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绵延发展千余年，期间多次革故鼎新而每有大家出，大抵因技法之变革而成。傅抱石以独创“抱石皴”跻身其间，一改中国山水画自清初以来蹈袭古人、圭臬前辈而陈陈相因的积习陋习，为山水画的新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动力，是现代中国山水画史上继往开来的大师。

《塔景钟声》70.5cm×50cm

傅抱石艺术按时间前后可分为数个时期，其中以重庆时期和新中国时期尤为特出。前者是傅抱石奠定自己在中国二十世纪美术史上地位的时期，以雨景山水和古代文学人物、神话历史人物题材最为知名，而内蓄深刻的忧国忧民情怀；后者则是傅抱石隐然而为当时美术界领袖的阶段，傅氏以新金陵画派领袖身份，不仅笔耕不辍，详细论证中国画的历史和发展，更倡导并践行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三千里写生”，体察真山真水，推出了一系列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山水巨制，画意深邃，章法新颖，达到蓊郁淋漓、气势磅礴的审美效果，使新金陵画派一举执当时美术界牛耳。

《塔景钟声》作于1960年，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傅抱石山水画创作的鼎盛时期。傅抱石的山水画早年以施法古人为主，20世纪40年代在金刚坡形成气势磅礴的独特画风，50年代其画风因各种运动的影响而变得厚重和拘谨。1960年9月，为了走出当时沉闷的国画困境，傅抱石率江苏省国画院的画家进行旅行写生。这是一段二万三千里的旅程，傅抱石在写生过程中将历代山水皴法与地质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不断尝试新的笔法，画风更加自由奔放，笔墨更加潇洒雄健。此图集写实的场景与富有想象力的笔墨与一体，预示着傅抱石“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其山水画面貌将为之一变。从题跋中看此图作于画家访问延安的过程中，傅抱石作过多幅以延安为主题的作品，或即兴写意，或大幅写生。此作构图规整，右侧群山巍峨，左侧较为开阔，宝塔山的位置靠左靠后，似乎不是画面主体，但山后一片空旷，山下行人车马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渺小如同蚂蚁，愈发将宝塔山衬托出来。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性建筑，山上宝塔建于唐代，高44米，共九层，登上塔顶，可览全城，在在塔旁边有一口明代铸造的铁钟，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曾用它来报时和报警。在所有关于延安的作品中，宝塔山是不可或缺的，傅抱石在此图中以不同的角度和空间的设置来重新诠释延安，既包含全景，亦凸显了体现革命圣地意义的景观。另外，题跋中的诗句提升了革命圣地的意义。

画家称“塔景挂清汉，钟声扣白云”乃“萧如熏咏延安句也，碑在今延安招待所”。萧如熏是明朝著名将领，亦为延安人，明朝初年他曾经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立下战功，后被任命为延安卫指挥。萧如熏既有军事才能，又善于写诗，其本身便是武力与艺术的融合体，对于傅抱石解读延安，表现延安有一种象征意义。不过萧如熏的诗句并非原创，其来自于唐代诗人綦毋潜的《题灵隐寺山顶禅院》：“招提此山顶，下界不相闻。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观空静室掩，行道众香焚。且驻西来驾，人天日未曛。”从傅抱石山水画创作之笔法的变化来看，此作中新的笔法已经出现了。由过去的急烈而变得潇洒自如、不紧不慢，随意中蕴含着秩序，秩序中隐含着变化，理性的控制与激情的奔涌均出现的画面上。于是观者既看到清晰的山体轮廓，亦看到以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结构的“抱石皴”，自由散漫，磅礴多姿。画家在此图中先以不太湿的笔在调色盘中把笔揉开，再在纸上挥洒，用一些细碎皴笔和弯曲的线条描绘山体，似有法而无法。然后再以色渲染，淡淡的赭石和绿色表现群山，与石绿染成的柳树几乎混融在一起，整体色彩较为淡雅，但是并不单调，愈加凸显出笔法的健利飘逸，乃预示着傅抱石山水画创作鼎盛时期到来的一件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