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鸣

27岁的安娜·特蕾莎， Peggy Jarrell Kaplan

2012年，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新馆“油罐”（Tanks）揭幕，这是一个致力于现场装置和表演艺术的空间，安娜被邀请去做开幕演出，演的也是《相位》。

演出之前有一个座谈会，主题是：布鲁塞尔北面一个叫做韦梅尔（Wemmel）的小村庄里一个农夫的女儿，是如何成为现代舞史上的标杆性人物的？

即便对于西方人而言，安娜的舞蹈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存在。当年，《小提琴相位》在纽约首演时，报道描述道，“观众瞪大眼睛，像看到天外来客一样。”

“1980年代之前的比利时，在现代舞领域基本上乏善可陈。主要就是贝嘉。但他无论看起来多么先锋，本质上还是一个芭蕾编舞家。”《卫报》说

安娜和维姆·凡德吉帕斯

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到1980年代末，她的罗莎舞团已经闻名世界，另一方面，比利时内部，舞蹈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波实验艺术家：维姆·凡德吉帕斯（Wim Vandekeybus），让·法布尔（Jan Fabre），亚兰·布拉德勒（Alain Platel），西迪·拉比·彻克奥维（Sidi Larbi Cherkaoui）……

“比利时从此在现代舞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安娜家乡韦梅尔

有人问过安娜，她的舞蹈语言是从何处受到的影响。答案是，大部分影响并不来自于舞蹈界内部。

她喜爱电影、戏剧和音乐，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看法斯宾德和黑泽明的电影，还有费里尼和斯科塞斯。文学方面则喜欢海纳·穆勒。

请她列举她最欣赏的艺术家，在世的或者不在世的均可，她想了几秒钟，说出了三个名字：莎士比亚、巴赫和莫扎特——两个古典音乐家，一个文学家，没有一个是舞蹈家。

她早年一开始上的是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理论。“我们在家里会学习倾听和演奏音乐，但是不怎么跳舞，我们家没有舞蹈传统。”

1995年，安娜根据勋伯格的《升华之夜》（Verkl rte Nacht）创作的同名舞作的剧照。

半个世纪前，韦梅尔还是一个传统的小村落，安娜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田野里度过。

“当我很小的时候，我们骑马前去相邻的农场挑选种马。我还记得我奶奶指给我看田里犁地的马匹，她出生于1872年，我5岁时她就去世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会凌晨四点把我们几个孩子叫起来，听鸟儿唱歌。”

“当年农场很大，还没有完成工业化，我们进行轮作耕种，既种谷物，也种甜菜，我们大概养了二十头母牛，绵羊，还养了猪。”

《相位》剧照

“我有我自己的马，12岁的时候，我就学着开卡车和拖拉机。我的一个叔叔教我犁地、收割，给小羊和小牛接生。那真是非常美好的回忆。我记得农场上有一个可以追溯到1800年的巨大粮仓， 我的叔叔叫它“玛丽路易丝”，就像它是一个真人一样。我还坐在厨房的炉子旁边听我叔叔讲故事，记得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人生病了，一直住在浴缸里，直到有一天，一个女人来了，在浴缸里杀死了他。”

直到今天，安娜仍然怀念童年时期亲近大自然的经历。“我喜欢树，喜欢森林，喜欢高山，比起海，我更喜欢山。”

这点明了她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她自认是北方（比利时）人，而不是南方（法国）人，“我们来自地地道道的弗莱芒文化。”

安娜的母亲来自于弗莱芒一个大的知识分子家庭，有一定的贵族血统，“和所有好家庭出身的女儿们一样，我的姨妈们都去上寄宿学校，在那里她们说法语，在家的时候讲荷兰语，不说方言。”

在那个年代，安娜的母亲没有选择当家庭主妇，而是出去工作，白天当老师，晚上给当地妇女做家庭生活方面的讲座。她甚至还参加了韦梅尔本地村委会的选举。

安娜对母亲的评价非常高：“她绝对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非常有事业心，也精力充沛。她喜爱写作，曾经自己撰写了竞选词：‘男人爱女人，但是却很少认识到她们的独立人格。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男人领导的国家，但是也可以不必如此。’”

安娜说：“我能走上舞蹈之路，关键是我母亲。”

安娜和从事戏剧的 妹妹 Jolente

1960到1970年代，正是贝嘉的二十世纪芭蕾舞团在比利时如日中天的时候，电视上天天都能看见那些舞者们的曼妙身姿。安娜刚刚七、八岁，她告诉母亲自己想要跳舞，母亲便带她去邻村上舞蹈课，去了三次之后，母亲告诉她，这样太不方便了，她决定为安娜在韦梅尔村创办一个舞蹈班。

“她去安特卫普找来了一个舞蹈老师，从教区牧师那里筹得了一笔钱，在教区大厅里建起了一个木头舞台，供我们上课和排练使用。另外还有一笔大的开销是买了两根古典芭蕾练习用的把杆。”

稍长之后，安娜开始和表姐们一起去上寄宿学校，舞蹈课变成了周末的一种兴趣班。“在寄宿学校里，我对古典语言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拉丁语，尤其是希腊语。”

成为一个编舞家之后，安娜曾经袒露心迹：“如果我没有搞编舞，也许我会去研究古典语言学。”

安娜曾转校到Maria-Boodschap学校（MaBo），在这里她遇见了以后的重要合作伙伴Michele Anne De Mey和她的兄弟Thierry De Mey.

安娜读书的成绩很好，母亲这边的家族一直希望她能像她其他的姐妹那样，考个好大学。高中毕业时，姨妈们为她规划的职业方向是医生或者律师，没想到她非要去学舞蹈，当时家族里众议纷纷，觉得她这样太不严肃，最后肯定会成为那种举止轻浮的女孩。

直到后来，她的罗莎舞团已经很成功了，“第一次在布鲁塞尔的皇家铸币剧院演出时，我最小的两个姨妈来看望我，还在说，‘我们挺喜欢你的演出的，不过，你就不能把跳舞只是作为一种个人爱好吗？’”安娜笑道。

“我17岁开始，一个人在外面独立生活。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我的父母非常了不起，放手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确定以舞蹈为志业之后，安娜开始在布鲁塞尔演员莉莲·兰伯特（Lillian Lambert）创办的表演艺术工作坊里进修。

“每天下午4点上完白天的课，从5点开始，我进行古典芭蕾、现代舞和声乐训练。我和另一个女孩同租了一间屋子，她是国家剧院的一名演员。我当时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工作。我在班里非常瘦，有时候下午我就睡着了，因为太累了。”

安娜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入读了当时布鲁塞尔最有名的舞蹈学校——贝嘉开办的掌印学校（Mudra）。

这所学校从两个方面塑造了后来的安娜：一个方面是编舞哲学，安娜遇见了韵律课老师费尔南德·席伦（Fernand Schirren），此人是贝嘉在比利时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为贝嘉的多部舞作谱写了音乐。

“他有一套和东方的太极、阴阳学说非常相近的哲学思想，后来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安娜意识到自己作为舞者的短板：

“在班上我总是拖后腿，因为我从来无法达到那些既成的舞蹈标准，无论是古典芭蕾的还是现代舞的。我意识到，我无法使用他人的舞蹈语汇来表达我自己，无法在其中找到认同——我得说我甚至在这方面有技术问题。因此，我不得不找到属于我自己的语言。我想当一个编舞家。”

安娜的编舞过程很慢，早上九点半到下午六点，工作一天，编出来的舞不过十秒钟。

她那些长达一小时以上的作品，都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累积而来，“真正是苦劳力，就好像农夫在田里耕作一样”。

《编舞家的乐谱》

2012年，安娜出版了新书《编舞家的乐谱》（A Choreographer’s Score: Fase, Rosas Danst Rosas, Elena’s Aria and Bartok），总结了她早期的四个作品。

书面世之后，她意识到了一个巧合：这本书是讲现代舞的，而她曾经在比利时农业部工作的祖父——一辈子在不同的农场之间来回穿梭，给当地农民提供种地的指导建议——也写过一本书，叫做《比利时农业史》。

“两个领域都需要大量的实践，和持久的激情，为了阐释清楚，要一笔一划手绘图表，为了有所收获，不得不进行大量重复而艰辛的劳作。”

相距一个世纪，这个来自大地和乡野的小女孩终究还是在某种意义上承继了家族传统。

来源：公众号“台下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