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在一架美联航航班上，美籍越南裔医生受暴力驱逐的过程被同机几位乘客用手机拍摄下来，在他被强制拖拽时，视频被上传了到Twitter、Instagram和Youtube。你无法想象这类视频的病毒式传播有多么迅速且范围庞大，全世界上亿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这一则视频拍摄技术不高，质量不佳，影像粗砺直白，却拥有着无可置疑的表现力，或许比任何一家报纸对这一事件的描述都更有力量。

动态影像的力量并非社交网络时代的产物，对于观众而言，不被电影影像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希区柯克并不是一位神经科学家，但他的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他能够使观众大脑中控制恐惧和焦虑的杏仁核活动和他的影片节奏保持一致。当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尤里·哈森（Uri Hasson）给一群观众试看希区柯克的作品《断魂枪声》时，哈森发现，观众们有65%的大脑活跃区域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就是，希区柯克的影像和故事对观众的前额叶刺激是持续的、可预测的，就像把他们自己放在火上烤一样容易控制。 

纪录片影像更因其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而具备了某种更强大的叙事力量，这力量究竟有多强大？2012年，圣迭戈一家慈善组织公映了他们在乌干达拍摄的纪录片“被遗忘的孩子”，记录了三位美国年轻人在乌干达的足迹，他们看到了乌干达童兵的痛苦和乌干达军阀约瑟夫 · 科尼的暴虐行径。 后续影片《科尼2012》更是号召观众“让科尼出名”，该慈善组织负责人鼓励观众支持美国军队介入，在2012年结束之前抓住这位乌干达军阀。视频在第一周内就被浏览了一亿多次，而科尼也突然间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军阀。通过这一次尝试，他们完成了国际民主联盟和联合国报告多年来未实现的目标。 负面反馈随之而来，人们指责《被遗忘的孩子》通过夸大科尼及其军队的规模和暴政来试图骗取捐助（电影兜售价值30美元的“行动套件”，内含表带和手册）。能证明科尼军队于过去6年内在乌干达进行暴力活动的证据并不充分，且资深观察家也猜测科尼可能早就身亡。电影在乌干达上映时，观众一片唏嘘，乌干达民众认为，这部影片把美国人比作“救世主”，但却根本不准确。于是，反电影风潮像当初电影走红时那样，迅速在社交网络上蔓延开来。

事实证明，作为没有文字的说服艺术，影像手段相当成功。在《影像叙事的力量》一书中，视觉素养教育专家斯蒂芬·阿普康从石洞壁画开始，经由古登堡、爱迪生再到希区柯克，追溯了文字与图像在思想表达和人际沟通上的发展演化史，还饶有趣味地探索了“电影神经学”这一前沿科学领域，将影像叙事的力量信服地展在读者面前。

著名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从电影的角度谈了谈他对于影像力量的理解。这位拍摄了《出租车司机》《喜剧之王》《华尔街之狼》等知名作品的大导演，惊讶于人们传统而顽固的偏见——认为影像转瞬即逝，而文字传承久远；电影轻浮低级，而小说话剧才是高雅艺术。他认为，电影不是供人消费后便遗忘的事物，而是需要人们专注而感情充沛地反复观赏和研究的对象。事实上，观看电影与阅读小说、欣赏戏剧的方式毫无二致。

别再将电影和文学对立了

文 | 马丁·斯科塞斯（国际著名导演，电影社会学家）

在我小时候，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差距就像大洋的此岸与彼岸。只要是图画，无论是移动的还是静止的，无论是手绘的还是拍摄的，都只是供人观看的事物，仅此而已。而文字则只是供人阅读的。

但从某一个时刻，我开始意识到，影像也是一种语言。我必须承认，我是在不知不觉中认识到这一点的。我无法具体告诉你特写镜头与推拉镜头的区别，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存在镜头剪辑这么一回事。但我还是会感受到不同层次的情感张力、色调变化，以及画面比例、景深、光影、节奏、色彩、动作和肢体语言等细枝末节的变化和调整，这些都能在观众进入剧情时对其视觉起到引导的作用。换而言之，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电影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意义非凡。持这种观点的人可不只我一个。

随着渐渐成长，我开始对电影和电影制作产生了兴趣，也阅读了一些关于电影史的书籍。我发现，人们还是在苦苦地探索电影的奥秘，毕竟电影的诞生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情。电影史讲述的无非是影视明星和好莱坞的传奇故事，还有一系列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电影，比如《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贪婪》（Greed）、《爵士歌手》和《公民凯恩》等。电影制作本身存在着诸多限制，搭建场景规模较大、花费不菲且困难重重，超出了我们普通人的能力范围。如今市面上介绍如何自制电影的图书还是围绕着特写、广角、“表现灯光”等枯燥无趣的概念展开讨论，其观点也通常墨守成规，说起特写就是代表了“情绪化”、交叉剪接是为了“营造紧张气氛”、推拉镜头则代表“神秘”，对此我感到很遗憾，而且还有一点儿悲哀。

种种问题之上萦绕着的是文学与电影之间奇怪的对立现象。在一些人眼中，电影总是被排除在高雅艺术之外，被看作低级的艺术形式，而话剧和小说则被看作相对高级的艺术形式。对他们来说，电影不过是玩具，是“没有任何想象价值”的消遣对象；电影是“轻浮”的，而其他艺术则是“严肃”的。甚至有人认为电影根本称不上是艺术，因为它是“合作”的成果。他们认为，影像转瞬即逝，而文字则能传承久远。我知道，旧的偏见很难消除，但我也惊讶地发现，这种特定偏见仍然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没想到这么久它还未消失殆尽。

接下来就是电视。如果电影算是庸俗和“逃避现实”的消遣对象，那么电视则更加缺乏实质性内容，也更是令人沉迷的娱乐工具和消遣对象了。无须多言，电视不是需要“阅读”的事物，你只需要打开电视，坐下观看便好。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16毫米电影机和便携式声音设备的发明，有关电影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卡索维茨的《影子》（Shadows）、让– 吕克· 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 还有安格的《天蝎星升起》（Scorpio Rising）以及布鲁斯·康纳（Bruce Conner）的《宇宙射线》（Cosmic Ray）等先锋电影就是最佳的例证。全世界的电影人都在以全新且革命性的方式讲述故事，我已经多次提过电影史上的这一时刻，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对我的影响力也变得愈发强大。那个时代最有趣也最激动人心的一点是，能够接触电影的人和无法接触电影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与追求时髦无关。相信我，像我们这样整天泡在电影院里的人离时尚还差得远着呢。

我们知道，在灯光亮起时，电影不是供人消费后便遗忘的事物，而是需要人们专注而感情充沛地反复观赏和研究的对象。事实上，观看电影与阅读小说、欣赏戏剧的方式毫无二致。我们会一起关注帕索里尼的最新电影，研究伯格曼的作品，然后走进黑泽明的世界中。要知道，对一部电影的记忆会启发并充实我们观看其他电影时的体验。这些电影为安东尼奥尼和萨蒂亚吉特· 雷伊（Satyajit Ray）创作新电影奠定了基础。同时，已故影评家安德鲁· 萨里斯（Andrew Sarris）也向我们展示了好莱坞电影的辉煌成就。他们不仅告诉我们，喜爱约翰· 福特（John Ford）和阿尔弗雷德· 希区柯克这些电影巨匠没有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学习法国人，并对他们的电影摄制法表示认可。许多过去的大师级电影人目前仍在制作电影，所以福特的《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和希区柯克的《鸟》（The Birds）永远都会在关于电影的伟大交流中被提及，且每部电影都会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

时至今日，我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半个世纪以前的人们对这些是闻所未闻，更不必说对那些无法接触电影的人造成极大的威胁了。电影作为一种新奇事物是易于为人们接受的，但将电影视作艺术形式呢？这不可想象。一些电影和电影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我想举三个例子予以说明：安迪· 沃霍尔、 萨姆· 富勒（Sam Fuller）和让– 吕克· 戈达尔。一位摇滚乐评论家曾说过，如果你不喜欢滚石乐队，那就谈不上喜欢摇滚乐。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果你观赏了这三位大师的作品，却没有发现蕴含其中的美好、神秘感，体会到故事的流畅性，那么你根本就不是真正喜欢电影。现在，我想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解读：如果你坚持认为动态影像是被消费和遗忘的对象，那么一般的电影你都无法欣赏，更不要说欣赏沃霍尔、富勒和戈达尔的作品了。

同时你也无法注意到电视和广告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在1960年，通过电视直播的总统选举辩论中，著名的尼克松 “五点钟阴影”案例出现后，政治家和演员都开始更加注意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电视广告经过精心设计后，以最出其不意的方式打动着人心，这意味着广告业一直在变化，适应着文化的每一次起伏，将人们对视觉的理解重新定义到了毫秒。我还记得以前人们对电视怀抱忧虑，担心它会对文化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此时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停止忧虑，并开始细细品味电影的魅力。

在2012年，动态影像无处不在：电影、电视、视频游戏、Youtube、流媒体、出租车的电子屏、地铁广告、电子广告牌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种发展最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图像是由非专业人士创作，由不同形状、尺寸和价格的智能手机及照相机拍摄的。人们对视觉素养的需求愈加迫切。事实上，这种视觉素养对现代人来说已经必不可少，《影像叙事的力量》这本书从一个电影爱好者和教育热心者的独特角度出发，帮助我们将这种需求梳理成具体的观点。阿普康从石洞壁画开始，带领我们一路探索到Youtube 及其他媒介形式，从古登堡到爱迪生再到希区柯克，通过这种方式，他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文字与影像之间联系紧密，而非天差地别。在整个过程中，他重新定义了素养（literacy）一词，使之涵盖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传播方式。

在2001年，为了宣传《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我来到了雅各伯恩斯电影中心（Jacob Burns Film Center and the Media Arts Lab），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阿普康。十几年以来，电影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令人激动、欣欣向荣的独立剧院，同时也是一个创新性教育中心。在那里，阿普康和他的团队设计了五花八门的课程，以视觉故事为中心，将批判性观赏、制作电影联系起来。

《影像叙事的力量》罗列出了我们需要哪些工具来培养我们的意识、对每条信息及每个动作的注意力，而不去管这些信息和动作是艺术性的还是投机性的，无论是印在纸上的还是出现在屏幕上的。这本书不仅仅是对素养的呼吁，更是一幅精巧的路线图和指南，指导着我们如何传授并培养自己的素养。

（书摘部分节选自《影像叙事的力量》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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