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学后做什么？”

 “做一个理发师。” 

2015年夏天，在美国波莫纳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教授埃里克森问大学三年级的孙中伦以后要不要继续修读哲学。“我认为你身体里有一种才华，你要抓住它。”教授说。孙中伦回答说，他打算先休学一年，去做理发师。

波莫纳学院是一所世界顶尖的文理学院，孙中伦在这里修读政治经济哲学和德语专业，是罗德奖学金的最终候选人。大三那年，朋友都已各寻出路，孙中伦选择了回国“流浪”。这也成为了他的非虚构作品《回来》一书的由来。

在出发之前，孙中伦的许多亲朋好友不能理解此举。父亲跟他说：“你会改变主意的。”美国波莫纳学院学院的老师们倒是表示了赞同和支持。种种不可回避的困惑推着他回到中国：他觉得自己人生经历匮乏，对别人的生活感兴趣却不了解；他迫切想要做些什么，而不是只停留在对“自由”等概念的口号式的追求上。孙中伦隔壁宿舍有一位同学，大四上学期没写毕业论文，休学回非洲老家和家人一起盖房子去了。他觉得这种选择“非常了不起”。

“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将来要走怎样的路？”他模糊地意识到，“如果自己对身边人一无所知，那该如何知道自己的位置？如果对这个世界缺乏经验和好奇，又怎能说自己是智性的？”一天晚上，他躺在学校的天窗下，答案渐渐浮现出来——“明年不上学了，回去（中国）做一个理发师。”

回国后，他没有立即圆理发师之梦，而是先后经历了另外五种工作和身份：东莞工厂里的工人、大理民宿的“店小二”、甘肃定西的初中老师、北京单读的新媒体编辑和成都漆器厂的学徒工。“我会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可我并不知道那是谁。”孙中伦由此开启了一段“寻路中国”式的现实探索。在这一年的“打工”之旅中，他通过不同的身份与不同环境里的人们对话，记录下了他们的故事，也记录下这些故事中的自己，一边生活一边写作。

他落脚的第一站是东莞一家生产电容器的工厂。一开始，他被分到分选组，负责挑选成品电容器，把好的留下，坏的扔掉。他在这里认识了18岁就出来打工的刘承、从文秘做到工人的王姐、年纪轻轻却异常沉稳的“许领班”......形形色色的人在这来来去去，王姐跟他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有故事，但都被自己在内心封存了起来，一致保持沉默。”孙中伦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沉默。

刘承负责印字，每天开3台印字机器，要挨个检查几毫米大的、密密麻麻的小字。孙中伦问他是否觉得无聊，刘承苦笑着说“还好”，有时干坐着挺难熬，这份工作也让他本来就不怎么好的视力变得更差了。刘承农村出身，高一辍学，和四个玩得最好的朋友开了家面包加工店，一年后因生意不景气出来打工。在工厂的一年，他既不觉得快乐也不觉得讨厌，每天在工作、看电视和玩游戏中度过。王姐以前做文秘，看不起工厂里的工人；后来上了年纪，不得不在一个又一个工厂里辗转。她现在觉得做工人也挺好，只要“不偷、不抢、做一个善良的人，让上一辈的恶不传承下去”就好了。

在工厂待了大概一个星期，孙中伦辞工了，他对这份缺乏创造力的工作很快厌倦。接着，他去了大理、定西、北京，最后辗转成都，成为了一名漆器厂的学徒工。

这家漆器厂成立于1954年，至今已有60多个年头。在1990年代的生产高峰后，漆器厂遭遇了停产、地震等波折，“仍不可思议地活着”。如今，为数不多的人坚守着刷漆、做漆器这些古老手艺，不愿被工业化的浪潮一下子淹没，孙中伦遇见的尹师傅是其中一位。2015年，她63岁，做了42年漆器。22岁那年她被一件“绿宝砂”漆器征服，她形容它“像大海那么漂亮，蓝绿蓝绿的，特别亮”。尹师傅跟孙中伦说：“我想，什么时候我要把记忆中的这件作品做出来。”这一做就是42年。孙中伦在书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历史很长，时间在这里停留很久。”

孙中伦说自己喜欢写“日常”，有些细节令他着迷和感动。东莞工厂里的工人们，如何对抗日复一日的重复、无聊的生活？漆器厂的手艺人们为何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坚持传承一门手艺？孙中伦倾听和记录着不同的答案与声音。他也想通过这份记录来完成自己叙述的目的，他想“让人们都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意义的”。

从漆器厂出来，他的行程暂告一段落。离开课堂一年，感觉像是过了好几年。在工厂，人们称呼孙中伦“查户口的”，他总喜欢寻根究底：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打了几年工，问题一个接一个。他感谢别人愿意和他交谈、对他诚实，也为不能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而感到无力。对于这一年的“回归”生活，热爱和厌烦参半，行程即将结束，孙中伦有些不舍：“我知道，我的旅途就要到达尽头了，这让我感觉忧伤。”

在听那么多人讲述了幸福或不幸的经历后，孙中伦找到了自己与他们的共同点：在这个疯狂扩张的时代，大家都是“进步的列车后面远去的弃儿”，被抛弃、被疏离。书写“弃儿”意义何在，他写道：“历史只是‘胜利者的历史’，但历史却不是只包含胜利者的。我首先觉得我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也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时代的人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就愿意去写他们。”

《回来》中的一年，是否解决了孙中伦休学前的种种困惑？答案或许是肯定的。他说写作消解了他先前感受到的“存在主义的危机”——摆脱碌碌无为的生活状态，用新的经验去冲刷它，从而全新地、清醒地认识自己。“写作能让你清醒地面对过去和现在。一旦你清醒了，伤痛和困惑就没那么强烈了。”

在此番对于非虚构作品的尝试中，他更注重作品的文学性，而不想单纯复述一个故事。作为一位年轻的写作者，孙中伦认为自己仍有不足。他热爱写作，又觉得写作是一个和自己斗争的痛苦过程，尤其是在还写得不太好的当下。

回来又回去，这场亲身生活的“实验”仍在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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