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能向你倾诉所有心声，我还从来没有向谁打开过心扉；我希望你能给我最大的安慰和支持。”

1942年6月12日，安妮·弗兰克在13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一本日记本作为礼物，在扉页上她写下了这段文字，向她虚构的朋友凯蒂写信谈论学校、朋友和她的生活。当时的她没有预料到，三周后她的生活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生活的巨变早已开始酝酿。1940年5月，德军入侵并迅速占领了荷兰，新成立的纳粹政府开始严格实行限制性和歧视性法律迫害犹太人。身为犹太儿童的安妮只能转学去犹太学校，而他父亲奥托·弗兰克为了避免自己的香料批发公司Pectacon作为犹太人企业被政府没收而将全部资产转移给他人。

1942年7月，安妮的姐姐玛戈·弗兰克收到了一份由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发送的征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劳动营报告。为此，弗兰克全家决定迁到奥托·弗兰克公司的办公楼三楼与四楼，以书柜挡住出入口以避开耳目，开始过着隐蔽的生活。他们同时与范·佩尔斯一家及牙医弗里茨·菲菲一起藏匿，在那个被弗兰克一家称为“后宅”的地方藏匿人数多达8人。

安妮在密室里生活了两年多。在此期间，安妮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和对写作的热爱。1944年3月28日，她从伦敦广播中听到消息说，荷兰政府将会在战后收集人们的日记。她由此决定将日记进行改写、编辑、润饰，删去她认为不够有趣的部分，并且靠回忆增加一些内容。希望以后会出版成书。她甚至还想好了书名：《密室》。

日记在1944年8月1日戛然而止。三天后，德国及荷兰警察从告密者得到线报，“后宅”的居民被悉数送往荷兰韦斯特博克集中营，而安妮姐妹最后被转送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1945年3月，安妮在集中营中死于斑疹伤寒。

“我将成为一名记者或者作家吗？我希望如此，真的，我非常希望实现这个愿望，因为我可以通过写作记录一切，包括我所有的思想、理想和幻想。”1944年4月5日，安妮在日记本中写下这句话。虽然这位16岁即命陨的少女没能来得及实现她的这个愿望，但在战后，她的日记和人生故事却被广为流传，为世人所知。1999年，安妮入选《时代》杂志“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

而在安妮写下这一心愿的73年后，她的思想、理想和幻想漂洋过海来到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摩西会堂。1月23日，“安妮·弗兰克：历史的见证”展览正式开幕。展览包括安妮童年时期在法兰克福及阿姆斯特丹生活的照片，并向公众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社区的生活情况。此次展览由“安妮之家”（Anne Frank Huis，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旁，是一间纪念犹太人安妮·法兰克的博物馆）负责策划，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及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共同出资，旨在于1月27日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暨奥斯维辛集中营72周年解放日来临之际，向参观者展示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对个人与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创伤。

“当我想到这个展览开幕式的时候我曾经问过自己，安妮如果知道她写完日记最后篇章的73年之后，她的故事和生活在上海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她会怎么想？”荷兰总领事艾小安（Anneke Adema）在开幕式致辞中说，“在读完她的日记，知道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或作家的时候，我们可能不难理解，但是这一点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然而我们知道的是，如此有才华却命运悲惨的小女孩向世人传递的信息，一个不容被遗忘的信息，那就是种族歧视、冷漠、缺乏勇气可以摧毁个人与家庭。”

“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里，又创造了新的安妮·弗兰克呢？年轻的充满希望的聪明的女孩子们，可能她们不再用笔记本来记录，而是用社交媒体来表达她们的讯息。”她说。

当族群意识走到极端，种族歧视的狂暴就会被瞬间释放，吞噬他人。百年来犹太人颠沛流离、并在二战期间遭受重创即是其中最引人深思的一个例子。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在《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中警告世人，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仍然不能放松对族群认同的警惕意识，思考如何避免其负面的毁灭性力量：

“长期观察基本群体认同的本质与功能，将不难发现，人我之分的情节根本就是与生俱来。族群意识不仅区分人我，而且切割人我。它为人我之别的感情因素提供价值基础，并在与别人接触的过程中形成相当程度的冷酷与暴力。在族群的特许或强制下，伴随着权力的支配——亦即谁支配谁，以及如何支配——敌对意识也就表露无遗。族群之间，只要在关联与血缘上有足够的区隔性，猜疑、恐惧、敌意与暴力便很难免，而暴力的程度则视彼此的政治关系与利益互动而定，从漠不关心到剥削、轻视、压榨甚至屠杀，不一而足。”

本次展览为期一年，将持续至201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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