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是最需要我们认真且清楚思考的情绪。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生气的事情：在人际关系里，在工作场合中，在高速路上，在飞行旅途中，并且也时常在政治生活中感到愤怒。愤怒有害，但是又普遍存在。尽管人们承认愤怒具有破坏性倾向，但我们还是执着于这种强烈的情感，认为它与自尊和男子气概息息相关（或者对于女性而言，能证明自己的平等）。面对羞辱不发怒被认为是没骨气的表现。传统的观点认为，但你遭受不公时，你有充足的理由使用怒火让别人认清自己的位置，对他们施以惩罚。你可以把这种做法比作足球政治，但不得不承认，无论运动员嘴上怎么说，他们都懂得怎样克服自己的愤怒，实现团队的目标。 

仔细探究愤怒的本质，我们会发现以愤怒主宰人生是愚蠢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愤怒的反思并不完美，但很有用，是悠久的西方反思传统的起点。他认为，当人们发现自己关心的人或事物受到损害，且这份损害并不公正时，就会愤怒。他还说，愤怒使人痛苦，但是也包含着报复的希望。由此不难看出，愤怒的要素包括：重大的伤害，与自己的价值或者关心的人有关，不公平。这些看起来都是对的，没有争议。具有争议的或许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看法：愤怒的人都希冀某种报复，这是愤怒的观念性构成要素之一。换句话说，如果你并不渴望某种形式的报复，那么你的情绪就不是愤怒（也许是悲伤）。

我也认同这一观点。报复心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愿望，被惹怒的人并不一定希望亲手复仇，他可能希望法律代劳，甚至其他某种正义的媒介替他行道。当然这种复仇可能会更简单：一个离婚的女人想像着自己劈腿的丈夫在新的婚姻生活中备受折磨。我们要从更宽泛的角度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被惹气的人多少都有反击的倾向，现代心理学家通过研究也发现了愤怒的两步动作：从痛苦到希望。

问题的关键是报复的观点并不合理。无论不公正的行为是什么——谋杀、强奸、背叛——向犯错者施加痛苦都不能修复失去的东西。我们总是在考虑报复，将伤害合理化为一种惩罚，最终将其正当化，这种黑白颠倒的人性特质需要人们仔细思考。假设我的朋友被强奸了，我自然希望罪犯被逮捕、判刑、惩罚。但这种空想并没有用，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未来修复朋友的生活，并保护她不要再遭遇同样的灾难。从逻辑角度而言，狠狠地惩罚罪犯并不能实现上述目的。这明明是个实证问题，可人们很少按照理性行事：他们总认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才是正确的规则。报复是人性的弱点，代表了一种漏洞百出的世界观。

只有一种情况能将报复合理化，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降级”：一种人身羞辱，只与人们的相对地位有关。此时问题与公正不公正无关，只有报复冒犯者，我才能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只有踩在冒犯者的头上，我才能提高自己的相对地位。如果我只关心自己的地位，那犯错者带来的种种问题便可以一笔勾销。

当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想要愤怒地反击时，她很快会面临三个选择。第一：她只关心地位，仅把不公正的待遇看做和自身地位相关的事。 这种情况下她的报复合理，但她的指导思想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客观上来说是狭隘的。第二：她关注这个不公正的待遇本身（强奸、谋杀等），认为报复冒犯者能把事情变好。此时她的指导思想是正当的，但这种想象并没有意义。第三：如果她理性地拒绝了前两条路，就会注意到第三种选择：关注当下，做些有意义的事，为未来着想。这可能也包括惩罚冒犯者，但惩罚的目的是威慑，而不仅仅是想象。

然而大多数人平时生气的时候，只想着以牙还牙。

简单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当愤怒有意义时，它迫使人们为了地位头破血流，这明显是错误的倾向，因为追求表面性的地位远远没有追求本质价值有意义。当愤怒无意义时，它会帮助人们积极地修复人性的弱点，此时报复倾向就不存在了。我们大可将这种观念的变化看作一种重要的转化。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人们被地位和报复迷惑了双眼，大家都急需这种转化。

部分人的愤怒正在朝好的方向转化，他们的想法是：“气死我了，以后绝对不能发生这种事。” 我们把这种情绪叫做“积极转化愤怒”，它没有其他愤怒造成的恶劣问题。但是大多数人都只会匹夫之怒：他们只希望做错事的人痛苦。转化需要道德的力量以及政治努力。它需要人有远见，以及慷慨、合作的精神。

与愤怒的角逐需要孤独的自我反省。无论这种愤怒是个人问题还是工作相关，甚至是政治问题，我们都需要付出努力，以摆脱思维定式和主流文化的影响。很多伟大的领袖都体会过这种挣扎，尼尔森.曼德拉在他们中应该是资历最深的。他说自己和愤怒是老朋友，不得不与自己的报复欲艰难作战。在27年的牢狱生涯中，他通过积极自律、练习冥想让自己摆脱愤怒的泥潭，努力向前看。罗宾岛的犯人们把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偷运进监狱，学习用耐心抵挡愤怒对人格的腐蚀。

曼德拉下定决心要战胜愤怒。他想建立一个成功的国家，也清楚两股彼此怀疑、憎恨、希望对方不得好死的势力会阻挠他的理想。不管误会有多深，合作都是建国的必需。所以在那间充满恶意的监狱里，他做了在狱友看来非常神经质的事。他学习了南非荷兰语，他研究压迫者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他与狱卒交友，练习合作。如果只盯着过去看，曼德拉的慷慨和友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是为了未来而行动的。

曼德拉过去经常给人们讲一个小寓言：太阳和风在比赛，谁能让一个旅行者脱下他的毯子，谁就获胜。风使劲地吹，但旅人反而把毯子裹得更紧了。之后轮到太阳，它发出温暖又柔和的光芒，温度越来越高，旅人不得不脱掉毯子。借助这个寓言，曼德勒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真正的领袖应放弃报复，携手创造团结向上的美好未来。

曼德拉讲求实际，他没有像甘地那样试图利用个人魅力改变希特勒，他愿意在非暴力尝试失败后有策略地使用暴力。非愤怒并不意味非暴力（甘地完全否定暴力），曼德拉明白建立一个新国家所需要的精神。在策略性的暴力运动的背后，他坚持用转化的视角对待他人，只有不计前嫌，才能创造未来。

当曼德拉的非洲国民大会（ANC）逐步取胜时，成员们按捺不住报复的欲望，他们咽不下以前的气。曼德拉却鼓励人们学会原谅。当非洲国民大会投票决定用自由颂歌取代过去的南非白人国歌时，他说服人们采用了内含自由颂歌（包括三种非洲语言）、南非白人圣歌诗节和英语的结尾章节的版本。当非洲国民大会考虑到英式橄榄球这项运动与种族主义的历史关联，想撤销国家橄榄球队时，曼德拉却支持球队在世界杯中获胜。曼德拉与白人球员建立友谊，让他们成为黑人儿童的老师。当人们纷纷指责他轻信时，他说：“你的责任是与人合作，而非幻想人人都是天使。”

曼德拉的唯一疑问就是：我该如何制造友谊与合作？

曼德拉不仅拒绝报复，还不迷恋地位。他从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从不凭借自己的地位羞辱别人。出狱前，他在过渡牢房里和一名狱卒，也是他的私人厨师进行了一番高谈阔论，话题是：如何洗碗。

曼德拉说：“我有责任消除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可能因为自己不得不服侍一个犯人而产生怨恨，毕竟又是做饭又是刷碗的。当我提出自己洗碗时，他拒绝了，坚持说这是他的工作。我说：‘不，我们应该分担。’ 虽然他是真心坚持，但我强迫他让我来洗。我们后来就成了好朋友。斯瓦特看守是个大好人，我的好朋友。” 

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这个例子看做地位的转换：一个地位尊贵的非洲白人不得不为地位卑贱的非洲国民大会领袖洗碗。也有人会觉得曼德拉报复成功了，作为压迫者一员的看守罪有应得。然而曼德拉从未从这两种角度思考过问题。他唯一疑问就是：如何制造友谊与合作？

尽管曼德拉追求的是政治目标，他的行动却对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启示：友情、婚姻、养育孩子、办公室合作、开车等等。他也启发我们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成功，即一个美好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当我们面对道德和政治的艰难抉择时，我们应理清思路，花时间进行“自我对话”。之后我们才会发现愤怒引发的争论原来如此无力又可悲， 而慷慨和理性所发出的声音却恰恰相反：它强大又优美。

（翻译：冷君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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