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写作生涯的前半段中，他曾经设想出时间机器、火星入侵者的可怕三角架、由cavorite提供动力的月球火箭、军用坦克（出现在短篇小说《陆战铁甲》中）和其他的一些工程奇迹。但杰里米·威瑟斯（Jeremy Withers）的《车轮战争：H·G·威尔斯与自行车》（The War of the Wheels：H·G·Wells And the Bicycle）提醒我们，这位科幻小说之父还非常着迷于自行车。

如果你翻看威尔斯的著作目录，你会发现他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所谓的“幻想作家”。是的，他因为1895年出版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而一举成名，但同年，他还出版了小说《与叔叔的对话》（Selected Conversations With an Uncle）、讽刺性的奇幻作品《神奇之旅》（The Wonderful Visit）——此书写了一个被误认为鸟并因此被一位牧师击落的天使，以及他早期的科幻短篇小说《杆状菌遭窃及其他事件》（The Stolen Bacillus and Other Incidents）。第二年，勤勉的威尔斯又发表了一部让人毛骨悚然的斯威夫特式讽刺作品《莫罗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以及他的第一本现实主义喜剧小说《变化之轮》（The Wheels of Chance），在这部小说中，一个年轻的布店学徒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周的自行车旅行。

这显然带有些自传的色彩——威尔斯本人就曾经是一个布店学徒——这本书可以反映出作者早期对自行车充满了激情。正如威瑟斯指出的那样，19世纪90年代是英国人对骑自行车相当狂热的一个年代。所谓的“低座自行车”——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仍能见到的老式自行车——取代了早期那些讲究的交通工具。充气轮胎使得骑行更加便利。自行车俱乐部和专卖店盛极一时。那些弯着腰把车骑得飞快的好手，被人们称为“scorchers”。道德主义者则担心女士们坐在自行车车座上会产生性刺激。

威尔斯指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自行车有助于拓宽工人阶级的视野。你可以骑着自行车去工作，或前往乡下野餐，享受户外运动。他和他的妻子简甚至弄来了一辆“双人自行车”（那首著名的歌曲《Daisy Bell》正是写于1892年）。

威瑟斯强调，这一运动深深地吸引了威尔斯。在《机械和科学发展对人类生活和思想可能产生的作用》(1901年)的第一篇文章中，威尔斯讨论了铁路旅行的局限性，并认为交通拥堵使得在伦敦骑自行车变得十分危险。另一篇文章则思考了对自行车部队的军事应用。在《陆战铁甲》（The Land Ironclads，1903年）中，敌人看似无懈可击的坦克正是由骑自行车的步兵支援的。

作为爱荷华州的英语教授，威瑟斯谈及了所有这些事，并克服了当代学术术语的局限性，将它们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我对“a Deleuzo-Guattarian assemblage”感到迷惑，这也许和被视作整体的某些部分有关。威尔斯后期的一些作品可能有些啰嗦了，但威瑟斯的表达却总是清晰易懂。

威瑟斯的说法颇为有力，他认为威尔斯在《变化之轮》中之所以利用自行车，是为了阐明一个反复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主题，即：“人类对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尤其是对于那些科技成就”。在威瑟斯对小说的解读中，即使是骑自行车，也会给这个世界增添一种洋洋自得、过度浪漫的感觉。话虽如此，威尔斯也曾辛酸地描述过自己一次绝望的骑行，为了替垂死的斯蒂芬·克莱恩寻找医生，他“缺乏衣物，在寒冷的夜里沿着一条潮湿的路，直骑到飘雨的黎明”。

在其余章节中，威瑟斯研究了自行车在威尔斯另外两本科学浪漫小说《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1898年）和《大空战》（The War in the Air，1908年）中的含义。第一本小说展示了人类在技术方面往往目光短浅、自我满足。人们虽然在自行车上逃离了火星人的三脚架，但他们无法超越火星人；他们的轮胎瘪了，他们倒下了，自行车和骑手被侵略者碾碎。威瑟斯尖锐地评论说，外星人不依赖于任何车轮（尽管我一直很好奇，三条腿的装置是如何能走路且不摔倒）。

《大空战》的读者没有威尔斯其他科学浪漫小说的读者多。威瑟斯告诉我们，这本书的主角——伦敦人Bert Smallways是一家自行车店的合伙人，他告诉我们一架优秀飞机的设计可以像自行车的设计一样简单。在小说接近高潮的部分，有两个人骑着自行车穿过了遭战争破坏的纽约州，把那些极为重要的设计图交给了美国总统。但小说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战争的悲观展望，飞艇摧毁了这个世界上的城市。而德国在用极为先进的飞艇将纽约炸为废墟后，却在亚洲航空舰队的“圣战”中被歼灭。这本书大量借鉴了早期的航空故事，如儒勒·凡尔纳的《征服者罗比尔》（Robur the Conqueror）和乔治·格里菲斯的《革命天使》（The Angel of the Revolution），但在威尔斯的书中，冲突迅速扩大成了“一场全体的游击战，一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平民和家庭、以及社会上所有团体的战争”。全球经济随之崩溃，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城市都遭遇了摩苏尔式的暴力、饥荒和瘟疫，但剩余的人类最终还是通过拾荒和自给自足的耕作生存了下来。直至这本书的尾声，威尔斯才给了我们一线希望，即文明，也许是一个更人道、更人性化的文明，有可能再次出现：一个小男孩不经意间瞥见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在《车轮战争》的末页，威瑟斯提出，威尔斯也许是我们“可持续性交通、本土更优以及智慧城市设计运动的守护神”。或许吧。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即使在二十一世纪，H·G·威尔斯依然诉说着我们的恐惧和梦想。

（翻译：冯陈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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