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一篇关于“上海女孩逃饭门”的帖子引爆了社交媒体：一个上海女孩跟随男友回到他位于江西农村的家里过年，看到年夜饭之后，她“整个人都崩溃了”，并连夜逃回上海。帖子后来被证实为精心策划的网络谣言，然而她却不出意料地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痛点，让这个虚构的上海女孩和屏幕前无数自我代入的城市女孩落荒而逃的，不仅是斑驳的桌板、油腻的饭菜、参差不齐的餐具，更是一个初次在她们面前展开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被坚固的城乡壁垒遮蔽的农村，这里，是被他们唾弃的“凤凰男”和他的家人朝夕相对的日常。

今年春节，演员郭晓冬的妻子程莉莎在微博发表长文，回忆了自己第一次跟随农村出身的郭晓冬回老家过年的情景，称自己坐在院子里接受亲戚们的“检阅”，女性长辈担心她太瘦没法生育并塞了“神奇的药丸”给她；还有女人不能上桌吃饭，家里的老人为了照顾她才特批她坐在老公旁边吃饭等等。在文末她呼吁“深爱着农村小伙的城里姑娘”：“爱她，就陪他回村里过年”。她的这篇博文与去年的“逃饭门”一样，快准狠地戳到了网友最敏感的神经。

巧合的是，在演员郭晓冬的众多银幕形象中，最深入人心的大概就是他在电视剧《新结婚时代》中扮演的“凤凰男”，可以说，这部电视剧开启了影视作品中“凤凰男”形象的先河，塑造了很多城市女孩对“凤凰男”的刻板印象。剧中嫁给凤凰男的城市女孩面临的各种家庭矛盾——丈夫愚孝、亲戚借钱、性别歧视、生育压力等等都使她们的婚姻危机重重。影视作品、网络热帖，还有这两年格外流行的“返乡书写”中的乡村家庭生活是真实的吗？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市场经济冲击的农村是否已经移风易俗？

人类学家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一书中，根据他12年间对其故乡黑龙江省下岬村先后7次的田野调查，呈现了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和私人生活经历的双重变化：一方面是家庭的“非制度化”，过去作为一种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制度的家庭，如今逐渐演变为私人生活的中心和个人避风港；另一方面，在家庭成为私人圣地的同事，家庭内部的各个成员也开始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私人空间。书中的很多观点，也许可以为人们对于农村家庭生活的诸多疑虑和揣测提供一些答案。

“爷爷变孙子”和“妇女上了天”

阎云翔在下岬村做田野调查期间，村里发生了一起老人自杀事件。64岁的老李性格粗暴蛮横，在妻子去世之后跟随小儿子一家一起生活，然而他在小儿子家依旧横行霸道，引起了儿媳妇的不满。他把家庭矛盾闹到村政府去，村干部非但没有偏袒他，反而听了儿媳妇的话，批评了老李蛮横的行为，老李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了。

通过分析老李自杀的案例，阎云翔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老李家的权力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下一代手中，传统的父权制大家庭在下岬村已经开始瓦解；其次，儿媳妇在与公公的争执中得到了村里人甚至村干部的道义支持，即便在老李自杀之后，人们也没有完全归罪于她；最后，一些村民在访谈中表示，如果大家庭出现矛盾，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父母就不应该再跟子女住在一起。

事实上，主干家庭（即大家庭）的解体和核心家庭的增多在下岬村这样的北方农村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现象。尽管大家庭在经济上更有优势，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的农村年轻人还是选择了核心家庭，在阎云翔看来，这是出于一种对亲密、平等的理想夫妻关系的追求。而即便在主干家庭中，家庭内部关系与性别的角色分工也已经被重新定义，家庭的权力中心从老一代转移到了年轻一代，而夫妻之间，妻子的地位和话语权也明显提升。

正如村里的老人所说，过去半个世纪村里其实只有两种变化：“爷爷变孙子”和“妇女上了天”。“爷爷变孙子”指的是父母相对于子女权力的下降，年青一代自主性的上升；“妇女上了天”则是从“妇女能顶半边天”脱胎而来，但却是在抱怨妇女地位的巨大改变。

国家政策对于推动这两种变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经济市场化的90年代里，为家庭建立关系网、获取各种信息的能力变得日益重要。一家之长必须在外人看来有模有样，懂得如何穿着，会说话，会拉关系，过去大家庭里那种老式的父权家长就不再能胜任了。因此，年老的父母成了年轻夫妻的附庸，对家庭资源配置无权置喙，甚至会帮子女分担家务。为了维持住大家庭，许多父母都特别注意和成年子女沟通，重视他们的意见，满足他们的要求。

另一方面，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赋予了女性提出离婚的权力，很多农村妇女在遇到家庭矛盾时会用离婚恐吓男人，丈夫便胆小了，家暴的现象也随之减少，因为再次结婚的花费太高，大约相当于五年的收入，大部分男人承担不起。改革开放之后，妇女对家庭的贡献也更大了，男人不断到城里去打工，留在村里的妇女比集体化的时代更加辛苦，所有的农活、家务事再加上抚养孩子的责任全都落到了她们身上，这也直接导致了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

那么，在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儿子在婆媳矛盾中会向着谁呢？在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父子关系为人伦中的主轴，夫妻关系为配轴，中国家庭像企业一样运作，强调秩序和效率，情感诉求往往受到抑制。因此，在父权盛行、父子关系是家庭核心的时代，结了婚的儿子基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子。然而阎云翔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绝大部分父母都会抱怨儿子偏向妻子，而多数已婚儿子的态度却是依情势而定，谁占理就支持谁。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过去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家庭模式正在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与父子关系平起平坐的夫妻关系。

“谁能上桌”与“如何睡炕”

除了家庭结构的变化，阎云翔还专门研究了下岬村农户住宅结构的变化。住宅不仅是物理上的空间，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在房屋结构的背后蕴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空间原则，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原则来组织日常生活和界定人际关系的，因此，住宅空间的变化也是私人生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世纪上半叶，下岬村住宅与家庭内部空间的阶级差异基础只存在于上层士绅和普通人之间。地主住在高墙环绕的深宅中，这种建筑形式被当地人称作“大院套”，一般包括六个房间，再加上外围的长工屋、马圈以及仓库。而普通的自耕农住的是土坯草房，一般只有两个房间，里面一间是全家的卧室，门口一间则兼做厨房和储藏室。

村里的老人都认为，共产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每个人都能结上婚、住上房。从上世纪50至80年代初期，下岬村村民的居住条件相差无几，宅基地由村集体统一分配，新建的房子仍是土坯草房，内部分为三间：东屋、西屋和外屋。外屋是厨房，冬天偶尔养猪；西屋是储藏室，全家人都居住在东屋内。东屋有南北两个火炕，一般情况下，全家人一起睡在南炕，因为南炕温度最高。

谁占用炕上的哪一部分是有明确规定的，按照辈分、性别、年龄来分配，通常靠近锅台的最好的位置是留给家里的男性长辈的，他的妻子会睡在旁边；而家里的女儿或者孙女一般睡在南炕的炕梢或者北炕，因为她们地位最低，也最需要隐私。

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提升了农民的消费需求，同时掀起了房屋装修的热潮。新房子一律是砖瓦结构的，也引入了钢筋、水泥等现代建筑材料，一些村民也开始模仿城市生活方式尝试新的住宅设计。主要的变化就是，老人被迁出了传统上认为是最好的东屋，搬到了房子中间部分的小卧室；西屋变成了未成年子女的卧室，这样一来，东屋就成了中年夫妻单独的卧室。卧室内部重要的变化就是火炕的缩小和地面空间的相应增加，这意味着卧室不再是一个大炕，而是一个多功能的独立空间。

随着南北炕一起消失的还有以辈分、年龄、性别为基础的传统家庭的等级关系及其在空间安排上的反映。老年人不仅失去了干预儿女私生活的权力，也退出了家庭生活的中心，在空间使用上不再享有特权。到了90年代，随着夫妻关系在家庭生活中重要性的进一步提高和儿童中心文化在农村的崛起，老年人的家庭地位进一步下降，居住条件也每况愈下。与此相对的则是妇女和青少年获得了更多隐私和空间使用的权力。

新式餐桌是下岬村“居住革命”中一件值得注意的家具，它有助于改变传统的性别关系。直到80年代初期，村民们都在炕上用小小的炕桌就餐，男性家长坐在炕头的位置，老年人坐在里面靠窗的位置，孩子们围坐在桌边剩余的地方，而主妇（或儿媳）则只能站在炕桌边，或者半坐在炕边缘的角落，以便随时为其他人盛饭盛菜。人口较多的家庭中，主妇经常会因为忙于服侍全家而顾不上吃饭，只好在厨房里吃剩饭了事。

而在新式住宅中，火炕的面积逐渐缩小，最终消失，越来越多的活动——包括就餐——转移到了地面上，大号的折叠式餐桌（当地人称之为“地桌”）渐渐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家具。于是，主妇也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可以坐在桌前用餐，而丈夫也会帮助妻子摆放餐桌碗筷。

总的来说，下岬村的“居住革命”在阶级差异和个体差异两个层面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局限：一方面，村民们将过去唯精英阶层才具备的私人空间和隐私观念变成了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另一方面，新的住宅结构以较为平等的私人空间布局取代了过去高度等级化的空间结构。

孝道的世俗化与生育的计划性

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市场经济的连番冲击，下岬村村民们对于赡养老人和生育下一代这两件人生大事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首先是孝道的衰落。在传统中国，律法、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家族财产等一系列因素共同支撑着孝道的推行，而在50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这些曾经保障农村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机制都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国家大力批判父权族权和传统孝道，强调人民应该忠于国家而不是父母。然而，由于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在农村的长期缺失，国家又不得不依赖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即除了嫁妆之外，女儿无权继承家产，享有财产继承权的儿子则须负责赡养父母。这导致了国家在农村养老问题上，意识形态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的自相矛盾。

而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市场经济中流行的新道德观，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基础从伦理上转移到物质上，两代人之间更多地是一种理性、功利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对等地付出。这一切共同导致了阎云翔称之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去神圣化（或者世俗化）”的趋势，也导致了农村严重的养老危机，代际冲突和虐待老人的现象屡见不鲜。

其次是生育观的转变。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使城乡中国人的私生活都经历了彻头彻尾的变化，在政策推行的具体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给对方留有了弹性和余地，在双方不断对抗与调适的过程中，产生了后来的结果：国家适当放宽政策，允许第一胎是女儿的家庭生二胎，但纵容了重男轻女的观念；同时村民也改变了观念，一儿一女变成了生育理想，甚至有很多年轻夫妇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也决定不再生第二胎，国家强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经开始在一些家庭变为自觉的生育计划。

这种生育观的改变首先来自抚养子女的经济压力。其次，九十年代的年轻夫妻，多是出生于七十年代，成长于国家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而大力推行的时期，生育的计划性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女性，特别是年轻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影响夫妻在生育方面决定的关键因素，在妻子当家的家庭里，夫妻双方都更容易接受新的生育观念，多数也选择只要一个孩子。

纵观半个世纪农村私人生活的变迁，阎云翔概括了两个主题。其一是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的出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其自主性、情感生活和欲望三个方面，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一种扭曲的个人主义的兴起，强调个人权利与利益，忽视对他人的义务，阎云翔称之为“无公德的个人”（uncivilized individual）。

其二是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和个人主体的形成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上世纪50至70年代，政府鼓励青年向家族势力与父权挑战，年轻人在私人生活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性，同时在公众生活中却完全依赖于集体和国家；80年代以后，国家减少了对公民私生活的干预，同时国家的突然撤出也留下了巨大的社会和道德真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在一些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而道德真空也很快被铺天盖地的消费主义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其他实用价值观所填补，造成80年代以来利己主义的迅速膨胀，公共生活的退化、社区权力的几近真空，以及市场经济竞争中严重的弱肉强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