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作者：李伯重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7年1月

著名历史学家、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所著的《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挑战了有关大航海时代以来至近现代的东亚地区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仍是今天的历史教科书的主调，宣称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交往中，充满友谊；在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面临欧洲殖民者的侵略或殖民控制，良好情谊也没有得到改变。

李伯重教授所著的这本书，核心观点就在于，大航海时代到19世纪，即所谓的早期经济全球化阶段，全球各地都有着“火枪加账簿”的时代特征。符合这项特征，抓住机遇积极发展商业，又能不断更新军事装备的国家，就会在地区及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反之就会落入到危险境地。

一方面，这几百年中，殖民者不断掀起征服、奴役，而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信众之间的倾轧和掠夺的频度还在加快，试图置身事外根本不现实。17-19世纪，无论在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区，人们越来越清醒的意识到，传统的和平控制局面已经破产，只有武力威慑和平衡才可能实现和平。中国明清两代，王朝初建初期，军力强大，尽管疆域辽阔，很难做到在各个边境方向保持足够的威慑力量，却可以做到相对高速的行动，以武力来保障王朝政府维系的朝贡秩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周边稳定，明清两代的中后期，军力水平就大打折扣，军事技术创新停滞不前，甚至频频遭到周边小国的武力挑衅或演化为入侵。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在朝鲜-日本方向以及中国东海，明清两代政府还可以调集相对充裕的兵力来教训挑战朝贡秩序的小国政府、海盗、军阀，然而在西北、西南、华南的边境地区，帝国力量却显得十分虚弱，古缅甸和古越南的军事存在都成为了心腹大患。处于这样一种虚弱状态的清代中国，当然不会是蒸蒸日上的“日不落帝国”的对手。

另一方面，正如李伯重教授所言，“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经商求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一时代，国家贸易空间空前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或主动或被动的卷入世界大潮，但当时还未曾建立起共同的游戏规则，因而放大了利益追求而驱动的贪婪，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有50%的利润，它（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贸易沟通了全球各地，创造出惊人的利润，也刺激了相应的冒险、劫掠、强占和奴役（殖民），撕裂了旧有的社会、文化、经济体系，也打破了过去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具体就东亚地区而言，尽管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以及同区域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努力抗拒欧洲殖民者和商业的侵蚀，也不可避免卷入到全球化大潮之中，地区之中旧有的贵族与王权之间的矛盾、民族起义、宗教冲突、农民暴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军事集团与军事集团之间的冲突，其发展逻辑就突破了过去的轨迹，催生出更多的不可控风险。

书中第二章介绍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形成。书作者指出，丝绸之路某种意义上确实算得上是15世纪以前的世界贸易网络，但其经济意义十分有限，且时常受到中亚等戈壁高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的侵扰；而“海上丝绸之路”因为古代苏伊士运河在公元8世纪的废弃也陷入中断。15世纪以前，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形成了一个局部的，往来频度有限的海上贸易网络，受制于运输工具和技术，没有获得更大规模的发展。大航海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相对有限的远途贸易，“火枪加账簿”的组合被证明相比过去的游商或单纯的武装扩张，更具有扩散威力。书中列出了大航海时代开始后不久，亚洲和欧洲贸易的主要商品品类及数量，这些均是丝绸之路时代所不能比拟的。

第三章则引介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军事革命，16世纪之前，东西方均出现了有限应用的军事火器，均处于军事装备的配角地位，中国明代的管形火器技术还领先于欧洲。16世纪，西欧出现了军事革新潮流，火枪、火炮技术突飞猛进，也随着欧洲探险家和殖民者传入了亚洲，中国明代后期抗日援朝战争得以取胜，关键就在于采用了欧洲舶来的新型火炮，而明末明朝守军所造成的清朝军队的猛烈杀伤，仍有赖于此。遗憾的是，中国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前中期，对于欧洲先进火器技术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尤其是在平息了相关的“边患”之后，军事装备更新就被看成是毫无意义的多余开销，以至于鸦片战争时期出现在英军面前的清朝军队，作战水平和装备要比几百年前的明军差上一大截。

第四至七章，开始以中国为观察视角，审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带给中国及东亚世界的冲击。在第四章中，书作者主要探讨了中国周边国家的宗教信仰、民族构成、国家组成，分析了14世纪之后不同时期不同动力驱动下的文化大洗牌，譬如，东南亚地区是如何从印度教、佛教文化圈，加入另外两大宗教，造成地缘政治的碎片化和复杂化。第五章分析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国际纷争，特别是明清两代在中国西南、华南边疆的小国侵略，以及“东洋”、“南洋”的不同国家、殖民者武装集团之间的复杂博弈。书作者指出，用和平手段维持东亚国际秩序的朝贡体系，其实在明代中期之后就已经陷入破产，尽管这一体系在清代中期被有限重建，但因为欧洲殖民者这一属于朝贡体系之外的强权的参与，从而使得朝贡体系的维系成本逐渐超出了中国可以承载的能力极限。

第六章分析了晚明时期的中国安全形势，评价这一时期明朝政府主持的军事改革行动；第七章着眼于分析明末清初，中国边疆与沿海发生的四场大规模战争，中缅边境战争（1576-1606）、中日朝鲜战争（1592-1598）、明清辽东战争（1618-1644）、中荷台海战争（1661-1668）。书作者指出，这四场战争的战场表现和结果都有很大不同。中缅边境战争，中国陷入较大被动，缅军深入我国境内，造成云南极大破坏，这即是明朝政府军事改革之前，传统军事力量无法应对强敌入侵的表现。而在中日朝鲜战争期间，明朝政府集中了各地精锐部队，包括戚继光等人编练的火器部队，但这也凸显了军事改革的有限性，即从军力规模上也达不到剿灭强大敌军的目的，这正是明清辽东战争中明朝一方始终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至于中荷台海战争，郑成功统御部队取得的巨大胜利，则可归结为欧洲方式装备的海商部队，本身就是“火枪加账簿”的精华组合，战斗力当然要比规模有限、久远无援的荷兰殖民武装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