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至28日，“TED2017”大会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举办。TED演讲一直以探索当前最有前瞻性的话题为己任，而今年的年度大会以“未来的你”（The Future You）为题，92位演讲者用将近一周的时间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一个个在当下引起极大关注、极有可能在未来影响人类的生存方式的重要议题。

我们从整整五天的演讲中挑出了那些与职场和人生有关的。希望你能从这些演讲中得到一些启发。

在人工智能的世界，我们要如何维持人类工作者的尊严？

技术高速发展、人工智能越来越智能，人类面对的威胁也越来越具象。很多人认为，技术进步会抢走人类的饭碗，甚至消灭整个行业；也有些人反驳称，这同时也会创造新的行业和新的工作机会。

未来学家、《机器人的兴起：技术和无工作未来的威胁》（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作者Martin Ford提醒人们需要对职场的未来有更多的警惕之心。“未来将充斥着能够思考、学习和适应的机器。终有一日，技术能够获取一直让人类保持领先的能力。”

大多数人对蓝领工作容易被自动化取代没有异议，但认为白领工作因为需要人类的思考所以相对更安全。在Ford看来，这很快就不会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毕竟如今我们已经见识了AlphaGo打败全球顶级围棋高手了。Ford预计，会计、分析师、记者、律师和放射科医生都将被自动化取代，“我们很有可能面临一个失业率奇高的未来”。

薪水停滞增长甚至下降会给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经济问题：工作是我们分配收入、获取购买力的主要方式。为了创造一个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你需要很多的消费者。没有了他们，你就有经济停滞或经济螺旋式下跌的风险。”Ford说。

为此，Ford提出通过全民基本工资将收入和传统工作的关系打断的想法。他认为，在机器能够替代人类工作、成为经济的发动机之后，人类将有机会重新思考至今为止定义我们的生活的这些系统究竟是什么。

历史学家Rutger Bregman认同制定“全球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观点，他认为通过每月给予所有人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资金能够改善贫困问题。

这一设想实际上已经有超过500年的历史，首先由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中提出。而1974年在加拿大多芬市的一个实验则证明了这一设想的有效性——基本收入不仅能够让所有人生存，还能让他们茁壮发展。

Bregman指出，美国若是施行基本收入制，每年需要花费1750亿美元，这只是美国军费支出的1/4。而最深层次的改变这是人们对“工作”这件事的认知。他相信，“在未来，你的工作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你的报酬有多高，而是取决于你施与了多少幸福、给予了多少意义”。

身为全球最伟大的国际象棋手，Garry Kasparov虽然早在1997年就成了“人机大战”的第一个输家（他输给了IBM的超级电脑“深蓝”），却认为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件好事。“当我坐在棋盘前与深蓝对弈的时候，我立刻感到了一种新的东西，一种令人不安的东西。我不能确定这会带来什么。我禁不住想，它是不可战胜的吗？我热爱的国际象棋游戏是不是终结了？这些是属于人类的怀疑和恐惧——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深蓝是完全不会有这些焦虑的。”他回忆道。

Kasaparov认为，与其说担心机器能做到那些人类能做到的事情，不如担心那些我们仍然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放下焦虑，专注于“更困难、更充满不确定性的挑战”，在技术的加持下征服问题，提出解决之道。

更重要的是，如果机器能够取代人类在某些事情上做得更快更好，这实际上是给予人类专心做人类应做之事的机会。“机器能够计算，但人类能够理解；机器有指令，但人类有目的；机器是客观的，但人类是充满激情的。我们将需要智能机器帮助我们将最伟大的梦想付诸实践。”

这正是人工智能开发者、Siri联合创始人Tom Gruber提出的“人文主义AI”的含义：机器以满足人类需求的目的被开发出来，与人类合作、增强人类潜能。在这样的未来里，“超级智能AI”能够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帮助我们记住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听到的每一首歌、读过的每一篇文章。“在如何使用这种强大技术的问题上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可以让它来与我们竞争，或让它来与我们合作——为了克服我们的局限，帮助我们更好地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每一次机器变得更聪明，我们就变得更聪明。”Gruber说。

让员工与组织共赢的方法是什么？

让员工与组织共赢的方法是什么？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兼联席首席信息官Ray Dalio认为是在组织内推动极致的透明公开化管理。

为了学到这一课，Dalio付出了很大的教训。他在1980年中期因股市投资失败损失惨重，不得不解雇大部分员工。“我就是个自大的混蛋！”他承认。

为此他改变了态度：“我不再想‘我是对的’，而是开始想，‘我怎么知道我是对的？’我学会了用谦卑来平衡我的大胆。”在见证了自己如何徒手把公司带到破产边缘以后，他决心用“意见精英领导制度”来管理公司，集众人之力获得最好的策略。

很快地，他发现这个制度需要另外两项措施支持，一是极致的信任，一是极致的透明。在布里奇沃特过去的25年时间里，公司例会都会被录音，播放给所有员工听。无论是初级员工还是Dalio本人都会真诚地评价同事在会议和交流中的观点，他们也能看到整个团队对所有人的评价。公司利用算法来收集、分析员工评价，判断员工间出现意见分歧的原因，发现每位员工的强项和弱势，找到他们与别人最佳的合作方式。

这种开放、透明、数据优先的职场文化充分发挥了团体决策的力量，并让公司收获了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和策略。“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是人们自负地、幼稚地坚持自己错误的想法，而不是让自己的想法经历压力测试。”Dalio说。他相信，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规避这一悲剧，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个人生活中。

数码产品占据了我们太多时间，但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些更重要的事

想想你每天花多少时间来刷手机、看电脑吧。心理学家Adam Alter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就在研究这个问题——通过观察人们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研究人们因痴迷于电子屏幕内的内容而损失了多少时间。

他发现，电子屏幕“夺去了我们的暂停暗示”，或者说那些提醒我们去做其他事的信号。和阅读报纸不同，一张报纸的末尾告诉我们要翻页或者做下一件事，而电子屏幕内的信息流没有终点。Alter指出，人们平均每天花27分钟玩游戏、浏览新闻，但因为缺乏这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令我们感觉更糟糕。

他的建议是，每天花一定的时间禁止使用手机，无论是在晚餐时间把手机放在抽屉里还是在周末把手机设置成飞行模式。他向观众保证，只要我们在一开始能够抵制全天候使用电子产品的诱惑，“你能习惯它，像戒掉毒品一样戒掉手机依赖症，然后你的生活会更丰富多彩”。

科技播客Manoush Zomorodi告诉观众：“在十年前我们每三分钟注意力转移一次，而现在这个时间缩短为45秒。这带来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会感到无聊。因此我们丧失了大部分创造力。”

因为意识到过于沉迷于手机带来的负面作用，Zomorodi在她的听众之中组织了一次称为“无聊而精彩：疏远的失落艺术”的一周挑战。约2万人参与了这个挑战，他们做的事包括删除他们最容易沉迷其中的APP。在挑战开始之前，Zomorodi的听众平均每天使用两小时的手机。

一周之后呢？好吧，手机平均使用时间只缩短的6分钟，但他们的感觉不一样了。70%的人表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思考，睡眠更好且感觉更快乐。那些自打出生起就习惯于互联网的青少年更是如同发现了人生启示——一位听众将之形容为“从精神冬眠中唤醒了”。通过这一活动，Zomorodi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需要决定我们希望如何使用技术。

作家Emily Esfahani Smith则在五年的时间里采访了几百个人、梳理了大量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哲学文献后发现了“有意义人生的四大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归属感（belonging）。“真正的归属感源自爱。它存在于人们相处的瞬间，而且这是一种选择。”Esfahani Smith说。归属感不仅仅只是在亲属和朋友之间才会产生，只要你在对待他人时充满关切，你就能从那段人际关系中欧获得归属感。

第二个支柱是目的（purpose）。Esfanani Smith解释说：“目的与其说是你想要什么，不如说是你给予了什么。关键是通过你的能力去服务他人。”人们通常在工作中发现目的，这意味着失业对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也就是说，工作不敬业、失业、低迷的劳动参与度不仅仅只是经济问题，也是个人存在意义的问题。……没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的话，人们会在困境中挣扎。”

第三个支柱是超越性（transcendence）。“超越状态是那些你觉得自己超脱于日常生活的琐碎，你的个体意义消失，你觉得自己和一个更宏大的现实连接在了一起。”Esfanani Smith说。诸如此类的体验包括欣赏艺术、置身于大自然中、去教堂或者沉浸与创业项目之中，这样的体验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令你自我感觉良好。

第四个支柱是讲故事（storytelling），特别是讲述那些你可以编辑、阐释、一再讲述的个人故事。心理学家Dan McAdams在研究个人叙事中发现，“那些过着有意义的生活的人倾向于讲述救赎、成长和爱的故事。”讲故事也能帮助你加强其他的三个支柱，增加你的归属感和人生意义。

在人的一生之中，每一个支柱的意义也许会随着时间改变。“幸福来来去去，但当人生真正进入佳境或进入绝境时，人生意义能给你一些让你坚持下来的东西。”Esfanani Smith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