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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材大幅增加文言文 谈中国语文教育的百年历史

当年,叶圣陶、丰子恺等教育家融文化传承、启迪智趣、树立人格于薄薄一本《开明国语课本》,今天的教授、作家、教育家,是否可以同样披沙拣金?

2016年7月,一群孩子在合肥的一个暑期传统文化课程上

日前,教育部出台新规,要求 2017 年全国六年制小学一年级、三年制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教材,必须统一使用最新出炉的统编教材(简称“部编本”)。通知一经下达,不仅在教师、学生、家长中间,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围绕新教材主要有两点争议:一方面,按照总主编温儒敏教授的说法,现有“一纲多本”编写水平参差不齐,推行新版的目的是“在多种教材并存的情况下,起到示范作用,促进教材编写质量的提升”。但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表示,到 2019 年,“部编本”就会实现全覆盖。这是否意味着经过了 1980 年代以来鼓励教材多样化的一系列“审定制”尝试,中国又回到了教材“国定制”?岳麓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的确有些地区教育部门在教材选用上“因财选材”,但这些教材本身是否就应该全盘否定?

更核心的争议来自于新教材的文言文(诗)比例:在课文总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文言文篇目大大增加,小学篇目占 30%,初中则高达 51.7%(由于教材尚未全部面世,数据来自温儒敏教授)。质疑者或认为文言文已无实用性,占用学生过大精力会耽误现代汉语的掌握,或担心在“伏羲班”、“女德班”遍地开花的当下,这一改动会加剧社会上“把糟粕当精华”的文化复古倾向;而拥护者多称赞新教材弘扬传统文化,培养了民族精神,发挥了语文教育应有的价值。

这种赞扬的观点在讨论中占据主流。但有趣的是,听起来古老的“文言文”、“传统文化”甚至“语文学科”,都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在二十世纪的血雨腥风中,它们无一能够自外于政治对垒和文化争锋。历史告诉我们,“传统”总是选择的结果,而教育则是博弈的最前线。

五四运动为何将文言视为“封建糟粕”?

我们通常理解的“文言文”虽然古而有之,这个概念却产自晚清,作为“白话文”的对立面。晚清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等人促进白话文,主要是因为书面汉语言文脱节、使用困难,不利于文化普及,又加之知识分子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文字以普及教育的影响。

对早期倡导者来说,文言还是白话,是“用”的问题,而非“体”的问题;是方法论问题,而非世界观问题。裘廷梁所言“白话八益”中,既有“省日力”(节省时间)、“免枉读”(避免误读)、“便平民”,也有“保圣教”。康有为亦赞同用白话传孔“教”,可以抵挡“洋教”的文化入侵。而为了获得读者,进步的报刊如支持革命的《京华日报》、保守的报刊如宣扬女德的《北京女报》、不关心政治的如《启蒙通俗报》等,都使用白话。当时文言文仍旧是主要书面文字,但白话作为辅助、翻译,工具地位越发重要。朱自清评论说晚清的白话是“慈善文体”,推行它主要是为了“将就”文言水平低的人进行文化传播,可以说是很中肯的评价。

清代以降,科举八股已经将文言文和保守思想牢牢拧在一起。保守派又以语言作旗帜和盾牌,革新派也只得将文言文斥为因循保守、腐化堕落的社会思想的代名词。
图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原北京大学红楼)。

伴随着清政权覆灭,晚清推广白话文的努力夭折了。民国初年,“文白之争”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袁世凯夺权后,一方面希望稳固政权、拉拢遗老遗少和地方军阀(段祺瑞、孙传芳等人都主张尊孔读经);一方面要为自己称帝做舆论准备,故而积极成立“孔教会”、颁布“尊孔令”、“祭孔令”,学校不但要以文言文教学,还要读经:“使儿童熏陶于圣贤之正理,兼以振发人民爱国之精神”。

眼看民国的立国之本从共和日渐替换为尊孔拥帝,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鲁迅等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人决心釜底抽薪,以文化革命带动政治革命,以语言革命带动文化革命,发起了我们熟知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继承了晚清运动的“用”,但更激进地上升为了“体”。虽然,新近引进的现代语言学让学者能把文言文理解为一种语言,可以剥离内容理解形式;但考虑到清代以降,科举八股已经将文言文和保守思想牢牢拧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包袱;保守派又以语言作旗帜和盾牌,革新派也只得如此,要求形式为内容埋单,将文言文斥为厚古薄今、因循保守、腐化堕落的社会思想的代名词。对文言文的这种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延续了很长时间。

从实用主义到反蒋:民国语文课本的进步议程

相比“文言”,“语文”的历史还要更短,1902 年现代分科小学教育发端的时候,没有语文,只有“读经”。民国时受西方 Language(语言)和 Literature(文学)分法影响,将重白话口语交际的“国语”和重文言文阅读的“国文”分立。直到 1949 年,叶圣陶主持新中国的华北教科书编审时,才将两者归并为“语文”,规定课程内容为“听说读写”。文言文之为语文课的一部分,大概相当于西方教育中“拉丁语”、“古希腊语”和“经典”(Classics)的合集,实际上,关于古代语言和文本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在世界各国都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而在中国现当代语境中,争论未曾言明的内核实际上是:语文课是干什么的——鉴于少儿的能力、精力有限,语文课的首要功能是什么?

民国前期,现代教育制度初立,“文学”、“语言学”、“文化”、“应用文”这些概念或诞生不久,或刚刚舶来,互相还纠缠不休;文白之争也正如火如荼,但尽管如此,当时的国语和国文教育却明确地选取了实用主义路线:重口语、轻书面;重应用文、轻文学,为未来就业培养少儿的听说读写能力。

各种民国教科书收录了大量文言文,但这种安排首先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而不是因为“从容典雅的风度”。
图为 2012 年在北京举办的一场“民国书刊”展览。

在当时,一方面是内忧外患之下政府和教育界希望尽快增强国力;另一方面,以美国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在新派人士中广为流行——杜威本人曾在中国巡回演讲达两年半之久。实用主义认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社会进步,这一启蒙主义观点影响深远,前面说到知识分子因实用性考量而反对强调文言文,就是这一思想的延续。当然,近年反复再版的各种民国教科书中,我们能看到大量文言文,但这种安排首先也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而不像怀有“民国想象”的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从容典雅的风度。

由于早期现代汉语表意功能尚有不足,政治上的白话文拥趸(如刘半农)也同意,教文言文可以帮助白话文“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此外,当时公文、报纸、信札仍时常使用文言,如不学习,则不便于日常生活。并且,民初虽以白话为官方语言,但白话文书籍很少,如果不识文言,就不仅仅是不了解传统文化,而是不能读书,对中国历史、地理、文艺、科技一无所知了。

1920 年代后,实用主义主流下“儿童本位思想”兴起,教学大纲对文言文要求降低,突出了“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的儿童文学,鲁迅、周作人、叶圣陶等人都积极参与创作。至 1930 年代,社会上开始出现忽略文言文教学导致学生写作能力低下的议论。恰逢蒋介石急于巩固政权,于九·一八事变之际“攘外必先安内”,清洗国内反蒋力量,于是其结合“党化教育”发动了第二次“尊孔读经”,试图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精神和“传统文化”融合,以后者的民间基础为前者合法性背书;以后者的保守性消解前者中的进步思想。

故而,1931 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明确规定:“应以三民主义重要的观念,为编定全部课程之中心,应注意伦理知识及实践,以助长儿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德性”、“了解固有文化”、“培养民族意识”。国民党大佬陈立夫、何键、宋哲元、陈济棠等纷纷在各自地盘提倡“读经”、“弘扬国粹”——虽然当时的小学教员大部分自己并没受过“读经”教育,实施起来荒腔走板,乱七八糟。这一时期,各版本教材增加了大量以儒家文献为主的文言文。配合着读经,国民党在《现代文学评论》上发起了“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以“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来压制反映国内革命斗争的作品。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语文教科书上的“语文”二字便是叶圣陶所提写。

当时日本加急入侵,民族主义的呼号当然十分必要,但是蒋介石把“民族主义”、“君君臣臣”、“攘外安内”搅在一起,孰表孰里,谁为谁服务,就非常明显了。对此复古潮流,新文化运动旧将奋起回击,叶圣陶与丰子恺一道编写了 1932 年版开明书店《开明国语课本》,在“审定制”下力求以其儿童本位原则和读经抗衡。他们也选择了一些诸如《愚公移山》、《晏子使楚》、《苛政猛于虎》等有教育意义的文言文,翻译成白话使用——今天坊间最走俏的“民国老课本”,就是这一套。叶圣陶、陈望道、鲁迅等人还在上海报界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以更激进、彻底的态度宣扬白话文,和南京政府报刊上整版整版的“兴文言、废白话”唱对台戏。

从美学欣赏到文化热:新中国之后的文言教育

1930 年代直到民国末年,文白之争的政治色彩始终浓厚,语文课本自然是主战场,但因为战局动荡,虽然日益成熟的白话文渐得人心,但谁也没压服过对方。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组织编写第一版《初高中语文》,将“国语”、“国文”合并为“语文”,在明确其文言合一立场的同时,也抹除了文言文在“国文”中的重要地位。建国之初的教育总体要务,一为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二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语文回归了民国初年的实用主义本位,时文和说明文占据很大比重,文言文虽然少量存在,但只作为古汉语语言学习的材料,弱化内容探讨。

解放初期,语文回归了民国初年的实用主义本位,时文和说明文占据很大比重。
图为如今重印的 1950 年代语文教科书。

1950 年代中期,中苏正值蜜月,中国学习苏联重视文学教育的经验,将文学单独设科,民国教科书上那些常见的文言文一度得以古典文学的面貌重见天日——课本引导学生们体会诗文的人文情怀、艺术价值。这基本是头一次,文言文以其审美价值而非教化功能成为存在于教材的原因。可惜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革开展,这项尝试中道夭折。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教育部颁发了新课纲,虽然当时社会上普遍崇拜文学,但和民国初、建国初一样,迫切希望以教育实现民族复兴的教育界,再次对语文采用实用主义工具论观点,在培养“听说读写”能力外,语文还要身兼思想教育和科学普及两职。文言文教育仍然是古汉语教学为主,审美欣赏为辅。

情况在 1990 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其实 1980 年代引进西学的“文化热”中,诸多学术团体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中国文化书院丛书》为代表,已经含有中西比较、引进海外港台汉学、新儒家的种子。杜维明等新儒家身在海外,其学说有很强的身份意识,生于 1950、60年代、对儒家文化不甚熟悉的内地知识群体受到感染,开始在全球文化视域内整体地视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国思想)为国粹。1980 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也明确表现出民间那种龙卷风过后四野茫茫,无处安放的身份焦虑。

1990 年代初,对冷战的反思使主导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遭到祛魅——尤其是对于冷战中被压抑、利用的弱小民族国家而言;加之全球商品化浪潮的推进,世界范围内的价值真空中开始孕育遍地开花的保守主义思潮:在欧美,福音派保守主义盛行;原有文化基本破坏殆尽的拉美兴起了基督教热潮;而在没有彻底沦为殖民地的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国等地,“传统宗教/文化”成为了价值填充的首要选择。步入 1990 年代的中国,则仍然面临价值危机,海外港台的种子很快在本土结出了“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几颗果子——和“文学”一样,被称为传统文化的东西虽然一直存在,但此时它们以传统文化之名被召唤,是一个文化现象而非文化事实。

在这一背景下,1996 年的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出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的观点。在语文教学和文化教育之间建立联系关系,看似天经地义,实际上不过是这 20 年的事。2000 年,“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已经成为大纲上的首要目的,排在听说读写前面。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言文一跃成为教学重头戏,课时大大增加,不仅要求充分发掘其审美鉴赏的价值,部分地区和中小学甚至已经走得更远——进一步照单全收其思想观念,将《弟子规》、《三字经》等作为地方、校本教材。

传统文化越来越热的结果,是“文言文即等于传统文化”,进而有人认为“凡是传统文化都是优秀传统文化”——再没有“精华”、“糟粕”之分:祖国的花朵坐在课堂里接受着义务教育,参考读物里却有“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可能性令人悚然。

苏州,学童在一家私人书院中读经。

今日新教材重视文言文,客观上也是“传统文化热”的一部分。如今教材尚未全部面世,批判或是赞美都还为时尚早。所幸,文言文两千多年历史,其中有历史的污浊,更有闪光的金子。当年叶圣陶、丰子恺融文化传承、启迪智趣、树立人格于薄薄一本《开明国语课本》,今天的教授、作家、教育家亦可以披沙拣金,通过挑选合适的篇目,既培养学生对于祖国文化的热爱,又培育其独立人格、反思精神、奋发意志,让今天的中小学生从中终身受益,让 50 年、100 年后的读者看到,也能发自内心地赞叹。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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