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殖民”（postcolonial）议题（即研究殖民地国家与殖民历史的思潮——译注）上，弗朗茨·法农仍然是当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尽管他英年早逝，但他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依然会让人们想起他无限的智慧、满腔热情和先见之明。法农 1925 年生于马提尼克岛，在法国学习，获得精神病学博士学位之后便搬到了阿尔及利亚。这三个地点对他理解这个世界、定义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法国经历的种族歧视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构思《黑皮肤，白面具》这本著作。但他关于后殖民最著名的作品《大地上的受苦者》却是在阿尔及利亚完成的，他在这里才开始参与到全国反对法兰西帝国主义、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来。

大卫·马赛（David Macey）在那本精彩的法农自传中写道：

法农很愤怒。他的读者也应该保持愤怒。对于我们之中还有深受苦难的人而感到愤怒。愤怒本身并不会催生出政治变革，但或许这是最根本的政治情绪。没有愤怒，就没有希望。

在这篇文章中，我（指作者 Sara Salem，英国华威大学讲师，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学、女权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历史以及中东的马克思主义）想先谈谈在当今这个后殖民世界中讲授有关法农的课程的政治意义，尤其是探讨这些对于脱欧后的英国有哪些意义。法农身上的什么品质俘获了这么多学生，尤其是有色人种学生的心和头脑？之后我想谈谈人们长久以来辩论的法农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探究法农的作品如何让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后殖民时期的资本主义。

讲授法农

我开始在英国的大学教书时，脱欧投票的结果才出来没几个月。学生们想经常讨论这个话题，并且它与各大课堂中的许多主题都紧密相连。毫无疑问，英国脱欧让许多潜伏着的种族、阶级、性别和民族矛盾浮出了水面，进入讨论。对许多人而言，这就像是如梦初醒。但对其他人来说，这并不是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学生们会在课堂上、喝咖啡时或者在阅读小组中讨论脱欧问题，显然，许多学生正在寻找某些方法来理解目前发生的一切。事实证明，法农恰恰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那种分析，让他们得以解读这看起来似乎不可理喻的世界。

课堂上频频提及法农让我颇感意外，我也对此感到非常高兴。由于大多数英国学生很少接触法农的作品，我原来根本没想过他会重新回归到课堂中来。除了我自己喜欢大量阅读法农的作品之外，我发现许多学生谈到他的作品时也很激动，并且他们还会从作品带来的新视角里得到启发。特别是他关于西方国家“双重意识”（指生活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人民/被歧视种族所感受到的身份焦灼，比如同时是法国人/黑人——译注）、自由和种族主义的论述，让他受到脱欧之后的有色人种学生的青睐。

法农的思想非常广泛，涉及到许多主题，但有一条主线将它们全都连了起来。这条线便是对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状况的关注。我发现这正是上课讲授法农的最好切入点：将殖民统治、去殖民化和后殖民时期的未来互相穿插。特别是我发现：通过法农理解马克思主义，能够很好地讲解那些刚独立不久的国家面临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很好地纠正了通常从欧洲中心论观点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作品的弊端。这些作品对每天遭受种族歧视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色人种学生而言缺乏吸引力。阶级作为笼统的类别划分，并不足以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但与此同时，当代的晚期资本主义正处于新自由主义阶段，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英国新自由主义转型带来的影响。阶级不容忽视，但种族、性别、性倾向和许多其他类别也是如此。

我进行过一场难忘的讨论，那是在某次读书会上，当时我们讨论的是英国‘白人工人阶级’以及其他由黑人、亚洲人和东欧人组成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情绪。我们本应在后者当中看到团结互助的精神，但却发现他们也毫无例外地存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这些问题涉及到许多方面，白人工人阶级被美化，并声称他们是美国、英国和欧洲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大的受害者，企图以此为他们的种族歧视言论辩解。

然而，我们在讨论中以法农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这让我们得以更细致地理解欧洲中心论如何让白人工作者站在了非白人工作者的对立面，并且这是一个刻意为之的历史进程，最终获益的是资本主义。可是，通过经济议题主导的阶级视角来理解这个问题，就不能揭露这一分歧中涉及的种族化和导致脱欧投票结果的统治策略。我们也讨论了法农从全球视角下看待欧洲中心论的做法如何从国际层面定位西方劳工。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劳工如何因为极大地剥削第三世界的劳工，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时收入大幅增加。

或许，让这么多学生对法农产生兴趣的，正是他始终都在处理权力的问题。权力无处不在，它既不是某种偶然，也不是巧合。有些民族非常有权势，有些则不然；有的人有权有势，但也有人不是这样。历来就是如此，却一点都不正常。最有意思的讨论正是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的。我们讨论了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为何其他人为何没能和我们一起；我们讨论了所谓进步的意义，以及为何要进步；我们也讨论了该责怪谁，让谁承担责任，谁又因此而逍遥法外。对权力的这种关注涉及面非常广：权力是通过政治和经济实现的，但同时也借助了文化、价值观和精神才得以实现。

许多学生也认同这一观点，他们现在被困在围绕身份政治建构的讨论，困在和有关结构政治的争辩当中。身份政治有时候会把身份看得过于简单，同时又没能对政治结构给予足够重视。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之类的政治结构则未能对种族、性别和性向这类身份给予足够的关注。法农在许多方面都跨越了这一所谓的分歧，我常常在想：这是不是因为他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训练，因而他的作品始终在描述殖民主义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心理影响。这正是脱欧之后许多英国学生正在面临的状况：“双重意识”、每天因种族和性别遭到抑制和压迫，以及面临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这些状况如何对成长在当前环境下的有色人种的心理产生影响，仍然是目前研究英国脱欧带来的种族冲突和英国殖民历史的研究者们的一个关注点。

对种族、意识、殖民主义和权力的关注，使得法农有关后殖民主义的作品，特别能够吸引那些后殖民世界中的学生们——他们的生活总处于危机状态。法农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完美地概括了他对于权力和后殖民主义的观点：非洲领导者们是否有权把他们的国家治理得很糟糕？许多学生或许会认为这是个奇怪的问题：众所周知，有些国家就是治理得很差，有些国家则治理得相当不错，偏偏碰巧这两类国家之间存在着种族的差异。我在国际发展和中东政治的课程上相当清楚地提出了这一假设：在全球两种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极大的差距：一种国家了解如何进行治理，另一种则看起来步履蹒跚、总是处于战争或贫困状态。

我们发现到处都是这类假设，不用觉得奇怪：我们天天在媒体上看到它们，并且往往是由善良且出于好意的人们提出的。但法农让我们减少对这些差异的关注，转而更多地去关注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为什么有些地方很贫困，而有些地方又不是这样？为什么有些地区容易发生冲突？为什么有些人过着幸福的生活而有些人则不尽然？碰巧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问过这些问题。

法农关于非洲领导者是否有权实行自治的问题，正是后殖民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后殖民世界任何阶级问题的核心：谁有权去定义、行动和维持原状。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重提法农的问题回到斯图亚特·霍尔（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译注）的“为什么是现在”这个问题上来。我们从中看到了某种连续性，这恰恰是法农仍然很重要的原因。法农问这个问题时，非洲的领导者们并没有这项权力。而他们现在依然没有这项权力。后殖民中的“后”并不代表完完全全实现了独立。

马克思主义者正确提出了资本主义是全球不平等问题的源头。而法农则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从来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事情：这是一个彻彻底底带着种族主义色彩的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贫穷和富有之间的界限往往是不同种族之间的界限。在法农看来，隔开贫穷和富有的界限的是种族，而非阶级。如果你是白人但很穷，你仍然属于富有的划分范围，你理所应当享有生存的权利。相反，如果你很富有但却是个黑人，那你就会被划入贫穷范围，虽然你可能处于贫穷范围的顶端，却还是在这个划分范围内。这些论述正是对推崇经济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追问。

为何是法农，为何是现在？

1996 年，斯图亚特·霍尔写了一篇名为《为何是法农，为何是现在》的著名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根本无法找到法农作品背后的“真正本质”，并声称不可能弄清楚法农的本意，或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将被如何使用。确实，我们应该把任何与法农作品相关的活动当成一次重读。重读法农，不仅能够让我们了解他，也能告诉我们很多与读者有关的事情。我们从中还能了解阅读时所处的政治形势。我们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什么原因，让法农的作品再度流行起来了呢？一方面，极右翼分子的崛起、英国脱欧以及对有色人种日益严重的种族歧视，让人们需要一些分析手段来理解种族、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以及杜波依斯所谓的“全球有色人种分界线”，理解法农称之为区别贫穷和富有的分界等等概念、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增加、不平等现象加剧，对之前被殖民国家剥削加剧，引发了人们对于后殖民时代的意义的思考。毫无疑问，法农仍然相当重要。问题是：哪一个法农？

对于法农的作品，有过许多颇有收获、具有革命意义和创新的解读。法农在种族、欧洲中心论、革命、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以及精神病学方面的观点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活动家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相对简单地来回答“为何是法农”以及“为何是现在”这两个问题：法农对于现在的我们仍有意义，因为我们当前所处的世界仍然具有 20 世纪时的许多结构和问题，有些可能只是换了个样子而已。然而，也有些对法农的解读试图简化他或者剥离他对全球政治的理性认识。说到简化，确实有些人的文章误解或歪曲了法农对于暴力以及暴力在去殖民化中的作用的看法，也有些人因为他支持女权主义便毫无理由写文章贬低他。恰恰相反的是，我想关注的是那些让法农看起来不那么激进的文章，然后探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探讨这些看法与后殖民主义研究之间的关联。

法农作品的解读如何远离激进？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及其对学术界的影响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视物质基础的理论方法由此崛起，导致有些人随意解读法农，甚至把他与他激进的本质剥离开来。例子之一便是某些后殖民研究对法农作品的错误引用，在这些引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法农的全新解读的崛起：‘后殖民主义’的法农，按照尼尔·拉扎罗丝的说法，“……不仅仅是后殖民主义，还有后民族国家、后自由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换言之，颠覆法农的革命性，要先于这种转变。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研究后殖民主义的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和斯图亚特·霍尔就没有把法农与其自身的激进本质剥离开。但也有些学者认为法农的作品主要与文化解放有关，从而忽视了他主要作品中的大部分内容。

这在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中尤为明显。法农深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影响。也就是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暴力、阶级、意识形态以及“第三世界”是他大部分作品中的主题。然而，这与普遍的趋势相悖。欧洲曾经因为民族主义犯下了极大的错误，因此许多欧洲思想家把民族主义当成极具破坏力的力量。不仅如此，现在许多研究第三世界的学者也认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极其危险，是一种倒退。

然而，法农的观点其实更为复杂。正如拉扎罗丝指出的那样，他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本身来源于“替代性的民族主义立场”。也就是说，尽管许多参与后殖民研究的学者把民族主义当成完全现代的消极力量，但法农却把它当成实现自由的手段，与此同时也警告我们不要落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陷阱。民族主义也可以为社会，而非资本主义服务。换言之，它还能为我们带来其他可能。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既不好也不坏，既不是进步也不是退步。决定民族主义性质的是历史和社会力量。

法农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着重描写，进一步将他与那些无视他作品中唯物主义观点的文章区别开来。但有问题的不仅仅是学者们无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一篇评论文章如果继续无视他的呼声、在谈及后殖民主义时歪曲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各种观点也必然会遭到批评。而这些呼吁仍然是法农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正如黑人马克思主义者和有关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作品都强调殖民地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法农发现要想让马克思主义为生活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人们所用，就不得不进行“曲解”：

每当涉及到殖民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总是稍有偏差。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到其他任何事情，马克思曾给出完美解释的一切，我们现在都应该重新思考。

他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中，法农写道：

在殖民地国家，经济基础同时也是上层建筑。因即是果：你有钱是因为你是白人，你是白人是因为你有钱。这就是为何每当涉及到殖民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总是稍有偏差。

尽管马克思后期的著作阐述了殖民主义以及美国的奴隶制，但他有些著作仍然没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大背景，没有对资本主义如何在后殖民主义世界以及全球层面获得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之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尤其是罗莎·卢森堡和弗拉基米尔·列宁这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族裔，比如黑人马克思主义者。而从印度“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学派到拉美依附理论学派等全球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如此。

然而，法农的分析更为深入，因为他同时关注了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和心理，与经济和政治结构同样重要），事实上这些因素不能相互分离。因此，解放从来都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其含义远不止这些。并且，在法农看来，有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潜能就在殖民地当中，而非大都市里。重新想想法农关于种族是贫穷和富有的分界线的观点，种族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已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发现，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法农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观点搭建了一所桥梁，使其得以向本质上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转变。最重要的是，法农是欧洲在法属马提尼克岛和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时催生出的理论家。在法农看来，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全球架构，一切人和事都受其影响。或许恰恰是这个原因让他现在又一次大受欢迎。种族歧视、右翼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各个地方的复苏，使得我们许多人不得不面对 400 多年来的一项事实：全球不平等现象一直在通过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断传播。要与其对抗，我们得转向那些真正理解问题根源，且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方法的理论家寻求帮助。

我想引用尼尔·拉扎罗丝关于反殖民主义重要性的一句话：

永远铭记在争取民族解放过程中随处可见的革命英雄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坚决相信这一斗争的具体成功仍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且为当今社会和文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反殖民主义斗争不仅改变了全世界数亿人的生活，且这些改变都将无法逆转。

最重要的是，法农是后殖民思想家。他不仅预知了殖民地独立之后将会涌现的许多问题，他还知道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发生。这些问题都是殖民统治时的结构性问题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这里面发挥了重要的分析作用，但首先它需要被人们“曲解”。而马克思主义和欧洲中心论之间的互相交叉则尤为重要。

在法农看来，欧洲中心论是全球范围内的界定性结构，只有打破这一点才可能发生大幅的改变。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一观念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也很适用。我们可以针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相辅相成进行许多有趣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确实，正是法农对于从全球层面理解欧洲中心主义的坚持，才使得在当前政治形势下讲授法农成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让我们能够把英国当成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民族国家来理解。只有当我们开始把帝国的中心看作新兴的后殖民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才可能正确了解英国脱欧等事件以及准确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

在法农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发展于帝国中心，向殖民地输送资本主义也并不是完全照搬其在大城市的模式。坚持认为英国本身建立于后殖民主义之中，对许多学生而言很重要，对那些有色人种学生而言更是如此。后者从未曾了解过英国的殖民史或英国在种族和种族歧视方面那些糟糕记录。但这种看法承认了他们自己的历史，承认了他们家族的历史。我们本能地知道权力一直存在且并不平等，同时等级制度似乎看起来很自然，事实却并非如此。法农是我们的解药，正是他提醒了我们：现在的一切都处于后殖民状态之中。并且一旦我们通过后殖民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那么一切都会改变。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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