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朱微亮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雄安新区建设靠财政大投入、大项目拉动的可能性将减小，更可能通过税收激励等方式，激励民间资本真正融入，达到财政的“挤进”效果。

朱微亮在微信公众号“央行观察”上撰文指出，与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以及天津滨海新区相比，雄安新区的设立节点短周期来看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公开资料显示，朱微亮供职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投资银行部。

他说，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间，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所以深圳建设、浦东建设都可以“四两拨千斤”，只要政策小小引导就可以在经济发展上得到极大的体现。从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呈“L”下行且仍未见底。同时，信贷周期由上行的加杠杆转为下行的防风险和去杠杆。

“防风险和去杠杆阶段，继续在雄安复制投资拉动模式，可能一个结局是风险和杠杆在雄安加速聚集。”他说。

此外，深圳和浦东的建设处于产业周期的兴起，而雄安建设的时点在旧产业没落但新产业未兴阶段。现有产业周期正值末端，所谓智能化革命的新产业周期仍然停留在口号阶段。

不过，可喜的是，十年左右的设备更新周期启动，设备制造产业率先复苏，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指数持续处于景气状态，为去化雄安周边的河北、唐山的钢铁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短期看，雄安建设将承接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去化的重任，在金融领域起到对其他领域去杠杆，为巨额的信贷寻找泄洪口的重任，在财税领域，为重构民营政府关系，为民营企业发展另辟蹊径提供样板。”朱微亮在文中说。

他说，从战略定位上看，深圳定位为经济窗口，为了吸引外资进入中国而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上海浦东新区定位为金融窗口，作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也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如上海自贸区的汇率改革先行先试的政策等。雄安更大可能定位于一个政治窗口，作为首都功能的承载地和国际化的政治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