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内村鉴三踏进东京的第一高等中学，成为了一名教师，讲授“万国史”课程。这位29岁的年轻人从美国留学归来，意气风发，希望在教育上做出一番事业。他的人生确实在这所学校里发生了重大转折，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会以一个举国闻名的“国贼”身份被赶出学校。

内村鉴三1861年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16岁来到北海道，进入札幌农学校学习水产专业。这所学校充满自由主义气息，教员均由国外聘请，他们开设的科目除实用外，还有英国文学、心理学、英语演讲等。校长是美国人威廉·史密斯·克拉克，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内村受该校浓厚的基督教精神感染，接受洗礼，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毕业后，他任职于北海道开拓使机关，负责渔业行政工作。1884年，他又横渡太平洋，在美国大学留学6年。归国后，他认为日本需要大量人才来推动社会进步，因此转向教育事业。

彼时的日本似乎确实有一种“日日新，又日新”的气象。就在内村鉴三当上教师的这一年，11月，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史无前例的君主立宪制开始运转。可是在此之前一个月，明治天皇发布《关于教育之敕语》（通称“教育敕语”），却试图将这个国家拉向另一条道路。

只有300多字的“教育敕语”，一反过去那种向西方学习、“求知识于世界”的新锐精神，转而寻找自己的特性，竭尽全力赞美“日本特色”，鼓吹日本“国体之精华”。它强调国家主义，宣扬忠君爱国思想，要求教育造就忠孝合一、忠君爱国的驯良臣民。

为了贯彻“教育敕语”，政府发布《小学校教则大纲》，要求修身教育“以教育敕语内容为基础，启发培养儿童之善良心，涵养其道德之心，传授人道之实践方法”。政府检定合格的修身教科书，也要在卷首都刊登《教育敕语》。所有学校都要设立供奉天皇、皇后“御影”（照片）和《教育敕语》的奉安殿，每到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时，全体师生必须面向 “御影”和《教育敕语》行最敬礼，山呼万岁，再由校长奉读“敕语”，大家必须低头恭听。

1891年1月9日，内村到该校任教4个月后的一天，第一高等学校举行奉读天皇签字的《教育敕语》的仪式。奉读仪式结束后，教师和学生每5人一队在《教育敕语》前行鞠躬九十度的最敬礼。可是信奉基督教的内村鉴三认为，教徒只向上帝致敬，因此他没有向教育敕语行最敬礼，便退下讲坛。此举被视为“大不敬”，遭到了在场教师和学生的强烈指责，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酿成了轰动全国的“大不敬事件”。

当时的报纸杂志竞相报道“大不敬事件”。据统计，对此事件的报道、评论达143篇，参与报道的报纸达56种之多，几乎众口一词，全部冠以内村“国贼”、“不忠之臣、”“外国教会的奴隶”之类的污蔑之词。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里，“国贼”是一个可以杀人的标签。事实上，有些愚忠思想严重的学生就给“不敬之徒”内村鉴三写信，信封里装进剃刀，要求他“剖腹去吧！”

一时之间，内村鉴三成了人人可得而诛之的“国贼”。第一高等中学将其开除，内村鉴三成为失业者。一位同事因为维护内村，也受到免职处分。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内村又患上流感，雪上加霜，他年仅23岁的妻子也不幸被传染，竟然夭亡。生活困苦不堪的内村不得不辗转在泰西学馆、熊本英语学校、名古屋英和学校任教。

尽管备遭孤立，穷愁潦倒，但内村鉴三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坚决不向社会低头。后来他长期为各种媒体撰稿，成为了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报人。这时，他的国家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教育敕语的影响下，大小官吏开口闭口离不开“忠君爱国”、“忠孝仁义”这一套。学校里天天向学生灌输“教育敕语”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日本青少年的单纯心灵。“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想法，主宰了他们的心灵。那个时代学生最关心的话题是为天皇牺牲，成为战至最后一滴血的勇敢战士。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疯狂地投身于日本政府发动的所有对外战争中，沦为战争的工具。

最初，内村鉴三也支持政府1894年发动对大清国的战争（甲午战争）。因为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认为维新后的日本是“文明”的，大清国是“野蛮”的，所以日本对大清国的战争是“文明教化野蛮”的行为，是对中国抗议的“义战”。但是甲午战争之后，他看到日本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白银、割取了大量中国领土，才领悟到战争不过是粉饰成“帮助邻国进步”的强盗打劫。因此，他称甲午战争为“欲战”——为了国家私欲的战争。之后他义无反顾地转向反对一切战争，成为了著名的“非战论”者。

在1904年日俄战争前，日本举国上下再次掀起战争狂潮，甚至那些社会改良主义者、基督教领袖也站出来支持战争。在日本对俄开战论甚嚣尘上之时，内村鉴三公开发布反战文章。他冷嘲热讽地批判“慈善家的主战主义者”们，挖苦他们“不允许奸淫，但允许流血；怜悯孤儿，但却允许制造数万孤儿”。

就这样，内村鉴三将自己推向了无数国人的对立面，再次成为“国贼”。和第一次成为“国贼”不同，这次是他的主动选择。在内村鉴三看来，对战争的态度是真假知识分子的试金石。在他任职报社的社长发表支持对俄开战的社论后，内村毅然宣布退出该报，还在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自己的辞职信。这意味着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为了忠于自己的信念，他无悔无惧。

日俄战争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一跃成为由亚洲“强国”、世界“八大国”之一，整个社会沉浸在帝国辉煌胜利的陶醉中。日本社会对于隐居的内村充满轻蔑，同时遭到政府的排挤和打压，但内村丝毫不为所动。他作了《和平到来》一文，提出日本应该走“和平膨胀”道路，“所言和平膨胀之策，乃是以人类之观念为基础之教育普及”，“欲使世界日本化，则日本终将灭亡；若将日本世界化，则日本终将为世界之强国”。遗憾的是，这一主张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日本的选择。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近代以来，日本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深受国家主义教育影响的国民积极支持战争，全国几乎上下同声，异见者则受到残酷压制。正因为这样，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理性人物才更加可贵。尽管内村没能够阻止战争，自己也被称为“国贼”，在孤立和穷愁潦倒中患病死去，但是他不畏强权、不怕孤立、坚决不低头的精神，堪称所有知识分子的榜样。尤其是在经历了残酷的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民族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影响了几代日本人的教育敕令终于被废止。痛定思痛，日本民众更加感到，在一个民族主义情绪笼罩的国家里，发出不同的声音是多么可贵！

194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宣布《教育勅语》失效。3年后，内村鉴三作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肖像被印在邮票上，流通全国。日本用此来纪念这位反战的思想家。此时他已经去世21年了，但是历史终于给了他公正的评价。

内村鉴三生前曾在东京附近的箱根基督徒暑假学校做了一场演讲，演讲稿《给后世的最高遗产》随后发表，影响广泛，至今还是日本人爱读的教养篇章。在演讲中，内村提问：如果我们不希望自己白活一辈子，想给子孙、世界留下一点痕迹的话，那会是什么？他的答案是：万人皆可为后世留下的最高遗产是“勇敢而高尚的生涯”。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后人，什么才是“勇敢而高尚的生涯”。

（本文参考了《国家神道与日本人》一书，(日)岛薗进著，李建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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