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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女权主义先驱米利特逝世 她曾写下《性政治》向男权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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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女权主义先驱米利特逝世 她曾写下《性政治》向男权开战

激进派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因在1970年出版了《性政治》一书而闻名。

凯特·米利特,摄于1980年。

凯特·米利特在九月初以82岁的高龄逝世。她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曾掀起了第二波女性解放运动,也是开创性的《性政治》一书的作者。她认为,对女性来说,个人即政治。

《性政治》的基础是对父权的分析。凯特·米利特认为,男性对女性拥有制度化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生物本身带有的,而是由社会所构建起来的。该理论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基石。

《性政治》出版之时,女性解放运动刚刚兴起,也刚刚开始将男性的主导地位视为压迫的政治和制度。凯特·米利特的作品向外部世界、尤其是向知识界的建制自由派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理论。她将激进女性主义的兴起定义为重要的政治理论,和一场重要的运动。

《性政治》
[美]凯特·米利特 著 宋文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1月

在书中,凯特·米利特分析了女性如何在社会中逐渐接受了父权下的价值观和规范,揭示出女性对男性主导地位的服从是如何形成的。以往的观点认为,女性的附属地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凯特·米利特则对这一观点发起挑战。

“性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核心……” 凯特·米利特写道,“除非我们消除了压迫体系中最为有害的部分,除非我们直指性别政治的中心,直接处理性别中的政治权力和暴力,否则,我们解放人类的努力将只会导致我们再次处于与原始社会相同的处境当中。”

《性政治》一书分析了三位男性作家所描写的性爱场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劳伦斯。凯特·米利特分析了每个场景中女性的服从。在文学进步中,这三位作家都是关键人物,每个人对当时的反文化政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女性的性服从和男性的主导地位是一种“性感”。梅勒是自由主义左翼的宠儿,他曾在《哈泼斯杂志》中发表文章,对凯特·米利特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饱受人们尊敬的评论家欧文·豪曾写道,《性政治》是“错误、歪曲、粗俗、胡说八道的集合体”,并认为这本书的作者犯了“历史还原论”、“粗鲁地简化”、“中产阶级的狭隘思维”、“草率的方法”、“傲慢的极端主义”以及“滑稽的无知”等错误。

凯特·米利特的本意从来都不是成为一位专业的女性主义者。她是一位雕塑家,她对自己的艺术更感兴趣。但是,1970年8月,她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这也导致一些女性主义者对她进行攻击,认为她将自己标榜为女性运动的“领导者”——凯特·米利特对这一指责从不承认。

凯特·米利特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那年12月,《时代》披露凯特·米利特是一位双性恋,并认为“这个消息将会使得人们怀疑她作为女性主义代言人的地位,并进而怀疑她的理论。一些怀疑者将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说成是女同性恋,而这个消息将会进一步支持他们的观点”。

当时,女性运动内部在女同性恋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女性的奥秘》一书作者贝蒂·弗里丹认为女同性恋者是“薰衣草威胁”,许多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都反对凯特·米利特。然而三十多年之后,女性主义者安德里亚·德沃金写道:“贝蒂·弗里丹描写的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问题。而凯特·米利特却命名了这个问题,并对其进行描述、披露、分析。”

凯特·米利特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她的父母都是严格的天主教徒。她的父亲詹姆斯是一位嗜酒如命的工程师,母亲海伦则是一位老师。凯特14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抛弃了家庭。为了养育三个女儿,她的母亲成为了一名保险销售员。1956年,凯特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此后她也曾就读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她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书,之后去了日本和纽约,专注于雕塑艺术。1965年,她与日本雕塑家 Fumio Yoshimura 结婚。在这段开放式关系中,凯特曾与许多女性保持性关系。

1968年,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性政治》这本书便是基于她的博士论文而写的,出于1970年出版。当时,她还是一位贫穷的嬉皮士。她曾在《飞行》(Flying)这本书中描写了名声对自己的影响,在《西塔》(Sita)中描写了自己与一位年长女性的恋爱关系。1979年,她与自己当时的伴侣——摄影记者 Sophie Keir 一起去了伊朗的第一届国际女性日。但最后她们却被逮捕起来,并驱逐出境。她们在《去伊朗》(Going to Iran)这本书中描写了这一经历。

凯特·米利特曾多次被自己的家人送往心理健康治疗机构。在与精神病斗争的过程中,她成为了一名活动家。她曾在《精神病院之旅》(The Loony-Bin Trip)中描写了自己的这一经历。她还写了《残酷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ruelty)一书,表达了自己反对使用酷刑的观点。在《米利特》一书中,她描写了自己与母亲的关系。

1998年,米利特为《卫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被时间遗忘的女权主义者》(The Feminist Time Forgot),在其中,她写道:“我没有什么能赚钱的技能。我是一位无业游民。真可怕啊,这个未来。前方是怎样的贫穷,怎样的屈辱,怎样惨的女流浪者,我的积蓄都去哪里了?”

去年,我(即本文作者 Julie Bindel,一位女权主义活动家与撰稿人)前往纽约拜访德沃金(Andrea Dworkin,一位女权主义活动家)的时候,曾见过凯特·米利特。她非常羞涩,也非常温和,并不是别人告诉我的那样,说她是爱发脾气、自怜自哀的那种人。然而,她对其他女权主义者所拥有的财富心事重重,特别是那些对女性运动没有贡献任何创新之处的人。后来,德沃金告诉我,凯特·米利特曾因她(德沃金)在布鲁克林拥有一栋高档住宅而责怪她,没有什么原因,米利特就是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在晚年,凯特·米利特和科尔(Keir)生活在纽约州波基普西市的一个农场中。在这里,她们起先以卖圣诞树为生,后来还建立了一个女性艺术馆。2012年,她因此获得了小野洋子·列侬艺术勇气奖。2013年,她被列入纽约的“国家女性名人堂”中。

(翻译:尉艳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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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Kate Millett obituary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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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女权主义先驱米利特逝世 她曾写下《性政治》向男权开战

激进派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因在1970年出版了《性政治》一书而闻名。

凯特·米利特,摄于1980年。

凯特·米利特在九月初以82岁的高龄逝世。她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曾掀起了第二波女性解放运动,也是开创性的《性政治》一书的作者。她认为,对女性来说,个人即政治。

《性政治》的基础是对父权的分析。凯特·米利特认为,男性对女性拥有制度化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生物本身带有的,而是由社会所构建起来的。该理论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基石。

《性政治》出版之时,女性解放运动刚刚兴起,也刚刚开始将男性的主导地位视为压迫的政治和制度。凯特·米利特的作品向外部世界、尤其是向知识界的建制自由派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理论。她将激进女性主义的兴起定义为重要的政治理论,和一场重要的运动。

《性政治》
[美]凯特·米利特 著 宋文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1月

在书中,凯特·米利特分析了女性如何在社会中逐渐接受了父权下的价值观和规范,揭示出女性对男性主导地位的服从是如何形成的。以往的观点认为,女性的附属地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凯特·米利特则对这一观点发起挑战。

“性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核心……” 凯特·米利特写道,“除非我们消除了压迫体系中最为有害的部分,除非我们直指性别政治的中心,直接处理性别中的政治权力和暴力,否则,我们解放人类的努力将只会导致我们再次处于与原始社会相同的处境当中。”

《性政治》一书分析了三位男性作家所描写的性爱场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劳伦斯。凯特·米利特分析了每个场景中女性的服从。在文学进步中,这三位作家都是关键人物,每个人对当时的反文化政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女性的性服从和男性的主导地位是一种“性感”。梅勒是自由主义左翼的宠儿,他曾在《哈泼斯杂志》中发表文章,对凯特·米利特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饱受人们尊敬的评论家欧文·豪曾写道,《性政治》是“错误、歪曲、粗俗、胡说八道的集合体”,并认为这本书的作者犯了“历史还原论”、“粗鲁地简化”、“中产阶级的狭隘思维”、“草率的方法”、“傲慢的极端主义”以及“滑稽的无知”等错误。

凯特·米利特的本意从来都不是成为一位专业的女性主义者。她是一位雕塑家,她对自己的艺术更感兴趣。但是,1970年8月,她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这也导致一些女性主义者对她进行攻击,认为她将自己标榜为女性运动的“领导者”——凯特·米利特对这一指责从不承认。

凯特·米利特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那年12月,《时代》披露凯特·米利特是一位双性恋,并认为“这个消息将会使得人们怀疑她作为女性主义代言人的地位,并进而怀疑她的理论。一些怀疑者将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说成是女同性恋,而这个消息将会进一步支持他们的观点”。

当时,女性运动内部在女同性恋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女性的奥秘》一书作者贝蒂·弗里丹认为女同性恋者是“薰衣草威胁”,许多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都反对凯特·米利特。然而三十多年之后,女性主义者安德里亚·德沃金写道:“贝蒂·弗里丹描写的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问题。而凯特·米利特却命名了这个问题,并对其进行描述、披露、分析。”

凯特·米利特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她的父母都是严格的天主教徒。她的父亲詹姆斯是一位嗜酒如命的工程师,母亲海伦则是一位老师。凯特14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抛弃了家庭。为了养育三个女儿,她的母亲成为了一名保险销售员。1956年,凯特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此后她也曾就读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她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书,之后去了日本和纽约,专注于雕塑艺术。1965年,她与日本雕塑家 Fumio Yoshimura 结婚。在这段开放式关系中,凯特曾与许多女性保持性关系。

1968年,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性政治》这本书便是基于她的博士论文而写的,出于1970年出版。当时,她还是一位贫穷的嬉皮士。她曾在《飞行》(Flying)这本书中描写了名声对自己的影响,在《西塔》(Sita)中描写了自己与一位年长女性的恋爱关系。1979年,她与自己当时的伴侣——摄影记者 Sophie Keir 一起去了伊朗的第一届国际女性日。但最后她们却被逮捕起来,并驱逐出境。她们在《去伊朗》(Going to Iran)这本书中描写了这一经历。

凯特·米利特曾多次被自己的家人送往心理健康治疗机构。在与精神病斗争的过程中,她成为了一名活动家。她曾在《精神病院之旅》(The Loony-Bin Trip)中描写了自己的这一经历。她还写了《残酷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ruelty)一书,表达了自己反对使用酷刑的观点。在《米利特》一书中,她描写了自己与母亲的关系。

1998年,米利特为《卫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被时间遗忘的女权主义者》(The Feminist Time Forgot),在其中,她写道:“我没有什么能赚钱的技能。我是一位无业游民。真可怕啊,这个未来。前方是怎样的贫穷,怎样的屈辱,怎样惨的女流浪者,我的积蓄都去哪里了?”

去年,我(即本文作者 Julie Bindel,一位女权主义活动家与撰稿人)前往纽约拜访德沃金(Andrea Dworkin,一位女权主义活动家)的时候,曾见过凯特·米利特。她非常羞涩,也非常温和,并不是别人告诉我的那样,说她是爱发脾气、自怜自哀的那种人。然而,她对其他女权主义者所拥有的财富心事重重,特别是那些对女性运动没有贡献任何创新之处的人。后来,德沃金告诉我,凯特·米利特曾因她(德沃金)在布鲁克林拥有一栋高档住宅而责怪她,没有什么原因,米利特就是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在晚年,凯特·米利特和科尔(Keir)生活在纽约州波基普西市的一个农场中。在这里,她们起先以卖圣诞树为生,后来还建立了一个女性艺术馆。2012年,她因此获得了小野洋子·列侬艺术勇气奖。2013年,她被列入纽约的“国家女性名人堂”中。

(翻译:尉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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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Kate Millett obi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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