末工作

“你的时间安排是什么?”

这是现代工作场所中可想象出的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但如果你这么问一个15世纪或18世纪的人,她根本就不知道你在问什么。英语中“时间安排”(schedule)一词可追溯至中世纪时期,从那时起,该词在数百年间的意思只是一张纸条。而当代“事件和时间的有序安排”这一层意思是在19世纪末期才出现的,可以说是非常新的一种延伸。这个词最先出现在一家铁路公司的火车出站列表上。(与“通勤”一词一样,后者起源于“长期来往车票”或电车和铁路的季票。)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实业家们执着于优化时间表。如果说19世纪末期将时间变成了文化象征,那么20世纪则把它变成了经济的主导者。

1910年代见证了亨利·福特T型福特车装配线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著作《科学管理原则》的相继诞生。泰勒关于生产效率的专著将工作划分为不同的活动,比如打开邮件、钉钉子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提倡尽最大可能提高工作效率等(然而常常演变为尽可能降低工资)。随着泰勒德科学管理理论的提出,使用时钟记录工人上班时间的做法开始流行起来。曾经作为军队协调行动的手表就此变成了工厂效率的监管员。就连钟表制造商也曾在广告中称,打卡钟是为“有盈利能力的”雇员打造的工具。

对劳动者而言,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漫长的劳工运动史都是尽可能地将原本开放式的工作模式纳入到法律框架之内,以限制工作日和每周工作时长,这都得益于呼吁缩减劳动时间的抗议。有些第一代美国劳工抗议者呼吁将每日的工作时长定为10小时,这对现在的劳动者来说可能相当恐怖。

但是他们得先从某些地方开始,因为对于19世纪初期的纺织工而言,每天工作12小时简直就是家常便饭。1840年,马丁·范布伦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规定每天工作时长为10小时。到了19世纪60年代,八小时大联盟(Grand Eight Hours Leagues)和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要求从每周工作时长中再减掉两小时。1868年,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签署了一项声明,提出政府雇员每天工作时长为八小时。1915年开始,铁路工人也采用了八小时工作制,1937年《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所有私人企业都必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很快,劳工运动将注意力从工作日转移到了工作周,主张每周设立两天为休息日。从1920年至1927年,推行每周五个工作日的大公司数量增长了八倍之多。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

总的说来,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每周工时从最初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时到19世纪80年代缩减至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工作时长减少了33%。多出来的时间哪里去了呢?大部分都用于休闲娱乐去了。周刊杂志、电影、无线广播、电视广播、有线电视和社交媒体等媒体行业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迅速崛起,这都得益于每周工作时间缩减,使得人们有资源和大量精力投入到娱乐之中。

4. 时间与房子

量子物理学家们提出,过去和未来都是一种幻觉。他们表示时间像空间一样一直存在着,无法前后伸展,就像一座房子。所有的房间都在那里,觉得一个房间位于另一个房间“前面”或“后面”,只是人的一种幻觉。与此相反,是每一个走过这座房子的人的意识创造了这样一种幻觉,认为所有房间都是按照绝对的序列安置的。

关于时间的量子理论似乎与钟表行业的经济史没有什么关联。你或许会想,有些科学家表示时间的概念其实并不存在?谁会在意这个,反正对我来说时间确确实实存在。 一般我们认为时间是流动的,就好像一副不断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时间由因果关系的事件串联起来,既不会一下子跳到几个月之后,也不会突然回到几个月之前。时间的流逝是可预知的,从当前的片刻按照一定的节奏滴滴答答地向着未来迈进。

经济的目的是有效管理未来可能的风险,弄清时间的意义,并利用时间来为我们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测说,未来经济生产力将大幅提高,进而将每周的工作时长缩减至15小时。然而讽刺的是,经过几千年的经济思维和演变之后,部分最富有的美国人并未利用自己的财富来休息,他们用财富换来了更多的工作。现在那些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工作时间甚至比几十年前的还要长。尤其是富有的美国男性,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作狂,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要超过海外富人和低收入美国民众。我们很难解释个中缘由,或许手机是一个无法挣脱的束缚,或者在这个金权政治的世界中找寻地位和财富是另一个桎梏,或者他们只是很喜欢工作(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言:“对他们来说,建立财富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也是他们享受的事情。”)。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 ,许多工作狂都有着过时的价值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助教Al E·赫什菲尔德和凯西·莫吉内尔·福尔摩斯对4000名不同年龄、收入、工作和婚姻状况的美国人提了一个问题:你更想要钱还是时间?约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想要钱。

但那些更看重时间的人更具幸福感,即使研究人员对收入情况进行了限制之后还是如此。而在同样高收入的人群中,那些对生活更满足的人也更倾向于选择时间。他们在调查报告中写道:“从个人对这些资源的重视程度,可以窥见他们的幸福指数。”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现在所谓的时间是所有人创作出的神话,经过了帝王、实业家、抗议者和智囊团们的努力。然而讽刺的是,最幸福的劳动者是那些为了能有自己的时间而进行劳工的人,而不是那些为了钱而工作的人。工作狂们崇拜的是虚幻的上帝。那么,量子物理学家们肯定会说,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这样。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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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西洋月刊

原标题: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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