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家，你见到的是怎样的父亲？在觥筹交错之间，在团聚交流之时，你是否曾想到父亲之于家庭、之于你的意义？除了养家糊口的顶梁柱，“父亲”一词本身还有更多意涵吗？当我们在父亲节那天频频说起“父爱如山”一词，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感触或形容，这背后的原因又在哪里？父亲从何时起开始失去“神性”和传授价值观的任务，而单纯成为一个“养家糊口者”？经济收入和养家能力是评价父亲的唯一标准吗？这一标准已深入后代的理性甚至隐身于自我无法认知的角落了吗？子辈反叛的根源，究竟是市场运作逻辑被带入家庭，还是道德价值的更新换代呢？离婚与失去子女，对于一位父亲而言，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意大利心理分析家鲁格·肇嘉（Luigi Zoja）以《父性》一书回应了上述问题。通过分析从古典时代到当今时代的父亲意象，鲁格·肇嘉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父性的起源与进化过程。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穿越历史而变迁的社会构建，在今天，“父亲”这一身份正面临危机。

父权制的结构与新教气质有着不同程度的严苛性，在国父们创立美国时，两者结合在一起。在与孩子的关系中，父亲的主要任务是教给孩子价值观。这实质上起着宗教的作用。人们带着宗教的狂热相信，尽管父亲有工作职责，父亲（而不是母亲）还是能够独自教育孩子。因此，在不经常分离的情况下，孩子通常被交托给父亲。

19世纪带来了一场伟大的变革。工业革命迫使许多父亲远离家庭，离开的时间比以往更长，以便能够坚持工作，这一情形导致了一种新的心理状态的出现。人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肯定与积累财富的机会。新教精神以及美国社会的巨大流动性，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新局面，远远超过在欧洲能做到的程度。随着20世纪的到来，这一转变已完成。父亲的主要任务不再是传授价值观，相反，他成了一个“养家糊口者”。

 20世纪，欧洲与美国同时加固了“养家糊口者”这一父亲形象。客观地来看，“养家糊口者”似乎是现今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父亲榜样，并已出口至发展中国家。它受到市场经济的支持，没有为心理学以及女权主义的要求留下太多空间。这样的父亲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非常少，但他通常对此没有太多的内疚感；在他失去获取经济收入的机会之时（尽管失去机会并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或因为他缺乏进取心），他更有可能体验到内疚感。

养家糊口者的理想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倒退，似乎令人回忆起人类最初的狩猎者——采集者社会，父亲总是离开家，离开家庭成员很长一段时间，只关心带回数量尽可能多的食物。这样做他就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是，当现代的养家糊口者重新出现时，他没有点亮仪式的火焰，也没有唤醒狩猎者的意象：他没有带回一只流血的野鹿，而是将脏乱的衣服扔在门槛上。没有那些古老意象的帮助，孩子评价父亲的唯一途径存在于理性中——表示他买了多少或卖了多少的抽象图表——孩子已体验不到父亲回家时的那种特别的情感。

我们知道，父亲必须通过展现自身的力量来赢得孩子的爱。孩子仰望着父亲，似乎他是动物，在这群动物中，雄性相互争个你死我活。与母亲相比，人们期待父亲能更熟悉这个社会，更了解它及其丛林法则，父亲应该知道，不能对它屈服，也不能只表现善良、公正的一面。相似的期待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古老，在今天，在孩子眼中，父亲的意象就是一个养家糊口者，与父亲对于自己的理想一致。孩子需要一个胜利者的父亲，而父亲想要使自己在通行的市场游戏中获胜。两种态度是互补的，并相互支持。对于养家糊口者这一理想形象的肯定，也加强了父亲处境的悖论性。

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悖论”？因为父亲是文明的产物，在动物世界中并不存在，然而他们的孩子却要求他们坚持一种动物的行为模式。只要父亲的作用主要在于教给孩子价值观，他能给予孩子的教育就可以使尘世法则从属于更伟大的神圣公正的法则。当父亲变成养家糊口者时，一切发生了变化。

父亲的身份比以往更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在市场上的成功。物质上的成功似乎比道德正直更加恰当。伴随工业革命出现了不健康的父亲，这一现象更多是社会的而不是伦理的失败，这并不是偶然的：欧洲的工人沉湎于酗酒，然后是美国黑人聚居区失业父亲的沉沦。伴随着这种恶性循环，这些被废黜的一家之主，失去的不只是社会对他们的尊重，还有他们自己的自尊。当代家庭认同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心理状态。

母亲在等级上的位置曾经处于父亲与孩子之间。她没有权利去评判父亲，而且，如果类似的情况发生，她所诉诸的标准是有关道德的，而与成功无关。在今天大多数美国家庭中，她也变成一个养家糊口者。在欧洲，这一现象不那么普遍，但并不是因为这一理想模式不那么普及，而是因为欧洲有更高的失业率。欧洲的新价值的转换已经完成。自然而然地，在这一点上，母亲也因为没有获得成功而失去了孩子对她的尊重。但是。这并没有反映出评价母性功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完全相反，这反映出母亲已承担了父亲的功能。我们论述的情况是，母亲同时也是父亲。她也是狩猎者，尽管战利品只是工资收入；她也是狩猎者，尽管因为她是女人而打破了传统。

我们知道，即使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父母的焦虑也会影响到孩子。因此，父亲未能成功，孩子们收回了他们对父亲的尊敬与爱，父亲也失去了对自己的尊重与爱。当社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传统的伦理法则衰弱了，而养家糊口者的伦理却站稳了脚跟。它与经济相关联，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强化了“父亲的悖论”，并讽刺性地转过来反对父亲，正是他首先将这一伦理带入了家庭中。这一伦理与市场的关联导致它更多地去按照市场周期运作，而不是去回应道德价值。作为全球化的结果，“养家糊口的父亲”由西方出口至发展中国家，在那里，父亲的道德角色很可能再延续一段时间。

一个传输价值观念的父亲几乎从未失去孩子对他的尊敬：他只对上帝负责，而只有上帝才能从他身上收回尊敬。今天的父亲对社会负责，对社会的衡量标准负责，而这一衡量标准连青少年都知道如何运用。今天的父亲可以在任何时候被孩子评判，历史上，以前从未有这样的情形。这一新的“道德”法则源于经济法则，它对父亲意象的损耗，超过了任何国家法律对他权利和特权的剥夺。所有的父亲都曾直接拥有上天赋予的权威。今天，他们必须相互争斗才能赢得它，有的人获得了这一权威，却是从其他人身上夺过来的。即使父亲的法则也已经不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的了。

从教育者到养家糊口者，这一角色过渡不是简单的一种功能取代另一种功能的问题，对于孩子而言，差别不仅在于这一新的功能使父亲远离家园。用存在主义的术语来说，两种类型的父亲站在不同的平面上。他们被19世纪的一场哲学革命分开，我们称之为“上帝的死亡”。在革命前，父亲是精神上和形而上的存在，而后他仅仅是物质上的存在，能提供的只有物质上的关心：养家糊口者为他青春期的孩子们提供金钱；而那些“新型父亲”则关心孩子生命早期阶段的身体需求。

上帝死亡后，父亲不再是天父的代理人；他也不再是连接尘世与彼岸链条中最开始的那一环。他只是生活在尘世间，而尘世就是与其他父亲，同时也与母亲、与孩子竞争的地方。他所代表的价值不再是“超验的”，而是经济的，即世俗的、日常的价值。这些价值属于孩子所居住的世界，而我们记得，这个世界与那个孩子被高高举起的世界是同一个。父亲不再是一个精神意象。他的意象不再是严峻的。作为理想的父亲已经变得模糊，人们只能看见作为血肉之躯的父亲。随着时光的流逝，父亲意象的缺失在孩子们的想象中占据了稳定的位置，转变成缺席的父亲的意象，因为原型需要借助意象才能存在。

如果父亲的存在已完全物质化，他能够去责备孩子不再把他当权威尊重，而回到同龄群体中吗？这样的批评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故事：在上游喝水的狼却责怪在下游喝水的小羊羔弄脏了水。正如河流总是由上往下流，事物总是从父亲传递给孩子。在现代化进程中，正是父亲遵从经济环境的规则，在他们的孩子之前——首先在同辈竞争中站稳了脚跟。他们在公众场合的相互对峙，使他们反过来与孩子们对峙：等级制度不再是既定的、神圣的，而是临时建立的，无论何时只要有需要，它会基于利益上考虑建立起来。男性青少年因此很容易就回到同龄群体中，因为他们的父亲已经悄无声息地这样做了。年轻男性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为了选择女人，而父亲之间的竞争是为了能养活他们选好的女人，以及女人为他们所生的孩子。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过去半个世纪的新发展已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用代系的术语来说，欧洲与美国学生的反叛是儿子群体对父亲权威的反抗。但用原型意象的术语来说，他们首先在尝试颠覆那些将经济竞争视为社会主导原则的典范。这就是说，这是对兽群意象的拒绝，这一兽群没有去找寻更高的次序，而是诉诸武力，不断重建等级秩序。这些反叛表达了对以形而上学的价值为支撑的社会的怀旧之情，是对当代社会的抗议。因为在当今社会，父亲与其他人，并不是父亲与父亲的关系，而是狼与狼的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正是儿子和女儿——即使是通过无意识的、暴力而粗俗的方式——具体地表达出对这一横向关系模式的反对立场，而这一关系模式，已经主宰了欧洲和美国。

在过去的几十年，青年一直保持着沉默。进入成人期之后，他们也成为横向运行的社会的一部分，这个社会以可客观衡量的成功原则来取代道德价值：社会已经被他们的父亲占据，而他们还没有遭到新一代的反叛。正如弗洛伊德观察到的，我们称之为超我的内在权威本应代表道德，却秘密地倾向于尊重胜利者法则：如果成功了，即使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我也不会受谴责；如果我失败了，尽管我的行为是道德的，我也会抑郁，心怀负疚感。在这种无意识偏见的支持下，新的成功取向的“父性”法则成功上位，广为传播，而柏林墙的倒塌证明了其历史合理性。

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崛起、共产主义的崩溃，是东欧向市场经济竞争原则转变的结果，既是政治事件，也是心理事件：父亲在地球上的任务就是当一个养家糊口者，已经得到了全球的公认。国家现今的任务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承担父亲的责任，提供一套体系让无数父亲相互争斗，国家是仲裁者。在这个伟大而文明且基本民主的西方后现代时代里，最古老的罪行已被重复千百万次：不是该隐杀死亚伯的罪行——尽管个性不同，但他们是兄弟——而是更残忍的阿碦琉斯杀死赫克托尔的罪行。谋杀兄弟了，还留下另外一个幸存者；而谋杀了赫克托尔这个父性英雄，只有那些竞争性的、前父性的男性才能幸存下来。

父亲之所以成为父亲，是因为他有一份收入，还是因为有孩子？他知道，评价他的基础是成功，既作为一个工作者，又作为一个父亲，从那些离婚的父亲中，可以清楚也看到这一点，现在离婚的父亲几乎已占父亲总数的一半，而且很快将成为大多数。

通常，离婚会让父亲失去孩子。对于那些不会因此感到极大痛苦的父亲来说，他会很快再一次成为养家糊口者，以便能支付新的开支，也能为他自己创造新的生活，并从他刚刚获得的自由中获益。对于那些深爱孩子的父亲来说，他也必须做出同样的行为：他需要更多的钱来讨好前妻，他要通过前妻才能联系孩子，维系孩子对他的尊重。做一个养家糊口者成了他减轻负疚感的方式，这种负疚感与他对他们的爱交织在一起。 

对离婚现象的研究，大多关注离婚给孩子带来的问题。但观察者也记录了一种经常折磨父亲的心理痛苦。当父亲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孩子时会出现不情愿的孩子缺失症状。很不幸，这一研究并不详尽。

这种折磨的主要形式是抑郁。它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依然在无意识层面：常常是这样，父亲甚至没有意识到，失去孩子就是他抑郁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他已察觉到两者的联系，但并没有试着加强与孩子的联系来改善这一状况。这是一种新的情况，过去是儿子（比如忒勒马科斯）去寻找远方的父亲，因此，对父亲寻找孩子来说，没有仪式或传统引导。单个的父亲或者是找到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或者是压抑了这一问题。

失去了有意义的关系，这常常是痛苦的根源。也可以从更广的层面来看，看看周围的世界是否强化了分离的痛苦。如果主流价值观依然强调成功，那么那些与孩子联结很深的离异父亲——不可避免地，他们就是那些最容易内疚的父亲——会盲目地内化这种价值观（他是否能理性地检视这些价值观，并没有什么不同）并迎合它们，因此强化了他从超我那里听到的谴责：“你不知道怎样得到孩子们，这是你失去他们的原因。”父亲在自尊方面的危机，在客观事实中找到了确证。父亲不会觉得失去孩子是因为自己犯了道德上的错误（虽然这是可以弥补的），而会认为是自己的无能受到了惩罚。内心的谴责在四个方面提醒他：首先，肉体上的生殖是不够的，他的责任是选择他的孩子，继续为孩子拼杀；另外，我们竞争性的文化从不认为任何事物是不可逆的：你可以赢回你的孩子，或者失去你的孩子。离异父亲的心理不适成了恶性循环的一部分。他发现很难打破这一循环，因为除了他自身的情况造成了这一痛苦，它还被两种现象强化，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父性的普遍坍塌，而离异父亲的故事是其中的一部分；物质上的成功凌驾于伦理上的成功，这一价值观取得全面的霸权。父亲觉得受到了羞辱，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职责削减为只是提供经济支持。他并不知道，虽然在他离婚前的生活中，他更多的就是一个经济支持者——基本上所有父亲都是这样生活的，然而，经济支持问题只是那个必定会沉没的岛屿的露出水面的部分。

因此，对主流价值观的第一次拒绝并不能归咎于新的年轻一代。历史将这一新的发展摆在他们面前，最直接的是工业革命，间接的是之前发生的美国革命及法国大革命，尽管它们是以正义与兄弟情谊的名义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进步元素，只要我们尝到了它的果实，就不会遗憾。将人类从一个优秀的却又过度专权的权威——父亲、国王、上帝——之下解放出来，使得人们处于相同的平面上，被赋予了同等的权利，然而也释放了以前没有机会存在的竞争。

群体（the pack）与团体（community）不同，群体是由相互平等的、频繁来往的人所组成的，没有高人一等的权威，没有父亲。它也需要等级制度，来避免其成员在相互竞争中自我毁灭。但是其等级不基于任何真正的权威，比如代际关系的权威；其次序仅仅是实力的排序：从最弱小的个体向上至排在第一位的男性。每一个都比身后的那个要强一点点。这些力量不是在群体内部运用的，而是累积起来，指向外部。

在这里，我们对真正的兽群动物的本性并不感兴趣，只是想了解导致两个没有父亲的儿子，比如匹诺曹和鲁西格鲁鲁，结成联盟的元素是什么。在这个经典的童话故事中，匹诺曹是一个不完整的儿子。一方面，他没有母亲：后来，一位仙女成了他的养母，但无关紧要。另一方面，他没有父亲：很明显，盖比特希望他成为他的儿子——他选择了他，就像一个父亲那样——但他只是用木头将匹诺曹雕刻出来，没有能力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他是一个蹩脚的木匠，对儿子没有真正的权威，因为他无能为力，也没有钱。

匹诺曹固执地拒绝上学，抵制所有的职责与权威，直至遇到了一个比他年龄大、体型大的男孩鲁西格鲁鲁，他更具叛逆性，且充满自信。匹诺曹立刻心甘情愿地跟随他。鲁西格鲁鲁没有权威性的知识或经验来保护他，鲁西格鲁鲁不能提供任何教诲，也不能提供一个可内化的内在权威的形象。匹诺曹与鲁西格鲁鲁经历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冒险，醉心于力量的增长感中。他们的路通向地狱，遭到一种高度象征性的惩罚：变形为动物，而且是不能自由奔跑的动物。他们变成了驴子，而在那时，驴子是所有动物中被剥削得最厉害的。 

彼得·哈特林（Peter Hartling）是一个德国作家，他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却是现代的，真实且带自传性质。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很鄙视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举止温柔、言语温和的律师，他却喜欢“少年希特勒”组织中年长一些的、更具攻击性的男孩典范，而他理想中的父亲就是希特勒本身。在战争结束时，父亲被红军抓走，再也没有回来。父亲死后，作家对父亲进行了调查，以纪念离他记忆越来越远的父亲。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被揭示出来，他发现许多自己视为常人的客户都是犹太人和反对纳粹主义的人，而他那懦弱的律师父亲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辩护。这个“非英雄”的资产阶级绅士，正是男孩一直苦苦寻觅而未能发现的英雄，直到他哀悼父亲的去世，他才得知。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不仅是反动的、家长式的意识形态，它们还是这样一场运动：将一群群的鲁西格鲁鲁收入囊中，并将他们的攻击性指向他们的父亲。 

匹诺曹与鲁西格鲁鲁深深地打击了我们，因为他们代表了两个无父亲的孩子快乐、无目的的即兴联盟。小木偶的鼻子可以变长，单说这一点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简单的故事会如此成功。我们可能会好奇，这个故事是否提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预见，预见了今天的年轻男性的状况，而这正是目前我们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本文节选自《父性》（[意]鲁格·肇嘉（Luigi Zoja）著 / 张敏 译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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