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在2025年，当一个女人是什么感觉？

如果说曾经的诉求是“被看见”，这一年更像是被看见之后的追问：如何被看见、被谁看见、以及，看见究竟以何种方式发生？这一年，女人密集地出现在热搜、电影、脱口秀舞台与舆论公审场里，到处都有她们的名字和脸。超级巨星、传统贤妻、出走的中年女人，死去的年轻女人，被算法拼凑的色情女人。

上野千鹤子曾说，谁能代表女性主义是一个伪问题，在今天，它似乎又被做成了选择题、是非题。怎样才算够独立、够进步？一定要够独立、够进步吗？不同语境的女性主义都在问着相似的问题。“无孩爱猫女”走入婚姻，女性偶像切除乳房，学者李小江去世后被讨论，或许女性主义本身就由彼此冲突的路径共同构成。

2025年，身体政治也在多个维度同时展开，身体既是医学的对象，也是社会的场域。从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判决，到跨性别偶像出柜引发的撕裂，法律如何定义性同意，医学与税制如何分配避孕成本，问题不断回到原点：我们的身体究竟属于谁？

这一年，人们也在“普通自信”之外，进一步追问何为男子气概。首先是银幕上的硬汉失灵了，蔡澜所代表的风流美学失效了。《混沌少年时》里的13岁少年告诉我们，男子气概压迫他人，也反噬遵从它的人。它如何有毒，如何生产？它为什么会让男孩杀死女孩，也让男人杀死自己？

再把视线移向宏大叙事，在国家机器与算法之间，女人的位置同样被重新编排。右翼与女性互相征用，日本迎来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以保护女性与家庭的姿态为强硬路线背书。另一端，从deepfake、偷拍群组到AI情感陪伴应用，新工具一再复制旧问题，她们频繁召唤进国家与技术的叙事，却鲜少被允许参与叙事的方向。女人没有国家，女人也没有算法。

如果说曾经的追求是“她们终于被看见”，那么2025年，我们继续追问，被看见之后，又如何？

01 凝视，杀害，反扑：流量时代里的女性

2025年，从热搜榜单到社交平台，女性从未缺席公共舆论，但被视为公共女性的她们，总是在层层围困里被凝视、被消耗。

2月3日，大S在日本旅游期间感染流感并发肺炎去世，享年48岁，她离世的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大量网友悼念和讨论她的离开。许多人认识大S，是源自《流星花园》中的杉菜，一个出身寒微、敢于对抗权贵、在亲密关系中坚守尊严的角色。《流星花园》在亚洲曾引起巨大关注，使大S成为一代偶像。“永远的杉菜成为大众记忆的一部分，也与大S的人生轨迹形成了某种呼应。

然而在大S去世当晚，微博热搜前十中有四条与前夫汪小菲有关，“汪小菲说大S是我的家人”“汪小菲台北街头淋雨”迅速占据榜首，舆论的焦点聚焦其被过度消费的婚姻纠葛。实际上，自大S离婚后，她在大陆互联网世界的曝光明显减少，而汪小菲和张兰却依旧活跃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将大S的私生活作为流量资源。她去世不久后，抖音永久封禁了汪小菲和张兰的账号，理由是账号传播误导性内容和不当营销，并引发了公众大量批评。

实际上，大S的成名之路始终伴随着私生活的大量曝光、她和小S早年共同主持综艺节目《娱乐百分百》，是她职业早期的重要平台，蔡康永曾形容该节目为“台湾版的楚门的世界”，她的私人生活持续在真人秀、社交平台和直播间中被人们观看。

还有评论指出，大S的去世让人重新意识到，即使是她这样财务自由、职业成功的女性，也难以真正从一段糟糕的异性恋婚姻及其衍生的舆论暴力中抽身，父权结构、厌女情绪，以及收割注意力并将之变现的平台，是把女性一次次推回深渊的深层原因。

大S离世后不久，另一位女明星的悲剧也引发了广泛关注。2月16日，韩国明星金赛纶在首尔家中被发现死亡，年仅24岁。金赛纶死后不久，其家属称她与男演员金秀贤曾有长期恋情，该关系始于她15岁、金秀贤27岁时，持续多年。家属也指控了其经纪公司在酒驾事故后对她施加经济压力等。这些都引发了韩国娱乐圈的大规模讨论。

在界面文化的报道《韩娱还在诞生更多金赛纶》中，作者指出，金赛纶并非个案，在韩国娱乐圈，还有雪莉、具荷拉等女性偶像，同样在未成年时期进入娱乐工业，又在试图挣脱既定形象时遭到大规模网络暴力。

学者金久用曾在《从工厂女孩到韩流女星：发展主义的文化政治、父权制与韩国流行音乐产业的新自由资本主义》一书中，将K-pop产业形容为新自由主义与父权制的杂交产物。今天的偶像被塑造成听话并高度性化的劳动者，由男性主导的行业精英直接生产，用以服务资本的利益需求。

对这些被送入流水线的少女，韩娱有着近乎苛刻的规训体系，雪莉就曾在纪录片《致真理》中说：“我在进入娱乐圈时，人们常常对我说，我那时不觉得荒谬，’你是一件产品，你必须成为面向公众最精美的一流产品’。就算大家不说我是产品时，我也会把我当做产品来对待，我必须做到他们希望的那个样子。”

残酷的文化工业压榨女性价值，但持续发声仍然是有希望的。女性主义电影在今年迎来了一次集中上映，根据《新周刊》的梳理，2025年妇女节档电影票房创下历史第二，仅次于2019年同期。这并非是惯常的现象，3月向来是院线淡季，既无长假支撑，妇女节也并非公共假日，女性题材与档期之间从未形成稳定绑定。但在今年，《还有明天》《想飞的女孩》《初步举证》等影片，在文艺片的坐标系中成绩可观，释放出关于女性叙事与市场可能性的信号。《好东西》虽于2024年末公映，却在2025年金鸡奖中获得多项提名，持续占据公共讨论空间。

脱口秀也成为了另一个讨论女性议题的重要媒介。“毒眸”在报道中指出，今年两档主流脱口秀节目共107位演员中，女性演员达到42位，占比接近40%，创下历史新高。“女演员上桌”成为关键词之一。

房主任是今年备受关注的脱口秀选手，她来自山东临沂农村，50多岁才尝试登上舞台，她关于重男轻女、家暴、长期婚姻困境的段子在《喜剧之王单口季》第二季中爆红，被网友称为脱口秀版《出走的决心》。

然而走红之后，关于她的质疑也迅速到来，有网友认为她段子中的细节真实性存疑，个人经历被戏剧化加工，有评论认为，这或许反映出一种长期存在的文化偏见，即女性创作被要求与真实人生高度重合，当她们尝试将个人经历加工为艺术表达时，常常容易被贴上编造、夸大的标签。

围绕脱口秀中性别段子的争议也持续发酵。2025年7月，一篇《谨防脱口秀滑向性别对立的泥潭》的评论文章认为，部分脱口秀内容正在从探讨社会问题滑向性别对立，并将笑点建立在反复拿”男女对立”做文章上，这可能弱化幽默本质并加剧对立。社交媒体上对此篇评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脱口秀借性别话题吸引关注，也有声音指出，曾经的喜剧里对女性、弱势群体的刻板化消费被默认为安全幽默，而女性一旦开口说段子，便会被贴上"挑起对立""不够纯粹搞笑"的标签，这正反映了现实中的不平等体验。

“退一万步说，中文脱口秀发展至今，女演员的上桌数量才逼近一半，在数量上尚未达到标准线，只能说女性主义脱口秀才刚刚迎来春天。”“毒眸”的报道里如此写道。

出走需要决心，但也常常遭遇反扑。仍然是今年夏天，电影《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后的一场观影交流会上，《出走的决心》原型苏敏被邀请分享观影感受。苏敏的分享转向了猪妈妈的视角：“其实大家都在想小妖怪要不要离开浪浪山，而我则在想猪妈妈要不要离开浪浪山。因为我感觉猪妈妈的生活，它就是我前半生的生活，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还有就是照顾酗酒的丈夫。”

苏敏的现场发言片段流出后，遭到了一些网友的围攻。有不少网友认为这与电影本身传达的温情家庭故事不符，猪妈妈对小猪妖关心的剧情是真实在外打工人和母亲关系的写照。相关话题如 “#浪浪山避雷”“#浪浪山宣发” 等在微博等社交平台热议出现。豆瓣出现大量一星抵制电影，表达对宣发方式不满。

02 明星、贤妻、学者：谁能代表女性主义？

2025年8月，泰勒·斯威夫特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订婚的消息，这引发了全球互联网的强烈反响，除了祝福，也有许多歌迷对此表达出了不满或批评，认为这与她过去所树立的独立、自由形象有所偏离，也有评论将她的订婚与“传统贤妻”（tradwife）标签联系在一起。

从“时代巡回演唱会”席卷全球，到频繁介入流行文化与政治议题，泰勒·斯威夫特已经成为当下流行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一年前，她以“无孩爱猫女”的形象公开支持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更进一步被塑造成当代女性主义的代表。而对许多女性而言，婚姻仍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父权制产物，泰勒长期塑造的公众形象，恰恰站在这一制度的对立面。正因如此，她的订婚被一些支持者理解为一种背离。

界面文化的评论里指出，围绕“传统贤妻”的反感，并非只针对个人选择，它更与当下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现实中“传统贤妻”潮流很容易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跨等观念并置。批评者认为，这种趋势将毁掉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取得的女性主义成果，而前两波女性主义的核心目标之一，正是走出家庭、争取工作与公共权利，今天的女性却以“主动选择”为名，再次回到家庭之中。

围绕泰勒的争议最终指向的，或许并非她个人的立场，而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关于什么是女性主义似乎越来越难以形成更清晰的共识。进步与保守的界线一再被模糊，回归家庭可以是个人选择，也可以是与保守主义合流，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缺少的究竟是质疑还是相互理解？

时间拨回到今年二月，著名妇女研究与性别研究学者李小江逝世，享年74岁。李小江是中国大陆妇女学与性别研究的重要奠基者，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率先将女性问题带入学术体系，在当时高度去性别化的知识结构中，为女性经验争取了被讨论的位置。她开设妇女学课程、主编相关丛书，这些工作都构成了此后数十年中国女性主义讨论的起点。

一方面，她被视为女性研究的开路人，另一方面，她与九十年代后兴起的公共女性议题之间也保持了一定距离，她曾说自己“不愿凑热闹”，“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而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宁可把feminism当作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一种方法，而不愿它是我的全部——就让我保留这一点自由吧，让我在我的不认同中保存一点曾经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中的印迹。”这句话在她去世后被许多媒体引用。

或许李小江的离世也提醒着我们，女性主义在中国从来不是一条单线推进的历史，它由不同位置、节奏、乃至彼此冲突的路径共同构成。

03 医学、法律、身份：我们的身体谁做主？

2025年10月30日，国家疾控局联合六部门发布通知，将HPV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国13岁女孩将可免费接种双价HPV疫苗。这一政策的调整，回应了宫颈癌发病率年轻化、死亡率上升的趋势。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2022年中国新发宫颈癌病例达15.07万例，死亡5.6万例，位列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五。

另一则卫生政策的调整，是自2026年1月1日起，避孕套等避孕药具将结束长达30余年的增值税免税待遇，恢复征税。公众号《社会学理论大缸》在分析中指出，如果走进药店，很容易发现，除了一次性的避孕套，多数需要长期使用、依靠药物或器械起效的避孕方式，比如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器等，主要由女性承担经济和身体成本。这些都加深了“避孕主要是女性责任”的观念，多出来的那部分税并非是性别中立的。

身体关乎医学，也关于法律与道德。2025年4月，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布维持原判：法院认定男方在订婚次日违背女方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案件在网络引发不小争议，部分舆论将其类比彭宇案，担忧撕裂社会信任。“男性成婚恋弱势群体”“法律成了女方谈判筹码”等说法持续发酵，其背后的捞女恐慌被不断放大。

新闻评论员曹林在新浪新闻的文章中反驳这些说法，指出将其说为“彭宇案式冤案”，是在用舆论对司法进行道德绑架，除此之外，把判决与当下结婚率下跌直接捆绑，或者用以后发生性关系是不是都要签协议的极端设问，将性同意的讨论推向滑坡式结论，模糊了合法与不合法、常情与越界之间本应清楚的界线。

身体也在身份认同中被持续拉扯。今年十二月，日本女团XG成员Cocona在自己20岁生日当天，通过官方社交媒体公开性别身份：AFAB（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的trans masculine non-binary（男性倾向非二元者），并分享了身着西装、露出胸部切除手术疤痕的照片，这一声明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许多讨论。

尖锐的反应往往来自于曾将XG视作女性力量象征的受众。Cocona曾在出道初期表达女人也可以剃光头的主张，也曾被作为拒绝被定义的女孩，如今他切割乳房的行为被解读为背叛女性、厌女，甚至自残。坏酷儿厨房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当粉丝发现对女性偶像的情感投射不再成立，或者意识到自己理解为拓宽女性形象的表演，对当事人来说其实是向男性气质移动时，这种失落本身也暴露出当下女性主义想象的紧张。

此外，也有人将Cocona视为对女团纯洁性的玷污，评论继续指出，女团（girl group）首先是一种由市场而不是生物学决定的商业分类。在一个以利润和流量为核心的体系中，坚持维护这种性别纯洁性，等于把商业符号置于个体的身体自主之上，也暴露了我们仍习惯用二元性别框架理解一切的惯性。

“如果我们因为这种失落，就去指责Cocona的选择，甚至要求Ta为了维护一个群体的边界而牺牲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那么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压迫者？”文章如此写道。

04 硬汉退去、风流失效：反思男子气概

在今年的银幕上，何为男子气概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清明档期间，梁朝伟和段奕宏主演的《猎狐·行动》口碑与票房都相当平淡，孙红雷、廖凡、胡军等“中生代硬汉”演员也面临类似处境：他们曾凭借粗犷、强势的男性形象活跃于影视剧中，如今却被限定在警匪、军旅类型片中，演出空间越来越小，硬汉形象已经不再是稳妥的市场选项。

与此同时，在好莱坞，一种看起来完全相反的男性气质走到了台前，“面条男孩”。提莫西·查拉梅，《阿诺拉》的男主马克·埃德尔斯坦，都是这一形象的代表，他们瘦弱、清秀，蓬松卷发，带着顽童式的脆弱与灵气。

界面文化的报道指出，流行男性气质的变迁，往往与现实政治气候相互勾连。《纽约时报》将面条男孩风潮解读为对右翼男性空间（manosphere）的反动：在特朗普再度胜选的年份里，一种高调、强硬、肌肉化的男子气概被重新召唤，比如摔跤手霍克·霍根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撕衣吼叫，马克·扎克伯格在社交媒体上频繁发布综合格斗训练短片，而年轻的瘦弱白人演员打乱了既有秩序，以更安静、沉思的男性气质获得欢迎。 

今年关于男子气概的讨论，除了它如何伤害其他人，也开始涉及它怎样塑造、反噬那些被要求去符合它的人。春天，Netflix剧集《混沌少年时》热播一时，讲述了一名13岁的男孩如何在非自愿单身者（incel）的网络文化中走向暴力。男子气概的压力无处不在，男孩需要举止阳刚，性经验丰富，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就会成为被嘲弄或者霸凌的对象，他们的怒火则转向地位更弱的一方，那些拒绝他们的女孩。

文学界也关注着对男子气概的反思，今年的布克奖颁给了大卫·绍洛伊的小说《肉身》，绍洛伊擅长描写当代男性的身份焦虑、情感失序与社会地位的滑落。《肉身》延续了他在《人不过如此》中搭建的谱系，从青年到老年，不同世代的男性角色，如何在各自的阶层位置上被男子气概塑形，又在现实压力下断裂。

回到中文语境，年中，“南京红姐事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了大量围观。一名化名阿红的男性，男扮女装，在网络上以免费性服务为诱饵，要求男网友携带食物、小礼物上门，在过程中偷拍并贩卖影像，最终因传播淫秽物品被刑拘、起诉。

偷拍和未获同意传播私密影像理应被明确裁定，但很快，网络讨论的重心从偷拍犯罪滑向对“红姐”性别气质的猎奇，当事人被快速妖魔化，表情包和梗图全网传播，衍生出大量戏谑性内容。这些讨论往往带有对跨性别的羞辱性解读，以及非传统男性气质的恐惧和陌生，也展现了对性别越轨与非主流欲望的防御反应。

在今年，我们也开始重新反思上一代的男性气质。六月，蔡澜去世，许多悼念仍然沿用熟悉的标签，即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的香港四大才子，另一方面，“老登终于落幕”“配不上四大才子之名”等评价也同步出现，有人认为，蔡澜以风月、懂女人为名的生活美学，实则包含了许多对女性的不尊重。

被质疑的与其说是蔡澜个人，不如说是一种曾经流行的，以男性经验为核心的生活美学系统。所谓懂女人，实质上意味着可以定义女人、评判女人，而风流的男人往往是以女性的沉默为前提。人们意识到，当“风流”无法被女性共享，只在男性之间构成互文时，往往会转化成另一种暴力。当年蔡澜被视为有才、幽默的句子，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已经不合时宜。在2025年，话语权终于有所松动，昔日风流得以重新反思，人们开口说出了令人不舒服的地方。

05 、国家与算法之间：女人的位置

年初，生成式AI还像我们的新玩具，人们用它算命、写诗，到了年末，它已不可逆地嵌入了工作生活里。然而新技术并没有解决旧问题，甚至让它们更棘手了。从换脸的影像、偷拍的身体，到被训练成完美伴侣的AI对话框，技术对女性身体与情感的塑造，是2025难以回避的话题。

色情内容仍然是最直接的伤害。联合国与多家研究机构指出，互联网上九成以上的深度伪造（deepfake）影像以女性为合成对象，大多未经授权，且多数不是公众人物。被合成、被下载的她们，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数字性暴力也年年都在发生，在韩国“N号房”事件中，数十万名男性用户分享偷拍与隐私影像。今年，一个名为“MaskPark 树洞论坛”的境外加密群组被揭开，它被称为中国版“N号房”。群组里聚集了超过十万名用户，在地铁、试衣间、校园等空间偷拍女性，并系统化地售卖针孔设备、传播影像，形成了从设备买卖到影像交易的完整黑色链条。

另一方面，与AI建立情感连接不再是一个科幻电影故事。九月，一位住在美国宾州的退休教授宣布自己已经和AI丈夫卢卡斯结婚七个月。在中国，情感陪伴类AI也是一个增长迅猛的产业。不稳定成为常态的时代里，可控的亲密显得格外有吸引力，AI或许填补了关系中的缺口，也回应了我们的某种失落。

但这个答案足够吗？今年6月，一款名为“筑梦岛”的AI聊天APP在与未成年用户的互动中，频繁生成色情擦边乃至甚至血腥色情内容，有报道发现，即便用户自报10岁，部分虚拟角色仍会输出大尺度暗示。AI与人的关系，在陪伴之外，也藏匿着更多需要思考的伦理问题。

算法之外，还有国家。2025年，日本迎来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然而，这一所谓突破并没有导向更进步的性别政策。高市早苗更明确地站在自民党内部的保守路线之上：强调国家安全、军事能力与传统社会秩序，对女性议题的关注主要嵌入在家庭、保护与社会稳定的框架中，她主张强化传统家庭角色分工，支持通过国家立法来“守护母性”。

类似的张力并不只出现在东亚。曾经，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法国极右翼政党领袖玛丽娜·勒庞等人，都曾以女性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她们既是本国政坛打破天花板的第一批女性，也都曾以母亲、普通女性的形象赢得选民信任，而在政策上支持的是反对堕胎、削弱性少数权利的法律议程。当女性成为极右翼与保守政治的门面，女性是否真的获得了更多权利，还只是在原有国家叙事中被赋予了新的象征角色？

右翼与女性的互相征用正成为势头，在美国，“男性圈”（manosphere）曾被证明能有效动员年轻男性选民之后，保守派正将这套经验复制到女性身上，并打造一个面向年轻女性的右翼替代媒体生态“女性圈”（womanosphere）。它以反觉醒文化为入口，让MAGA变成一种可消费、可展示的时尚单品。

根据界面文化的报道，来自纽约的网红拉奎尔·德博诺是这一转向的代表。她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你可以在纽约做普通女孩，同时支持共和党”，她相信年轻女性存在慕强本能，而年轻男性右转的趋势最终会反向吸引女性。

政治分析师艾米丽·阿米克提醒，不应低估这种策略的长期影响。正如男性圈在2024年选举中被事后证明具有动员力，女性圈正在把女性的审美、情感与身份认同征用进保守政治叙事之中。

如果说这些讨论发生在选举层面，那么加沙和阿富汗女性的处境，则在更直接的暴力中。联合国妇女署推算，自2023年10月以来，已有超过2.8万名女性和女孩在战火中丧生，几乎相当“平均每小时一名女性或女孩死亡。在漫长而反复的战争中，女性和儿童往往是最先失去保护的一群人。

另一边，塔利班重新掌权四年后，阿富汗约220万女孩被排除在校园之外，女性被禁止从事大部分有薪工作，出行、受教育。2024年，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转发的文章《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就是由阿富汗记者哈迪亚·海达里与写下的在塔利班统治下的日常。这篇文章被出版社注意到后，她们一起扩展了18个故事，被扩展成同名短篇小说集在中国出版。书的版税也让作者得以离开阿富汗。在传统出版体系之外，它展示了一种新的路径，个体声音从社交媒体出发，被女人们接力放大，再由出版固定下来，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网络。

从高市早苗，到加沙、阿富汗，女人没有国家并非只是文学比喻，它指向女性如何频繁被召唤进国家话语，作为领导人、符号、被保护对象，但女人如何真正生活，如何免于暴力，依然是需要在这些宏大的叙事缝隙里，一遍遍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