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中国性革命40年，它的任务完成了吗？| 说书

界面新闻记者 | 尹清露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如果说性是中国人难以避开的话题，那么潘绥铭就是中国性社会学无法绕过的名字。在他做过的调研中，以“红灯区”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实际上，其研究范围要远大于此，几乎涵盖了中国40年性革命以来所有与性相关的所有议题，他也被同仁们称为“性学教父”，而这些研究也都被记录在了新近出版的《风痕》这本学术性自传中。

潘绥铭认为，如今中国的性话题愈加弥散化和炫彩化，性革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敌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他也是时候退休了。潘绥铭和团队成员曾经在2000年至2015年完成了四次“全国总人口性调查”的壮举，按说2020年应该继续，然而中国的性化在2015年达到顶峰，随后便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不确定性。另外的原因是，当社会传播更迅猛，社会氛围更苛刻，不敢真实回答的人数就会增加；其次，随着城市居住区越来越封闭，农村家庭越来越空巢化，随机抽样也会更难。令潘绥铭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选择也歪打正着地避开了新冠疫情。

种种迹象表明，属于潘绥铭和他的性社会学时代已经过去了，无论是“红灯区”还是“包二奶”，这些名词也已经不再常用。但事实上，我们仍然位于性革命余晖的延长线上并受其影响。回看这一历程，或许有助于厘清我们今日在性方面仍未解开的难题。

中国的性革命：文革为父，独生子女政策为母

在上世纪90年代，潘绥铭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性革命，这场革命并不是紧随1979年的改革开放发生的，而是经过文革后的过渡恢复期，迟至1985年城市经济改革才出现。当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单位就不再管男女之事，人口流动加剧，私人空间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