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简单讲讲民歌到底是什么？”听到这个提问，身穿蓝色亚麻衣裳，面孔黝黑，头发和眉毛白得发亮的胡德夫站起来，他用粗短有力的大手握住话筒，低沉的声音穿透商业街的嘈杂背景：“民歌就是时代的声音。”

这是发生在前日晚，胡德夫在北京西西弗书店带着新书《我们都是赶路人》所进行的活动现场上的一幕。有人说他是台湾民歌之父，而在这场活动上，话题自然不能离开近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民歌运动。

60年代：推开时代大门的人

胡德夫眯起眼睛，向北京的读者讲述起曾经的故事。1968年，他“北漂”到台北，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彼时的台北街道，到处挂满美国国旗，中山北路上充斥着洋烟、大麻和酒精的气味，美国人可以在当地犯法却不受制裁。人们听美军电台，唱西洋歌曲，学着披头士留长发。

“我非常不愿意说那是媚外的时代，但那的确是。”胡德夫说，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依然在反思自己究竟拥有什么：有的人开始了关于乡土文学的讨论，有人留洋回来，推动了本土的舞蹈艺术……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自己的歌，直到李双泽“可口可乐”事件的发生。

“可口可乐”事件在胡德夫的回忆里出现了无数次，他也讲述了无数次，只不过发生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创造了历史。

那是1976年，胡德夫委托好友李双泽代替他参加一场民谣演唱会，结果人们在台上都是在唱西洋歌。轮到李双泽上场了，他握着一瓶可口可乐，没有唱歌，而是质问台下的学生们：“我们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现在，在台湾，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李双泽把可口可乐猛地砸在地上，“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

台下的人完全愣住了，没有人想得出什么是“自己的歌”，李双泽就唱起了《国父纪念歌》的调子——这是台湾小学课本第二页的曲目。第二天，台大校园爆发了“唱自己的歌”的大规模讨论，大家开始暗地笔战，乡土论战开始，学生开始自己写歌——台湾校园民谣时代从此开始。

如今已经年过六旬的胡德夫靠在椅背上，回忆起四十多年前台北的那段青涩少年时光，他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推开时代大门的人”，而28岁就因救人而溺亡的友人李双泽更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曾经摇过那（民歌的）摇篮”。追忆友人时，胡德夫脸上每个褶皱里都带上了柔和的笑意。观众中有人忍不住问，“如果李双泽还在世会怎样？”胡德夫立刻回答：“他一定会呼朋唤友，一起去喝杯小酒。”

70年代：用歌声争取平权

新书《我们都是赶路人》的书名，源自胡德夫那首《匆匆》，他在歌中唱道“我们都是赶路人，珍惜光阴莫放松。”而在书中，他则记录下自己每首歌背后的故事。

在畅聊会上，当被问到自己人生中最想分享的记忆时，胡德夫娓娓道来：“70年代，我在哥伦比亚领事馆咖啡馆担任驻唱，工作内容是唱西洋歌，”胡德夫没有想过要唱一辈子，“但我生命中出现了李双泽和杨弦这两个意外的朋友，于是我也就成为了意外的歌手。”那时，李双泽问胡德夫是不是还能唱点别的，胡德夫凭着记忆唱了父亲日日晚饭前唱的卑南族民歌《美丽的稻穗》，所有人屏气敛神地听完，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胡德夫说自己吃惊极了：大家不是都喜欢西洋歌吗？这个经历“像飓风一样”，改变了胡德夫的认知。

西洋歌曲里，所有的歌手都在写自己的土地和故事，于是，“一帮朋友互相鼓励，要写出自己民族的歌。”胡德夫出生于台东县太麻里大武山的原住民家庭，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小时候我在山岗上放牛，躺在草原上看着牛只，头顶雄鹰翱翔，在空中呼应。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他用这段经历写出了他的第一首歌《牛背上的小孩》。

讲到这里，胡德夫忍不住哼唱了起来。

在牛背上度过无忧的童年，在太平洋里泡脚，看起来原住民的生活非常诗意，但实际上他们曾经是受到社会边缘化的人群，“行政阶位低得像是一个污蔑。”

不仅如此，胡德夫发现，原住民还在慢慢被解构，小孩子被买卖当童工，小女孩被买卖当童妓，人口大量往外漂流。胡德夫说： “郑成功来，叫我们番人；日本人来，叫我们生番熟番；国民党来，叫我们山地人。但最早的时候，这个岛上只有我们。原住民非但不是乞讨者，而且曾经是给予者。”

1977年，胡德夫加入到“关怀台湾雏妓”社会运动中，为原住民雏妓筹集医治费而举行募捐慈善演唱会。1984年，台北县土城海山煤矿爆炸，74位矿工被活埋，其中原住民38名，胡德夫创作了《为什么》，对大社会发出质疑。这一年，胡德夫还创立台湾第一个诉求原住民人权的团体“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任一、二届会长。原权会成立后，胡德夫相继推动了“正名运动”，“还我土地”运动，创作了《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呼吁重新建立美丽的田园。在原住民促进会的晚会上，胡德夫以泰戈尔的诗为出发点，创作《最最遥远的路》，告诉外面工作或者读书的孩子们，虽然进过远方很多的门，最后还是得回去敲敲自己的门。

“争取平等和尊严的路走得很辛苦，”但胡德夫说，“那段时间也写出了最好的歌。”

如今：年轻人对他还有很大的期待

谈及现在的生活，胡德夫说三年前，他就带着六只狗八只猫回到了台东老家，开了一家牛肉面馆，它的名字叫“喜来东”——带着欢喜来到台东。他说这是一家最漂亮的店，这里的老板娘也是最漂亮的。

像很多原住民家族一样，胡德夫家中子孙众多，支了三个大帐篷才够住。闲暇的时候，就在海边遛大金毛。“或者是被遛吧！”他说。

1977年李双泽去世，1982年杨弦在美国定居，民歌的朋友慢慢凋零了，而民歌却匆匆跨进第四十个年头，胡德夫发现，这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他“并不能完全听懂五月天的歌”，不过，虽然时代在变化，总是有人能听懂他。

五年前，胡德夫在中国大进行过一场演出，场馆里面空调坏了，大家都挤在闷热的空间里面，还有五六百人想进但是进不来。这给他很大的震撼，原来年轻人对他还有这么大的期待。

胡德夫的年轻朋友很多，他说苏阳像长在地上的野草，他的新书封面就是在苏阳的家乡银川拍的；马頔则是他的干儿子，活动前一天他们还在一起吃饭。西西弗书店现场，经纪人问听众知不知道胡德夫的新歌是什么，不但收获了齐声的答案，还有人说出这是他和李泰祥多年前合作的曲子。胡德夫眉眼舒展，开心地笑了，叮嘱经纪人：“下次多带两张CD给观众作礼物。”

胡德夫毫不吝啬自己的歌声，他眉飞色舞地教大家唱一首原住民的千年古谣，观众开始时低声应和，逐渐变成齐声高唱，唱错他也不恼，用雄浑的嗓音又唱一遍收尾。合作唱完这支歌，他教导年轻的观众：“要从好的声音去听歌，不要用外表判断心灵。”

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渐行渐远，而听胡德夫的人却越来越年轻。

（本文写作参考了何晶：《“民谣之父”胡德夫：原住民运动滋养我的歌曲》，邱大立：《胡德夫：愿意做“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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