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爷爷南巡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已经落后1000年了，我们现在必须改革了。”

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在唐朝时还是发展得很不错的，那么让我们先来谈谈，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

人们常说“大分流起源于工业革命”。从理论上来讲，一般将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工业革命作为一个分水岭。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地的收入都所差无几，而工业革命后，贫富国家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形成了现在世界格局的雏形。

但是理论往往经不起现实的推敲。有关专家将18—20世纪北上广三个主要城市的非技术工人工资数据收集起来进行了分析，发现北上广这三个城市的非技术工人实际工资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落伍，只达到伦敦的三分之一左右。

如果将结论中，中国底层工人的实际工资换算成生存所必需的卡路里热量和蛋白质的话，那他们刚刚达到温饱线。工业革命的出现，只是更加扩大了中国和先进国家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而更加重要的是，之前相对落后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及时搭上了工业革命这趟快车，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在19—20世纪迅速提高，超过了相对停滞的中国。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在18—20世纪有两次分流，一次在工业革命前，第二次在之后。

除了工资以外，GDP应该是最全面的一个指标，但是这对历史数据的要求太高，因此专家们选用了“身高”这一指标来作为长期生活水平的衡量标准。通过研究后发现，在太平天国时期出生的人身高普遍要矮一点，晚清时出生的中国人身高也略有降低，而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身高反而有些恢复和提高。

证明身高这一标准有效的另一个例子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的身高虽然水平很低，但趋势一直都是上升的，反应了当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力资本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衡量标准。但是如何测量中国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特别是识字率和数数的能力，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在国际上有一种以所谓“年龄堆积”作为一个指标的研究方法：假如一个人不能正确数数的话，他比较倾向于把自己的年龄报成整数，比如年龄大致在20、25、30岁左右，而不是确切的年龄。通过对大样本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的数数能力远高于土耳其、印度等与其生活水平相仿的国家，甚至接近于发达欧洲国家的水平。

还有其他研究成果，比如18—19世纪中国各地的命案率低于欧洲，利息数据比发达的欧洲地区要高得多等等。所有这些长时段的量化研究结果，可以拼出一幅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经济的总图：一个普通民众达到基本温饱，社会相对安定和平，有相当的人力资本基础，但资本却相对匮乏的社会。

那么，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落伍。

关于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落伍这个问题，相信不同领域的学者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中西方地理资源禀赋的差异，也有人将之归于西方的海外殖民与中国的闭关锁国，还有人将西方科学的兴起与中国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对比。但你是否想过，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对长期经济发展其实也是有影响的。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特点是绝对的君主王权。而这一制度对传统中国的产权、法律、市场、金融体系、人力资本等都有根本性的影响。

让我们以清朝为例。实证表明，十八世纪的清朝，尽管皇帝的权力名义上是无限，但正式中央税收少得可怜。而反观皇权被宪政制约的荷兰和英国，他们的国家税收则远远高于清朝的税收。

同时，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像西方，特别是荷兰和英国那么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政府的公债制度和市场。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重要的是国会对皇权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其国债的发行纳入了法制与市场的轨道之内，而不是靠政府的强权推行。所以说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世纪有了一场财政与金融的革命，而十八世纪的清朝，则走入了一个相反的均衡路径。

换言之，中国的清帝国形式上的低税，和有限度的半合法的苛捐杂税及权利腐败，对以维持大一统的政治稳定这一目标来说，是一个有很大合理性的制度设计，但会抑止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的可能性。

与之相反的，是北洋政府时期。当时，西方在中国，特别是上海设立了公共租界，这催生了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工部局相当于一个西方精英商人自治政府，这使得法制和市场规律成为了两条最重要的主线。因此，租界成为了包括中国民族资本银行在内的银行和金融业的聚集地。这令中国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控制。

其中较为出名的，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1916年利用租界的法庭成功地抵制了段祺瑞政府为财政目的而发出的银行纸币停兑令，为以后中国民族银行业的独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另一个相关机构则是中国海关。海关在太平天国的动乱中被外人掌控，但由此也发展成一个高度独立、清廉和规制化的文官体系。因为较少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扰，海关的关税成为了北洋政府时期最稳定的税源，也成为了北洋政府内外公债最可靠的抵押。

这些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机制，反而给北洋政府的公债带来信誉。由于政府的公债可以作为银行发行纸币的一部分的抵押，更开启了这一时期由私营银行主导的金融革命。

1917至1937年，中国的总货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五，而纸币增长率超过了9%，远远高于同时期年均低于2%的GDP增长率，而当时的物价也相当稳定。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都在于没有政府垄断、有稳健的私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可以说，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实现了一个自下而上、由民间力量主导的金融与财政革命。

综上所述，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