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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剖结构到手术指导,香港试水医疗多模态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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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剖结构到手术指导,香港试水医疗多模态大模型

对比其他垂类大模型,医疗类大模型的商用仍要经过漫长过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张熹珑

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技术风头正盛,正在打造创科中心的香港,试图从医疗垂直领域把握这一蓝海。

3月28日,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院AI中心(简称“AI中心”)旗下联合实验室首次公开展示了三项成果:GI-SoftTech内窥镜机器人、ESSENCE微创手术触觉反馈技术,以及外科手术规划软件 EpiNav。

三项成果均与医疗多模态大模型相关。GI-SoftTech搭载了AI智能,实现内镜检查的数字化和智能化;ESSENCE能在微型手术工具的末端部署分布式高密度触点,首次实现人手级的触觉感知能力。EpiNav则结合CARES Copilot手术大模型,在神经外科手术中为医生提供最佳的手术规划方案,大幅减少手术规划时间。

早在两周前,AI中心发布了医疗垂直领域的AI多模态大模型CARES Copilot 1.0,目前可以在手术阶段自动识别病灶和解剖结构。

相比单模态,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同时处理多个类型信息,从而实现更灵活地人机交互。

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院AI中心执行主任刘宏斌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CARES Copilot 1.0实现了图像、文本、语音、视频、MRI、CT、超声等多模态的手术数据理解,可以进行关键解剖结构的识别以及手术中危险区域的提示。

“很多神经科医生手术时,也希望现场有人指导、做判断,以往是不可能的。但是AI大模型跟机器人的操作结合起来可以打破这个壁垒。”刘宏斌说。

目前,该大模型已经与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神经外科合作,把系统应用于内窥镜手术中,实时分析手术过程,并提示医生现在手术的阶段和下一步需要注意什么,例如“清除肿瘤”、“硬脑膜修复”等。今年4月份,也会开始应用于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室进行技术临床实验。

手术机器人担任助手

脑手术是全球风险最高的手术。在香港,该手术的死亡率低于5%,需要脑手术的港人逐年按上升。据介绍,有两种病人需要接受脑手术,第一种包括脑出血的新病例,第二种是大脑出现肿瘤,其中有一种癌症干细胞病症主要出现于儿童,而该肿瘤的出现率在香港属全球最高。刘宏斌提到,这也是其中一个驱使其研发新微创手术的原因。

“神经外科医生最关心的首先就是安全性,在手术过程中,他需要这个技术能够告诉他相关的解剖学,重要的神经、血管在什么位置。”刘宏斌指,“同时会有一个助手进行辅助,帮忙拿器械、镜头,助手也在观察主刀医生,预判需要怎样的协助。我觉得未来手术机器人,例如CARES Copilot,是可以担任这个助手角色的。”

AI中心所使用的基础大模型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开发的“紫东·太初”。刘宏斌告诉界面新闻,紫东·太初为多模态的通用大模型,AI中心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研发了一个垂直领域类模型,“我们聚焦医疗健康的研发,在这个原始架构上又搭了一层,这一层是一个可追溯和解释的结构。另外,也给这个大模型研发了很多专属的小模型。垂直领域的任务,必须是一个大模型配合一个小模型。”

CARES Copilot就采用了大模型加小模型的方式,将其识别的图片和视频进行语义提取,运用语言大模型的能力进行更高级的理解,最终形成手术报告工程、手术质量评估等面向临床专家的服务。按照设想,Copilot 2.0版本将延伸到手术指导,像教练一样提醒和指导医生哪个阶段应该如何操作。

刘宏斌提到,中科院自动化所跟AI中心是一种互补的模式,包括研究领域和应用领域上各有互补:“我们聚焦在医疗器械,自动化所的应用领域就比较广。一个健康问题,需要很多领域合作,既要有医疗器械,也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又涉及到AI技术。”

香港尽管整体产业生态上不及内地,但优势在于科研实力。刘宏斌表示,不仅跟紫东·太初大模型团队合作,也跟香港高校教授、海外AI团队和开源公司有合作,“香港高校老师的研究能力其实是世界级的,但是香港缺少产业,他们的成果没有一个出口,没有商业模式输出,研究也是不太可持续的。”

随着人工智能内容自动生成技术的发展,所需算力也水涨船高,特别是智能算力。2月28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最新的财政预算案,表示将拨款30亿元推行为期三年的人工智能资助计划,资助本地大学、研发机构及企业等运用算力。

3月27日,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首阶段设施最早在下半年启用。这将填补香港无领先水平高性能计算平台的空白。

尚未实现商用

不过,对比其他垂类大模型,如生产力工具、营销类等,医疗类大模型的商用似乎仍遥遥无期。

2023年以来,有超过50个平台公开发布了医疗大模型,但真正落地到临床诊断的寥寥无几。以科大讯飞为例,医疗板块曾是其重点发力的两个业务之一,但由于发展不及预期,营收占比仅2.45%,科大讯飞在赴港上市时甚至分拆了医疗板块。

刘宏斌分析道,垂直大模型难以落地临床的痛点在于,很多大模型研发过程中没有医院的参与,缺乏临床方面的因素,导致一些看上去很炫酷的技术,实际上并不能满足医生的需求。另一方面,医生通常会使用大量文本、影像、视频等数据,很多大模型还是仅以文本语言为主。

即便是CARES Copilot,也只是1.0版本,主要以识别和辅助医生的功能为主,尚未进入商业化落地阶段。刘宏斌表示,现在仍处于科研测试阶段,技术已经有原型机,可供医生使用,但还需要跟临床合作伙伴进行测试,进一步拓展新功能、提高参数精确度,“不过虽然是实验室的产品阶段,已经从研发中心的实验室进入了医生的实验室。”

刘宏斌认为,医疗大模型首先会在“医生很容易判断对错”的环节上落地应用,例如手术路径规划,原本需要花两个小时制定的手术方案,通过大模型可以缩减至半个小时,但最终决策权在医生手上。这个环节中,AI担任了一个提建议的角色。

“另外,大模型下人机互动的能力会更强,体现在手术室里的器械上。”手术室里的无影灯对医生来说就是一个痛点,医生抓无影灯时会把手弄脏,而助手有时候够不到无影灯的位置。“这种情况下,机器人能够提供一些辅助工作,应该也是最快落地的应用。”

至于CARES Copilot的商用前景,目前有两种可能性较大的转化模式,一种是将大模型嵌入医院的管理流程中,通过为医院降本增效获得回报;另一种商业模式是与医院的设备供应商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为医疗器械赋能,提升其医疗器械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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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剖结构到手术指导,香港试水医疗多模态大模型

对比其他垂类大模型,医疗类大模型的商用仍要经过漫长过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张熹珑

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技术风头正盛,正在打造创科中心的香港,试图从医疗垂直领域把握这一蓝海。

3月28日,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院AI中心(简称“AI中心”)旗下联合实验室首次公开展示了三项成果:GI-SoftTech内窥镜机器人、ESSENCE微创手术触觉反馈技术,以及外科手术规划软件 EpiNav。

三项成果均与医疗多模态大模型相关。GI-SoftTech搭载了AI智能,实现内镜检查的数字化和智能化;ESSENCE能在微型手术工具的末端部署分布式高密度触点,首次实现人手级的触觉感知能力。EpiNav则结合CARES Copilot手术大模型,在神经外科手术中为医生提供最佳的手术规划方案,大幅减少手术规划时间。

早在两周前,AI中心发布了医疗垂直领域的AI多模态大模型CARES Copilot 1.0,目前可以在手术阶段自动识别病灶和解剖结构。

相比单模态,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同时处理多个类型信息,从而实现更灵活地人机交互。

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院AI中心执行主任刘宏斌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CARES Copilot 1.0实现了图像、文本、语音、视频、MRI、CT、超声等多模态的手术数据理解,可以进行关键解剖结构的识别以及手术中危险区域的提示。

“很多神经科医生手术时,也希望现场有人指导、做判断,以往是不可能的。但是AI大模型跟机器人的操作结合起来可以打破这个壁垒。”刘宏斌说。

目前,该大模型已经与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神经外科合作,把系统应用于内窥镜手术中,实时分析手术过程,并提示医生现在手术的阶段和下一步需要注意什么,例如“清除肿瘤”、“硬脑膜修复”等。今年4月份,也会开始应用于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室进行技术临床实验。

手术机器人担任助手

脑手术是全球风险最高的手术。在香港,该手术的死亡率低于5%,需要脑手术的港人逐年按上升。据介绍,有两种病人需要接受脑手术,第一种包括脑出血的新病例,第二种是大脑出现肿瘤,其中有一种癌症干细胞病症主要出现于儿童,而该肿瘤的出现率在香港属全球最高。刘宏斌提到,这也是其中一个驱使其研发新微创手术的原因。

“神经外科医生最关心的首先就是安全性,在手术过程中,他需要这个技术能够告诉他相关的解剖学,重要的神经、血管在什么位置。”刘宏斌指,“同时会有一个助手进行辅助,帮忙拿器械、镜头,助手也在观察主刀医生,预判需要怎样的协助。我觉得未来手术机器人,例如CARES Copilot,是可以担任这个助手角色的。”

AI中心所使用的基础大模型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开发的“紫东·太初”。刘宏斌告诉界面新闻,紫东·太初为多模态的通用大模型,AI中心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研发了一个垂直领域类模型,“我们聚焦医疗健康的研发,在这个原始架构上又搭了一层,这一层是一个可追溯和解释的结构。另外,也给这个大模型研发了很多专属的小模型。垂直领域的任务,必须是一个大模型配合一个小模型。”

CARES Copilot就采用了大模型加小模型的方式,将其识别的图片和视频进行语义提取,运用语言大模型的能力进行更高级的理解,最终形成手术报告工程、手术质量评估等面向临床专家的服务。按照设想,Copilot 2.0版本将延伸到手术指导,像教练一样提醒和指导医生哪个阶段应该如何操作。

刘宏斌提到,中科院自动化所跟AI中心是一种互补的模式,包括研究领域和应用领域上各有互补:“我们聚焦在医疗器械,自动化所的应用领域就比较广。一个健康问题,需要很多领域合作,既要有医疗器械,也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又涉及到AI技术。”

香港尽管整体产业生态上不及内地,但优势在于科研实力。刘宏斌表示,不仅跟紫东·太初大模型团队合作,也跟香港高校教授、海外AI团队和开源公司有合作,“香港高校老师的研究能力其实是世界级的,但是香港缺少产业,他们的成果没有一个出口,没有商业模式输出,研究也是不太可持续的。”

随着人工智能内容自动生成技术的发展,所需算力也水涨船高,特别是智能算力。2月28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最新的财政预算案,表示将拨款30亿元推行为期三年的人工智能资助计划,资助本地大学、研发机构及企业等运用算力。

3月27日,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首阶段设施最早在下半年启用。这将填补香港无领先水平高性能计算平台的空白。

尚未实现商用

不过,对比其他垂类大模型,如生产力工具、营销类等,医疗类大模型的商用似乎仍遥遥无期。

2023年以来,有超过50个平台公开发布了医疗大模型,但真正落地到临床诊断的寥寥无几。以科大讯飞为例,医疗板块曾是其重点发力的两个业务之一,但由于发展不及预期,营收占比仅2.45%,科大讯飞在赴港上市时甚至分拆了医疗板块。

刘宏斌分析道,垂直大模型难以落地临床的痛点在于,很多大模型研发过程中没有医院的参与,缺乏临床方面的因素,导致一些看上去很炫酷的技术,实际上并不能满足医生的需求。另一方面,医生通常会使用大量文本、影像、视频等数据,很多大模型还是仅以文本语言为主。

即便是CARES Copilot,也只是1.0版本,主要以识别和辅助医生的功能为主,尚未进入商业化落地阶段。刘宏斌表示,现在仍处于科研测试阶段,技术已经有原型机,可供医生使用,但还需要跟临床合作伙伴进行测试,进一步拓展新功能、提高参数精确度,“不过虽然是实验室的产品阶段,已经从研发中心的实验室进入了医生的实验室。”

刘宏斌认为,医疗大模型首先会在“医生很容易判断对错”的环节上落地应用,例如手术路径规划,原本需要花两个小时制定的手术方案,通过大模型可以缩减至半个小时,但最终决策权在医生手上。这个环节中,AI担任了一个提建议的角色。

“另外,大模型下人机互动的能力会更强,体现在手术室里的器械上。”手术室里的无影灯对医生来说就是一个痛点,医生抓无影灯时会把手弄脏,而助手有时候够不到无影灯的位置。“这种情况下,机器人能够提供一些辅助工作,应该也是最快落地的应用。”

至于CARES Copilot的商用前景,目前有两种可能性较大的转化模式,一种是将大模型嵌入医院的管理流程中,通过为医院降本增效获得回报;另一种商业模式是与医院的设备供应商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为医疗器械赋能,提升其医疗器械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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