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企盼着中国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因为一旦出现以后，热点、焦点都会集中在他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昨日下午，莫言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发布会上这样说道。

久久没有新作面世的莫言最近将自己的全部作品授权给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由浙江文艺出版社逐渐推出“莫言作品全编”，涵盖莫言迄今所创作的全部作品，是莫言所认可的“定稿版”。“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是这套全编推出的第一批作品，囊括了莫言迄今为止的十一部长篇小说；两个月后，“莫言中短篇小说系列”（五种）亦将推出。

在发布会上，莫言依然穿着常穿的马褂，面对着自己的“作品全编”的出版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尽管已经年过六旬，但莫言称自己依然还是有写伟大文学的梦想，“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这种写经典文学的梦想，那么我想我可以搁笔了，正是因为还有这样一种热情，还有这样的实力，还是要写下去。”至于大家期待的新作，莫言称今年可能还是不能完成，但一直在搜集各方面材料，“但愿我的新作出来不会辜负大家的希望”

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将莫言在发布会现场的口述和问答整理了出来，关于自己的创作，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关于当下文学现象，让我们看看莫言说了些什么。

我简单回顾一下文学创作道路。我1981年10月份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印象非常深刻，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在保定市的文学刊物《莲池》双月刊上，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讲，发表处女作是人生当中重大的节日。因为之前我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诗歌、话剧，我把我的文学作品投向全国几十家的刊物，以至于专门到我们部队的邮递员老孙每次见我都很反感，说如果每个单位都有你们这么一个人，我们邮电局就天天给你们送邮件。

这部小说发表以后，我才知道还要给稿费，当我收到72块钱的稿费的时候，真是欣喜若狂。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战士，每月工资是15块钱，然后一下子给了72块钱。那个时候部队的一个连长的工资一个月才52块钱，所以我们部队当时都知道大队的保密员发财了，让我请客。当时在保定买一只马家堡鸡花了10块钱，买了最贵的酒，买了最贵的烟，把战友都叫去，一人吃一块鸡，去的晚的啃一块骨头，大家都非常高兴，觉得我给部队带来光荣。

在处女作发表大喜事的鼓励之下，我继续不断写作，然后连续投稿，然后发表。连续五篇小说，《莲池》双月刊版面有限，后来主编说你能不能往别的出版社投一投，我们不能老发你的。这个时候，我们部队上级机关调我到北京工作，我不愿意离开保定，因为我感觉保定是我的腹地，保定有一个《莲池》，还有一个《山花》。他们说你应该把眼界放宽一点，应该到北京开拓视野。果然我到了北京以后对文学界的接触更多，在《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

总而言之，上个世纪80年代，这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但是当时我们也没有感觉到那个时代有多么黄金，甚至我们感觉到还挺压抑，因为经常说这部小说是因为描写了什么样的情节而被退稿，那部小说因为描写什么情节而被批评等等。现在想起来那时大家确实把文学当做一个重大问题来关注，一个刊物可以发行数百万份，一次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育馆竟然可以卖得坐无虚席，而且还有很多站票，由此可见对文学的关注度很高。

我特别提到让我发生重大创作变化的一个地方：解放军艺术学院。1984年发表十几篇小说以后，正好军艺文学系成立，我报考然后被录取了。尽管只有短短两年学习时间，但是由于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创作基础，我们的老师徐怀中先生用了一种比较新的教学理念安排了我们的课程，不是让我们按部就班地学习什么文学史，而是把全国高校很多著名教授、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各个艺术门类的著名艺术家请到我们学校来，用讲座方式给我们点拨，让我们短时间内接受到信息，使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学的过去，也使我们了解了世界文学的历史，以及世界文学很长时间没有被我们注意到的部分，由此极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提高了我们创作的立足点，使我们把自己的眼光放到一个世界范围之内，把自己的写作立足于一个写经典作品的高度之上，这样一种劲刺激了我们，所以这是在军艺短短两年之内写了80部作品的理由。一边听着课，一边大家互相刺激，互相帮助，互相批评，我们小说写了大家看，大家有的批有的褒，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有时候会用非常率真的语言挖苦别人。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在这样交流切磋的氛围里面，我们的创作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像《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这样的作品都是在军艺两年写出来的，之后在鲁迅文学院跟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研究生班又学了两年多，其中有半年应该是学英语。这半年时间头几个月我还非常认真地学，也背过好几百个英语单词，后来确实经不住写作诱惑，实际上是经不住编辑诱惑。编辑说你学英语不如写小说，学英语干什么，出国有翻译，而且你在中国生活。他把我的学英语热情给浇灭了，现在我经常后悔，后悔当时没有坚持下来，后悔听了某一个编辑的妖言惑众，把英语学得半途而废。当我出国在机场转机，一个人站在机场里面茫茫四顾，目无熟人，航班信息不明，这个时候那种焦虑和痛苦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个编辑，想如果他在我眼前我肯定要扇他一个大耳光。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个时候如果努力一定会学一口好英语。

《酒国》是在鲁迅文学院开始写的，当时跟余华一个房间，那时我身体不好，得跪在桌子上写作。《酒国》写完以后，余华把这个小说背到浙江去，在《江南》刊物上发表。后来我基本精力都是放在长篇写作上，《酒国》之后就是《丰乳肥臀》，然后是《四十一炮》，还有《蛙》，主要在长篇结构上下了工夫。早期我就是写童年记忆，写自己的故乡、风土人情、民间传说，当我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尽管依然以高密东北乡作为背景，但这是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扩展成了一个文学的高密东北乡，我把它当成一个开放的概念，我把发生在世界各地、天南海北各种各样的地方事情都纳入到高密东北乡文学范畴之内。

总而言之，我的写作从1981年发表作品到今天算起来也是35年多，在30多年的时光里面真是应该写更多作品，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也是因为自己的懒惰，就没有写得太多。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让它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每次写的时候都是铆足劲写世界文学的经典，但是往往写着写着就感觉像爬一座高山一样，爬不到顶气就泄了。所以这是对一个作家的毅力、才力、精力的考验。现在人过60，依然还是有写伟大文学的梦想，经常在梦里面一部经典作品要收尾了，也经常在梦里面对自己写出来的句子惊叹，我写的这么好，醒来以后还是没有写了。

但是梦想就是不容易，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这种写经典文学的梦想，那么我想我可以搁笔了，正是因为还有这样一种热情，还有这样的实力，还是要写下去。涉及到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我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今年是第五个年头了，很多次媒体预告了我的新作的内容，甚至是题目和出版时间，至今千呼万唤不出来。今年能不能出来呢？我觉得今年还出不来，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

在这里非常坦率地跟在座朋友和网友说，我一直在努力，而且我一直很努力。尽管确实这几年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去过很多地方，做了很多的演讲，也写了很多杂七杂八的其他文章，但是我对文学的这种梦想的力度没有减弱。我对写经典文学的准备没有停止，我一直在搜集各方面材料，甚至也悄悄地到一些我准备写作的小说里面的人物生活过的地方去做一些调查和采访。总而言之，千方百计做准备，尽量想这个作品写得好一点。但愿我的新作出来不会辜负大家的希望。

一个作家的写作是连续的，不可能完全切断跟他旧作的关系。就像一对父母生养了一群孩子一样，每一个孩子看起来面貌都有差别，但是要找出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完全不可能，因为都是同样的父母生育出来的。所以我的新作，我想应该跟我已经发表的所有的作品都有一种内心的联系，应该有一些永远不会变的东西，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变。但是肯定有一些新的变化，因为时代变了，我也跟着变了。

莫言现场答问实录

我现在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企盼着中国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提问：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心中在想什么？

莫言：好像当年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回答的时候说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因为那样情况下灯光那么强烈，舞台、乐队，旁边坐那么多人，我当时回答就是我在观察，脑子一片空白，实际上脑子一片空白不可能，观察的时候也要用脑细胞指挥自己的眼睛。当时看到坐在舞台上同获诺奖的其他的行业的像化学奖、物理奖的这些人，也看到了我对面坐着瑞典皇家的国王、王后、公主们，另外看台下的观众，看我自己的家人。我感觉到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在北欧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很华贵的讲台上领取全球瞩目的奖确实很不容易，我自己也感觉到很不容易。当然，我内心深处也充满着感激，感激我的读者，感激我的老师，也感激我的亲人和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了四年以后回过头回答这个问题，我多说一点，当时的回答很简单。

提问：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再得诺奖，最看好哪些作家？作为诺奖得主，会做一些帮忙的事情吗？

莫言：我现在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企盼着中国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因为一旦出现以后，热点、焦点都会集中在他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我认为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什么时间会得，我也不是算命先生，当然我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向瑞典学院推荐得奖候选人的权利，我也会好好行使这个权利，但是要保密50年。

提问：我最喜欢的作家是你和贾平凹老师，请问作为已经获奖无数的作家，还有什么创作方面的野心？

莫言：贾平凹是我的大哥，我非常尊重他，虽然坐在一起的机会不多，但是神交久已。我很难忘却80年代从新疆回来，当时跟他还没有见过面，冒然给他拍一个电报，让他去火车站接我那个往事、因为火车晚点8个小时，贾平凹在西安火车站拿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莫言两个字。后来人家说你们把牌子翻过来我就告诉你，你上面写着“莫言”谁敢说话。贾平凹后来还写了文章讲这件事，我看到网友批评我，说莫言这个人太不地道了，让贾平凹等了8个小时也不出现，也不告诉人家。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在火车上也不能拍电报，我下火车以后，充满希望到处张望，看能不能看到贾平凹的身影，同学们说你做什么梦，贾平凹这么大的名气，你没有见过人家，人家怎么可能接你。后来我想也是，他怎么会来接我，互不相识。多年之后在日本看到这篇文章才感觉到老贾真是好人，真去接我。但是后来他没有吃亏，他这篇文章转载了几百次了，也得了很多的稿费。

提问：你在采访中说过，80年代把好人当坏人写，90年代把坏人当好人写，现在把自己当罪人写，请谈谈这三种写法的不同，以及今后是否有新的写法？

莫言：这实际上也是针对一种文学史上的延续的意义，在60、7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学写作实际上先入为主的东西很多，包括那时候的电影以及其他的作品，好人、坏人非常明确，看电影小孩都知道，坏人出来，音乐都变了，连化妆、台词、形象都是丑化的。包括文学里面对正面人物描写和反面人物区别很大，比如说有一副挺拔的身材，浓眉大眼，这样一些词不可能描写到敌人身上去。事实上是这样吗？并不完全是。因为生活当中无论是敌人的队伍还是我们的队伍是各种人都有的。

当时出来写作的时候感觉到应该从这方面突破，我们不能沿袭过去的写法，好人坏人都应该当人来写。甚至应该矫枉过正，应该把好人当坏人写，过去写的好人一点弱点都没有，完全不食人间烟火，永远不会犯错误，永远没有胆怯、卑微。也不是把好人写成坏人，就是写出好人作为人的一面，他的软弱、他的自私，他的怯懦都是有的，无非最后战胜自己。反过来把坏人当好人写也是这个意义，坏人也有好的一面，即便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他有时候也可能会动侧隐之心。他对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属也是充满温情。

慢慢到了90年代以后，就把自己当坏人写，同样是这样一种艺术辩证法。我们一直在观察别人，批评别人，分析别人，但是很少往内看，来分析自己，批评自己。鲁迅为什么伟大？鲁迅就是经常自我拷问，他写一件小事，得进行严酷的自我拷问。不要老是抱怨别人，老是把别人看作是自己的敌人，老是把别人看得比自己差。当然还有更加深刻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有一个内心深处朦胧的地带，往前走光明正大，往后退一步变成一个小人、恶人甚至一个禽兽，在这个意义上讲把自己当做罪人写是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是说一个作家深刻剖析了自我，认识了自我，然后才能够对别人宽容。

今后要沿着这样的想法来写，首先要把人当人写，不要受更多时代、政治以及流行的观点的影响，无论写什么年代的故事，写什么年代的人物，还都是要把人作为自己描写的首要对象。

IP对作家来讲是一件好事

提问：我们知道你有很多有名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还有没有将自己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打算？其次近年来IP成为潮流，众多网络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对现在IP发展你有什么看法？

莫言：我确实有一些作品早年被改编成电影，像《红高粱》，后来还有《白莲花》，张艺谋改编的电影《幸福时光》，当然后面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导演、制片人甚至有演员来谈，始终没有真正地谈妥当。我觉得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是戏剧性很强的，我认为我是对戏剧非常感兴趣的作家。小时候我是看着很多农村地方戏长大的，所以小说里面的场面，对场景的描写，舞台描写，对人物戏剧性的刻画，尤其是注重到人物讲话，应该像台词一样写。也有很多评论家发现，包括一些话剧导演，说是《生死疲劳》里面在西门大院里那一帮喝酒的场景，就是话剧，拿到舞台上演就行了，将来肯定还会有别的小说被导演们改成电影。IP我不是特别知道，我知道是一个综合著作权，会由一个小说改成电影、电视、手游、漫画等等各种各样形式。我觉得这对作家来讲是一件好事，一个作家两个IP够吃好多年的，但是我觉得最根本还是把小说写好，至于什么IP不IP，这不是我的事情。

提问：现在网络小说和各种自媒体平台，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如何看待现在青少年不是太爱看经典作品的现象？在迎合年轻人审美要求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莫言：关于网络文学我表态过很多次了，网络文学没有太成气候的时候我就开始表态，表示热烈地拥护，而且那时候我非常明确地说，我的表态比很多官方表态还要早多了，网络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最根本还是关于文学的定律。写故事，写人物，要使用优美的语言，要寄托高尚的、深刻思想，这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然，发展方式、写作方式不一样，阅读方式也不一样，这些特点不应该是关于文学评判的标准，不能说我用一个标准评判网络文学，用另外一个标准评判传统文学。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由于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改变，导致文学内容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存在的，但是最终网络文学中的最好的东西还是要出成书，我们的书也可能会编到网上去。至于当下其他的用手机阅读、手机写作、微信等等东西，我都是持一种高度认可的欣赏态度，我知道一件事情流行必有道理，我想技术进步为这个奠定了基础。无论怎么变来变去，你还是要把语言弄好。你发一个段子如果不幽默，语言不精炼、不俏皮、不机智也没有人看，还是要玩语言工夫，这是看家本领，我们是玩语言的，或者是靠锤炼语言吃饭的，而一切都是依靠语言本身的魅力才能够流传甚广，把语言弄好，是对网络写手、微信写手、传统写手同样的要求。

提问：微信上有很多打着莫言语录旗号的东西，网友广泛传播，平常关注这些事情吗？

莫言：有一年在朋友的地方吃饭，一个朋友说，我要读一首莫言老师的诗歌献给莫言老师，题目叫做“你若等我该有多好”，然后我说，这要是我写的该有多好。现在互联网确实流传很多这样的诗歌、励志小文、箴言警句、鸡汤类的东西，关于抽烟，关于爱情，关于立志的等等很多，我觉得其实都非常好，我也很感叹这些友人，为什么要把自己这么好的作品放到我的名下呢？万一哪天我把他们结集出版以后，他们会不会来打官司呢？所以我希望这些朋友们赶快正名，把自己的孩子认领回去。要不然哪一天被编成书怎么办？你来认领的话，首先是你侵权了，这个事还挺麻烦的。

翻译中的误读是普遍存在的

提问：有什么作品可以推荐给孩子，很多作家一定时候都会写童话作品，你有没有类似的写作计划？

莫言：每个人都是从儿童成长起来的，也是看着或多或少的儿童文学长起来的，回忆起少年时期读的作品，对我们的想象力、对我们未知的世界产生多么大的作用。我经常想我应该为我的外孙女这一辈写几篇作品，在西安写过一篇大概两万字，后来写不下去了，当然也是因为别的事情中断了。我感觉儿童文学确实还是挺难写的，第一要考虑到儿童的特点，年龄、心理特点，生理特点，阅读特点，不能完全肆无忌惮的写。现在的儿童还跟我们少年时期不一样，为什么写了两万字写不下去了，这个故事依然停留在50年代、60年代的儿童剧的水平之上，什么妖魔鬼怪，人变狐狸，狐狸变人，这些东西现在孩子肯定不感兴趣了。现在孩子从小拿着手机看那么多的儿童作品，所以我觉得我写的东西不如他们，我就不写了。将来是不是能够写这样一点东西，就是成人也能够阅读，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只要有小学阅读能力他也可以读。完全低龄化的，5、6岁的，2、3岁孩子的东西确实是一种专业技术，我写不了。

提问：你的作品被世界关注之后，更多翻译到国外，翻译过程中有没有被文化误读的地方？你觉得中国文学怎么样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被世界关注？

莫言：误读是普遍存在的，不要说是翻译过程当中被翻译误读，翻译完被外面读者误读，即便在我们中国，我的小说也可能被误读，这个也是文学吸引人的地方，可以有多种阐释，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状况，对这个作品做出自己的阐释。比如说我写的一些答案不太明确的小说，像《怀抱鲜花女人》，像《木匠与狗》，这些小说没有明确的答案，很多读者在网上留言问到底要写什么，到底最后结果如何。

语言翻译过程实际上很艰难，不但是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也是文化的深层交流。一个翻译家即便讲一口流畅的汉语，普通话讲的很标准，但是让他翻译我的小说我估计难度也很大。因为我的描写有很多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生活，写那个时代的人讲话，有那个时代的背景。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民公社，我们这个年龄50年代出生的人不要解释，对80年代的人出生的人解释起来有一点困难。对现在的小孩儿讲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红卫兵，走私派，抓革命，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完全是一种陌生的文化符号，要加很多注释。国外的人根本不了解这些东西，由于我的作品当中大量充满这样一种时代的文化符号、时代的语言、时代所创造的所流行的一些词语，这样误读是难免的。

当然我比较幸运，起码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的这些主要的欧洲比较大的语言的翻译，还确实是比较精道的。

提问：写作会面临一个问题是思维枯竭，你会怎么寻找灵感？

莫言：首先应该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就是我在动笔之前就想一定要创新，一定要写一部跟过去的作品不一样的作品。当然写的过程当中就像人走熟了一个道，不知不觉顺过去了，努力提醒自己，纠正自己，强烈创新意识，逼着自己走艰难的、危险的道路。

第二，要善于学习别人，我们这个年纪你说下到农村去，下到工厂去，长时间生活，跟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也不现实，即便努力争取，从年龄人家也不会让你这样那样，最主要的学习就是通过阅读学习。我当然不是鼓励大家抄别人的东西，但是要从别人的东西里面举一反三。你看到人家写这样一个故事，马上由此联想到另外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从哪里受到启发，别人看不出来的，应该善于做这样一种学习借鉴。

有人发现肖洛霍夫《一个人的命运》是抄写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们都读了，根本想不到这两个小说怎么有借鉴和学习的关系，但是一点破以后，你想《老人与海》，一个老人在海上跟一群鲨鱼搏斗，最后一无所有，拿着一个鲨鱼的骨架回去。再想想《一个人的命运》，从家庭，抓去做战俘，儿子、老婆，什么都没有了，最后收养了一个小孩儿跟自己相依为命，真是有一点的相似性。所以我们应该在阅读当中向海明威学习这种精神，构想出自己新的具有创新性的故事。

再一个就是善于向别的艺术门类学习，我说我从杂技里面得到了灵感构思了一个小说，别人也不会相信，但是事实上这种事是存在的。当你看到一个芭蕾舞演员站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女演员表演芭蕾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在欣赏这样一个芭蕾舞，西方艺术和中国杂技结合的节目，而会想到我们的小说。我们的小说里面能不能产生这样一种嫁接，就是像芭蕾舞一样站到杂技演员肩上一样，所以这样门类的艺术，像音乐、舞蹈、美术、电影、电视都可以变成小说创新的刺激力和想象力产生的源头。总之这个事情要详细说，很难说得很准确，每个人思维都是非常难以揭示的过程。我们老是不相信计算机能代替人脑，想象就是计算机不如脑袋。我不相信有一台计算机看了《老人与海》能够写出《一个人的命运》来，这是人脑在艺术思维方面，绝对不会让计算机模仿。

（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莫言本人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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