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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尔·汉密尔顿:埃及革命如何让人酝酿出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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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尔·汉密尔顿:埃及革命如何让人酝酿出一本小说?

首次发表小说的奥马尔·罗伯特·汉密尔顿回忆2011年在开罗街头和母亲一同参加抗议所经历的暴力,为何这场革命尚未看到尽头?

“我决定抛下一切并投身其中”……奥马尔·罗伯特·汉密尔顿。

2011 年 1 月,当埃及革命发生时,奥马尔·罗伯特·汉密尔顿(Omar Robert Hamilton)还是个踌躇满志的电影制作人,住在华盛顿。得知消息后,他立刻就给自己订好了能够第一时间出发去埃及的机票。“跟许多人的想法类似,我也认为那将会是一个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时刻,便抛下一切并投身其中。”

四天后,他站在开罗的街头,参加了一场为期 18 天的暴动,其中有 900 人死亡,逾 6000 人受伤。时任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 2 月 11 日辞职,但这并没能终结抗议——或者说没能终结这场血腥屠戮。

过了 9 个月,汉密尔顿的重磅处女作《我城必胜》(The City Always Wins)问世了,小说的开头描述了一个名叫玛利亚(Mariam)的社运积极分子在城里的太平间为被害的抗议者同侪处理后事的景象:“她在一个小时以前停止了对死者数量的清点工作。走廊上的尸体堆积如山,压抑着的愤怒与悲伤显然快要爆发出来了。四处都是由于新的死者而引发的哭泣声、愤怒的质问、惊慌失措的表情,以及带着哭腔的通话。这些人死了,死了,全都死了。医院的太平间已经爆满。它在设计建造时根本不会考虑到这样的情况。”

对这些可怕场景的细致刻画表明,该书乃是基于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如今,距离那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已有 6 个年头了,32 岁的汉密尔顿以一种尽量不使自己显得骄傲自满的口气坦承道:“一些人在太平间里呆的时间比我要久得多,但无论如何,我的确是在那里呆过一阵子的。”

在到达开罗后不久,他便认识到自己对此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运用好自己的电影制作技术。“我在那里跟很多人成了好朋友,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媒体组织,”他说。组织名叫“Mosireen”(这个词是阿拉伯语的英文转写,大意是“我们意志坚决”——译者注),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是他的朋友卡里德·阿卜达拉(Khalid Abdalla),此人是位演员,曾参演过《93航班》(United 93)、《绿区》(Green Zone)这两部电影,也曾把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知名美籍阿富汗裔作家,曾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并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译者注)的《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改编成电影。成立组织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整个革命过程,并建立一个包含报告文学和证据的档案库,以避免有人否认相关事实,另外也让那些受害者们不至于就此“消失”。

“接下来,2013 年 8 月 23 日发生了军事政变,长期镇压开始。我和同事们把装满脚本的硬盘分批运回纽约,它将被制成一部约两小时长的纪录片。”他原本只打算为影片写个剧本,结果后来写着写着就扩成了长篇,经过几周“在黑暗中写作”的时间,汉密尔顿发现自己已经写出了一部小说。

2011 年,反政府抗议者在塔里尔广场游行,这是埃及反政府游行的中心。

《我城必胜》这部小说中包含了多方的声音,令那些死者的父母能够以独白方式表达其悲伤。其关注的焦点是与玛利亚类似的抗议者们,还有一位就是曾经做过剧务的多媒体设计师卡里尔(Khalil),他思考了故事讲述者在危机时刻有何种责任,为最近的播客选好了音轨。“如今,”他说,“我是个野兽派(brutalist,一种讲求粗犷的艺术流派——译者注),我会构造起逻辑严密、无可质疑的防线:新闻、访谈、音乐,就是这些。如今我是个现代主义者,我将条分缕析地透过催化组合来揭示出被遮蔽的真理。如今我是个哥特人,音乐的壮丽将会超越访谈的死板逻辑与新闻的经验主义。今天我会发现你的音乐。”

跟他的性格类似,汉密尔顿一家人来自世界各地,他算是个“归侨”子女,尽管他明确表示“我整个人就体现在书里”,但具体对应起来却既不直接也不简单:“我以某种方式被一分为二了,一边是卡里尔,一边是玛利亚。”

卡里尔的父亲是个巴勒斯坦人,他对故国没有什么眷念,移民到了美国,并且把自己的名字从尼达尔(Nidal)改成了内德(Ned)。“告诉我,巴勒斯坦对你做了什么,以至于你对她弃之如敝屣?”卡里尔质问道。“那又是什么东西把阿拉伯语缝在了你的舌头上呢?”汉密尔顿的母亲母,埃及作家与文化活动家阿达夫·苏维夫(Ahdaf Soueif)的态度有所不同。“她也在抗议的队伍,和我差不多,”卡里尔说。

“在 3 月份,大家看到一个背上有鞭痕的人就会觉得很震惊……等到 11 月,连堆积如山的尸体都没法打动他们了。”

苏维夫的另一个儿子,诗人易安·汉密尔顿(Ian Hamilton)在英国长大, 起初在伦敦国王学院读书,后来又到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Wadham College)深造,主修英语文学。“大学毕业后我有点举棋不定,”他说道,不过到了 2008 年,他就因为制作一则短片的缘故而跟一群电影制作人走到了一起,他们经常在开罗市中心聚会。同年,他又协助母亲参与了巴勒斯坦文学节(Palestinian festival of literature,简称 Palfest)的筹备活动。

他把自己第一次去巴勒斯坦的经历——那时他还在学校念书,与苏维夫一起参加了一个出国调研的活动——视为是“自己最根本的政治经验之一”,在那之后,他成为了巴勒斯坦文学节的常客,并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关注发生在开罗街头的事情之外,《我城必胜》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命运都是与那些仍处于战乱中的土地休戚相关的。

这本小说的力量,部分地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描绘战争的套路——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小说中——拷问了“观看的政治”(politics of looking)和“记录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rding),它承认我们需要在某些时刻关上摄像机。“摄像机会对你干出很多奇怪的事情来,”汉密尔顿说。“它能让你感到自己无所不能,且可以洞察一切,使你远离那些你原本想要以另一种方式与之打交道的事物。”

“同样,你会以一种有些尴尬的眼光来看待暴力,”他接着说道,“在 3 月份,大家看到一个背上有鞭痕的人就会觉得很震惊,等到 11 月,连堆积如山的尸体都没法打动他们了。你不得不变本加厉地制造各种刺激,才能吸引到足够的点击率。”

小说生动地刻画了这一难题,它部分地表现为一种对革命胜利之不可能性的沉思。卡里尔手里有一本几乎快要翻烂了的《革命的年代》(Age of Revolution),这是一本持有悲观态度的历史学经典著作,作者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我太熟悉那条我认为需要加以避免的路径了,”卡里尔说。“我原本以为它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的……霍布斯鲍姆的世界里没有伊斯兰主义者。我们在此面临的问题不是自由派对阵保守派。我们的对手是穆斯林兄弟会和军队:这两拨都是极右派。以及我们自己。”

后来,卡里尔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可能霍布斯鲍姆是对的。我们几百年来都在重蹈覆辙。游行、战斗、呛声、死去、改变、胜利、失败、然后继续游行……”小说批判了这种失败主义情绪,并对这一代青年革命的“烈士们”致以崇高敬意。小说还指出,阿拉伯语里面的“烈士”和“目击者”有相同的字根:“目击者从不解除戒备。”

汉密尔顿是否同意霍布斯鲍姆的悲观看法呢?“我依然认为,将革命视为一种有始有终的现象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道。“这不过是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一个事件而已。人人都觉得从来没有成功的革命这回事,但是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它们的确形成了一定的扰动,改变了许多事物,而我们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得知其结果。”

短期而言,为同志们而战的任务仍在继续,如他的堂弟阿拉·阿布杜·艾尔-法塔(Alaa Abd El-Fattah):一位博客写手、软件工程师和社运积极分子,汉密尔顿的书可说是献给他的,后者近年因未经官方许可而组织抗议活动而被判了 5 年监禁(刑期目前已经过了 30 个月)。“他完全是个政治动物,这让他在当局面前显得十分危险,”汉密尔顿说。“他代表了埃及新一代青年人中最优秀的那一群,对这些人而言,他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他坐牢这件事本身就象征性地表明了新一代青年人的力量。”

尽管新作的大部分内容都在纽约写成,开罗仍是汉密尔顿的“重心”,他现在与妻子雅思敏·艾尔-里法埃(Yasmin El-Rifae)一起住在那里。作为汉密尔顿的革命伴侣,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女权组织“反性侵行动”(Operation Anti-Sexual Harassment)的书,它讲述了革命中触目惊心的针对女人的性别暴力。对汉密尔顿而言,下一步工作是写剧本,不过他仍有雄心在出书与拍片之间自由地闪转腾挪。“小说是个很有弹性的形式,”他说道,“你能透过它来展示一切,并且它能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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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Omar Robert Hamilton: 'We won’t know what the result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is for a very lo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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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尔·汉密尔顿:埃及革命如何让人酝酿出一本小说?

首次发表小说的奥马尔·罗伯特·汉密尔顿回忆2011年在开罗街头和母亲一同参加抗议所经历的暴力,为何这场革命尚未看到尽头?

“我决定抛下一切并投身其中”……奥马尔·罗伯特·汉密尔顿。

2011 年 1 月,当埃及革命发生时,奥马尔·罗伯特·汉密尔顿(Omar Robert Hamilton)还是个踌躇满志的电影制作人,住在华盛顿。得知消息后,他立刻就给自己订好了能够第一时间出发去埃及的机票。“跟许多人的想法类似,我也认为那将会是一个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时刻,便抛下一切并投身其中。”

四天后,他站在开罗的街头,参加了一场为期 18 天的暴动,其中有 900 人死亡,逾 6000 人受伤。时任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 2 月 11 日辞职,但这并没能终结抗议——或者说没能终结这场血腥屠戮。

过了 9 个月,汉密尔顿的重磅处女作《我城必胜》(The City Always Wins)问世了,小说的开头描述了一个名叫玛利亚(Mariam)的社运积极分子在城里的太平间为被害的抗议者同侪处理后事的景象:“她在一个小时以前停止了对死者数量的清点工作。走廊上的尸体堆积如山,压抑着的愤怒与悲伤显然快要爆发出来了。四处都是由于新的死者而引发的哭泣声、愤怒的质问、惊慌失措的表情,以及带着哭腔的通话。这些人死了,死了,全都死了。医院的太平间已经爆满。它在设计建造时根本不会考虑到这样的情况。”

对这些可怕场景的细致刻画表明,该书乃是基于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如今,距离那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已有 6 个年头了,32 岁的汉密尔顿以一种尽量不使自己显得骄傲自满的口气坦承道:“一些人在太平间里呆的时间比我要久得多,但无论如何,我的确是在那里呆过一阵子的。”

在到达开罗后不久,他便认识到自己对此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运用好自己的电影制作技术。“我在那里跟很多人成了好朋友,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媒体组织,”他说。组织名叫“Mosireen”(这个词是阿拉伯语的英文转写,大意是“我们意志坚决”——译者注),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是他的朋友卡里德·阿卜达拉(Khalid Abdalla),此人是位演员,曾参演过《93航班》(United 93)、《绿区》(Green Zone)这两部电影,也曾把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知名美籍阿富汗裔作家,曾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并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译者注)的《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改编成电影。成立组织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整个革命过程,并建立一个包含报告文学和证据的档案库,以避免有人否认相关事实,另外也让那些受害者们不至于就此“消失”。

“接下来,2013 年 8 月 23 日发生了军事政变,长期镇压开始。我和同事们把装满脚本的硬盘分批运回纽约,它将被制成一部约两小时长的纪录片。”他原本只打算为影片写个剧本,结果后来写着写着就扩成了长篇,经过几周“在黑暗中写作”的时间,汉密尔顿发现自己已经写出了一部小说。

2011 年,反政府抗议者在塔里尔广场游行,这是埃及反政府游行的中心。

《我城必胜》这部小说中包含了多方的声音,令那些死者的父母能够以独白方式表达其悲伤。其关注的焦点是与玛利亚类似的抗议者们,还有一位就是曾经做过剧务的多媒体设计师卡里尔(Khalil),他思考了故事讲述者在危机时刻有何种责任,为最近的播客选好了音轨。“如今,”他说,“我是个野兽派(brutalist,一种讲求粗犷的艺术流派——译者注),我会构造起逻辑严密、无可质疑的防线:新闻、访谈、音乐,就是这些。如今我是个现代主义者,我将条分缕析地透过催化组合来揭示出被遮蔽的真理。如今我是个哥特人,音乐的壮丽将会超越访谈的死板逻辑与新闻的经验主义。今天我会发现你的音乐。”

跟他的性格类似,汉密尔顿一家人来自世界各地,他算是个“归侨”子女,尽管他明确表示“我整个人就体现在书里”,但具体对应起来却既不直接也不简单:“我以某种方式被一分为二了,一边是卡里尔,一边是玛利亚。”

卡里尔的父亲是个巴勒斯坦人,他对故国没有什么眷念,移民到了美国,并且把自己的名字从尼达尔(Nidal)改成了内德(Ned)。“告诉我,巴勒斯坦对你做了什么,以至于你对她弃之如敝屣?”卡里尔质问道。“那又是什么东西把阿拉伯语缝在了你的舌头上呢?”汉密尔顿的母亲母,埃及作家与文化活动家阿达夫·苏维夫(Ahdaf Soueif)的态度有所不同。“她也在抗议的队伍,和我差不多,”卡里尔说。

“在 3 月份,大家看到一个背上有鞭痕的人就会觉得很震惊……等到 11 月,连堆积如山的尸体都没法打动他们了。”

苏维夫的另一个儿子,诗人易安·汉密尔顿(Ian Hamilton)在英国长大, 起初在伦敦国王学院读书,后来又到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Wadham College)深造,主修英语文学。“大学毕业后我有点举棋不定,”他说道,不过到了 2008 年,他就因为制作一则短片的缘故而跟一群电影制作人走到了一起,他们经常在开罗市中心聚会。同年,他又协助母亲参与了巴勒斯坦文学节(Palestinian festival of literature,简称 Palfest)的筹备活动。

他把自己第一次去巴勒斯坦的经历——那时他还在学校念书,与苏维夫一起参加了一个出国调研的活动——视为是“自己最根本的政治经验之一”,在那之后,他成为了巴勒斯坦文学节的常客,并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关注发生在开罗街头的事情之外,《我城必胜》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命运都是与那些仍处于战乱中的土地休戚相关的。

这本小说的力量,部分地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描绘战争的套路——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小说中——拷问了“观看的政治”(politics of looking)和“记录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rding),它承认我们需要在某些时刻关上摄像机。“摄像机会对你干出很多奇怪的事情来,”汉密尔顿说。“它能让你感到自己无所不能,且可以洞察一切,使你远离那些你原本想要以另一种方式与之打交道的事物。”

“同样,你会以一种有些尴尬的眼光来看待暴力,”他接着说道,“在 3 月份,大家看到一个背上有鞭痕的人就会觉得很震惊,等到 11 月,连堆积如山的尸体都没法打动他们了。你不得不变本加厉地制造各种刺激,才能吸引到足够的点击率。”

小说生动地刻画了这一难题,它部分地表现为一种对革命胜利之不可能性的沉思。卡里尔手里有一本几乎快要翻烂了的《革命的年代》(Age of Revolution),这是一本持有悲观态度的历史学经典著作,作者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我太熟悉那条我认为需要加以避免的路径了,”卡里尔说。“我原本以为它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的……霍布斯鲍姆的世界里没有伊斯兰主义者。我们在此面临的问题不是自由派对阵保守派。我们的对手是穆斯林兄弟会和军队:这两拨都是极右派。以及我们自己。”

后来,卡里尔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可能霍布斯鲍姆是对的。我们几百年来都在重蹈覆辙。游行、战斗、呛声、死去、改变、胜利、失败、然后继续游行……”小说批判了这种失败主义情绪,并对这一代青年革命的“烈士们”致以崇高敬意。小说还指出,阿拉伯语里面的“烈士”和“目击者”有相同的字根:“目击者从不解除戒备。”

汉密尔顿是否同意霍布斯鲍姆的悲观看法呢?“我依然认为,将革命视为一种有始有终的现象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道。“这不过是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一个事件而已。人人都觉得从来没有成功的革命这回事,但是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它们的确形成了一定的扰动,改变了许多事物,而我们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得知其结果。”

短期而言,为同志们而战的任务仍在继续,如他的堂弟阿拉·阿布杜·艾尔-法塔(Alaa Abd El-Fattah):一位博客写手、软件工程师和社运积极分子,汉密尔顿的书可说是献给他的,后者近年因未经官方许可而组织抗议活动而被判了 5 年监禁(刑期目前已经过了 30 个月)。“他完全是个政治动物,这让他在当局面前显得十分危险,”汉密尔顿说。“他代表了埃及新一代青年人中最优秀的那一群,对这些人而言,他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他坐牢这件事本身就象征性地表明了新一代青年人的力量。”

尽管新作的大部分内容都在纽约写成,开罗仍是汉密尔顿的“重心”,他现在与妻子雅思敏·艾尔-里法埃(Yasmin El-Rifae)一起住在那里。作为汉密尔顿的革命伴侣,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女权组织“反性侵行动”(Operation Anti-Sexual Harassment)的书,它讲述了革命中触目惊心的针对女人的性别暴力。对汉密尔顿而言,下一步工作是写剧本,不过他仍有雄心在出书与拍片之间自由地闪转腾挪。“小说是个很有弹性的形式,”他说道,“你能透过它来展示一切,并且它能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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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Omar Robert Hamilton: 'We won’t know what the result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is for a very lo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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