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环环相扣。义和团事变引起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日本称为“北清事变”），俄国军队趁机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之下，俄国虽答应撤兵，但一再拖延，由此又导致日俄关系日趋紧张。因为日本认为，只要俄国的影响在“满洲”南部占据优势，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就易受攻击，日本国防安全便没有保障。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社会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像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描写的那样，“凯歌之声，到处可闻；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觉流露出来了，因此对于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全国民众……只知 ‘进攻！’其余都听不进去了。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蜇居。”

进入20世纪以来，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国内进一步高涨。在媒体上，俄国在“满洲”的出现被大肆报道，给日本民众造成了一种强烈印象：如果不通过武力表明决心，俄国沙皇政权便不会妥协。于是，“对俄必有一战”的舆论日渐形成，各派政党、政治评论家和知识分子还组织起支持战争的运动，向政府施压。他们争辩说，只有在一国退出的情况下，两个大国在朝鲜的争执才会结束。鉴于日本不可能退出，它只能准备使用武力手段来削弱俄国的势力。

日本政府对此颇为犹豫。因为它很清楚自己的军事实力，对于取得与俄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盲目乐观。当时俄罗斯总人口达1.41亿人，陆军常备军总兵力约105万人，后备役军人达375万人。日本总人口约4400万，陆军总兵力约37.5万人。日本政府担心，本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不足以支撑对俄战争。

然而，日本国内“对俄开战”的呼声越来越高。1903年7月，东京帝国大学（现为东京大学）的七位教授拜访首相桂太郎，他们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要保证其在朝鲜的地位，就需要对“满洲”问题作一个“根本解决”。其主张得到了外务省和内务省中层官员的支持，他们坚信日本应该赶紧发动攻击，否则就太迟了。

舆论滔滔之际，内村鉴三、幸德秋水、界利彦等《万朝报》记者发出了反战的声音。内村鉴三在《战争废止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不仅是个日俄非开战论者，而且是个坚决的战争反对者。战争是屠杀人的行为。杀人是最大的罪恶。犯了这样的大罪，个人也罢国家也罢，都不可能得到永久的利益。”

内村鉴三等人的意见以个人署名发表，并不代表《万朝报》的立场，而且这些反战言论在当时的媒体环境下形单影只。随着要求战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万朝报》也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1903年10月8日，《万朝报》发表社论称战争不可避免，国民应抛弃一切顾虑，眼前只有冒着困难埋头向前一条路，应该准备开战，与政府合作。

《万朝报》与其他报纸同流合污，甚至呼吁国民配合战争，这让反战者们大失所望。内村鉴三宣布退出《万朝报》，他在退社声明中说：“我坚信，赞同日俄开战的，就等于是赞同日本国的灭亡。”幸德秋水和界利彦也与《万朝报》分道扬镳：“我们从平素的社会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国际上的战争，就是贵族和军人为了私人利益的斗争，大多数的国民则成了牺牲品。”

幸德秋水和界利彦随后一起创办了“平民社”和《平民新闻》。幸德秋水等人在思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平民社办公室里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等革命家的肖像。《平民新闻》是一份周刊，每期发行近五千份。创刊号发表的“平民社同人宣言”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乃是人在世上的三大要义。”它高调倡导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反战和非暴力，要求裁减军备，呼吁种族平等，谴责大国沙文主义和战争，认为它们只是满足贵族阶层和军队利益的工具，对人民有百害而无一利。

可惜的是，反战论在当时的日本绝非主流。“爱国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战争成功进行，日本的声望和强国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即使不成功，战争也将证明日本会为“自卫”和“权利”而战，而不会屈服于俄国的压力，使自己沦落至二流国家的地位。

一份名为《太阳》的杂志曾刊登文章《开战吧，勇敢地开战》，作者理直气壮道：与俄国开战“不是私斗，而是堂堂正正的由自信和人格喷涌而出的狮子猛吼！”日本一位17岁的文学青年读了好几遍，说这篇文章“令我身心震撼，将成为鼓舞我一生的精神”。

正是这样一种弥漫全国的非理性情绪，驱使着日本民众不惜与强大的俄国作战。人们认为，如果日本想要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想要成为一个列强承认的强国，这就是唯一的选择。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904年2月，日本政府终于做出对俄作战的决定，日俄战争旋即爆发。幸德秋水发表《为士兵送行》，对那些奔赴战场的日本军人说——

“呜呼，从军的士兵，诸位的田畴将荒芜，诸君的业务将废弛，诸君年迈的老亲正独自依门长谈，诸君的妻儿正无奈地饥啼，而诸君之生还则原本即无可期待也。而诸君又不得不行，行矣！诸君且恪守自己的职分，如一架机器般的开动，然而俄国的士兵亦是人子，亦是人夫，亦是人父，亦是诸君同胞之人类也。思此，下手且谨慎，莫对其施行残暴之行为也。”

反战人士明知大多数民众支持对俄战争，但还是在他们的机关报《平民新闻》上申明观点，谴责这场非正义的、浪费资源的战争。在日俄宣战后不久，《平民新闻》出版“非战特集号”，并发布社论声称“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呼吁俄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一道谴责导致战争的两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野心。

幸德秋水先后发表了《战争来》《我们决不承认战争》《社会党的战争观》等一系列评论，抨击政府的战争政策，阐述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同时，在报上开辟英文栏，介绍国内外反战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情况，促进国际团结。

历史证明，这些反战的声音在当时微弱至极，而且遭到了社会舆论的质疑，被认为是“卖国贼的言论”。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当然更难容忍这些异端声音。《平民新闻》一度被勒令停止发行，后来东京上诉法院驳回了停止发行的处分，因为日本政府把这场战争宣扬为“文明与野蛮之战”，因此不敢公然剥夺国民的言论自由。不过，政府还是采取卑鄙手段，先后将发行人、编辑和印刷者软禁，《平民新闻》在1905年1月被迫停刊，“平民社”也随之被解散。

反战的声音终于消失了，可是战场上的杀戮没有结束，直到1905年9月日俄才最终停战。虽然这这场战争让日本的声望上升到前未有过的高度，日本似乎真的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可是其背后的代价又是什么？当这场战争终于结束，8万多名日本青年丧命，许多人的遗骨用报纸、手帕或香烟盒装着送给遗属，超过14万人在日俄战争中负伤，无数家庭蒙受着战争带来的永久创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