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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在以色列:在西方化以前 以色列被视作“中东的斯巴达”

这个以色列的行路人有点儿奇怪,身在田间地头,心在四海八荒,眼里全是粗活,心中装满故事。

云也退拍摄的以色列。

按:在十一国庆假期的7天时间里,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计划用7本书带领身在各处的你们前往7个地方,与它们的作者一同思考一个地点、一处景观背后的社会历史与风土人情,以及更进一步地,思考我们该如何在旅行中观看、理解、自处,以及如何回忆和书写一次旅程,并诚实地对待其间有聊抑抑或无聊的况味。

假期第三游,我们跟随自由作家云也退去往以色列。他在以色列的一所集体农庄基布兹劳动了一个月,基布兹类似于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农场,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主义烙印的组织,一个乌托邦式的独特存在,它也是以色列国家的骄傲,一度是人类合作生存的典范之作,最终将不可避免走向穷途末路。云也退一边记录自己的劳动生活、行途所见,一边调动起所有知觉、记忆与阅读积累,如小说家一般,敏感而灵动地记述和想象以色列——这个既安全又危险,既贫瘠又富裕,时而保守时而开放的神秘国度。

他的旅行书写有点儿奇怪,气势磅礴又机灵精巧,身在田间地头,心在四海八荒,眼里全是粗活,心中装满故事,仿佛是扫地僧蹲下身来和你扯了会儿皮,而后拍拍屁股继续扫地去了。许是缠绕着这块土地的历史本身已很难说清,许是作为身在陌生之地的他者,视野、知性与激情更容易合并成为一件事儿,名叫生活。

《Day 19 怀旧》

文  |  云也退

周五下午,去海边的最后一点准备工作也做完了,攒集所有用具很费时间,我们没有地方放东西。准备工作唤醒了我们的创造力和耐心。我想,我们是时候该建立一个野营用品仓库了,日常可以更方便,还能省钱。下午3点,公交车来了:我们带着大包小包上车直奔大海。

孩子们互相帮助。他们都是动力十足的拍档,长幼混搭,合作顺利!在我们的世界上,这种情形很罕有,但在基布兹里这却是常态。八到十八岁的孩子们一起劳动、聊天、欢笑、吃饭、玩耍、开会。所有人一家亲:是朋友,也是兄弟。

在埃拉特南沙滩,我们把用具在一个荫蔽处打了开来。埃拉给每个人买了海滩用双筒望远镜、水下呼吸管和潜泳鱼鳍。我们用了很短的时间打点了一下,所有人就都进海里了。小的跟着大的,成双成对,一路被海里五颜六色的鱼逗得欢悦不已。大孩子帮着小孩子,反过来也一样:一个给另一个递防晒霜,淋浴,吃饭,洗盘子,玩西洋双陆棋。吃饭时,孩子们围成一圈吃得又静又文雅,每个人都很专心、很满意。

但是,犹太人的幽默感今不如昔了。过去他们漂泊四方,不能置业安家,处境最好时,也只是得一个容身之所。后来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了基什尼奥夫屠杀,一方犹太人蒙难,其他地方的人会有十指连心的痛感。在那时,他们靠讽刺与自嘲筑起心理防线,它挡不住沙皇士兵的刀刃,也挑不破法国国家主义者的传单,不过可以让伤口愈合得快一些,让人带着希望活着。

巴勒斯坦垦殖的推进改变了犹太人的心态。垦殖当然是异常艰苦的,犹太农民跟疟疾和狼疮搏斗,焚毁纸莎草,设法让沼泽花神萎谢,变瘴疠之地为可耕良田,漫长的拓荒岁月里还夹杂着与巴勒斯坦原住民的对抗。以色列立国之后,就用这些先辈的事迹激励国民共御外侮,学校赶着学生去访问大大小小的基布兹,听回一堆大同小异的故事:一棵橄榄树的成长,“儿童之家”保育员是多么临危不惧,犁耕生活如何艰苦异常,赤脚医生怎样登山采集治疗腹泻的药草。士兵们被拉到边境去凭吊战场。国史教育积蓄的正能量压制了历次战争引发的恐慌,以色列人越来越自信,认为自己不论做什么,总能取得令自己满意的结果。根据海法大学一位学者的看法,以色列人最后一次幽默感的集体爆发,还要追溯到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之前,以色列人以为再也不会遇到足以挑战其自卫能力的攻击了,”她写道,“但海湾战争击碎了这一幻想,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让全国上下都想起奥斯威辛,想起二三十年代的屠杀,想起大流散。”

海湾战争时期以方的表现,与1967年大相径庭,列维·艾希科尔政府先下手为强,不待纳赛尔动手就先行闪击,而1991年时,伊扎克·沙米尔政府面对萨达姆疯子一样的挑衅按兵不动,一直忍到对方打出第一枪。那时,以色列人不但嘲笑萨达姆,也嘲笑沙米尔的胆怯;沙米尔个矮貌丑,他们就把他画成一个衔着奶嘴、蜷缩在婴儿床里的小老头。在以色列,没有哪个政界要员可以逃脱民众的讥讽,功勋卓著如“国父”本—古里安,当他着手与德国人和谈赔款问题时,觉得感情受伤的民众也毫不留情地怒斥他为国贼。

说到自嘲传统的式微,我认为主因不在于集体性恐慌次数的减少:当国家成为一个事实,还想在战争、灾难面前自嘲,必然会束手束脚,有所顾忌。犹太人不再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失去”的民族了,他们想要国家,并如愿以偿,但国家也羁绊了他们的想象力。

索尔·贝娄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里借拉亚蒙医生之口说过一个有关“六日战争”的笑话:为什么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把律师编入第一冲锋梯队?因为他一声令下“冲啊(charge)!”,律师们就奋不顾身地冲上去要钱(charge)了。

多好的文字游戏,但一定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原创,它狡猾地把战争和犹太人贪财的名声糅在了一起。

休息日,我继续读《第七天》这本毫无笑料的书,人们辩论着最严肃的问题,我困意忡忡时,就去翻看有阿摩司·奥兹参与的对话。奥兹的声音跟别人都不同,最尖厉,最情绪化,一种动人的、死钻牛角尖的人道主义。他说:我们在以暴易暴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六日战争”的胜利进一步麻痹国人的神经,让我们误认为真的可以靠武力主宰中东。书中收了奥兹的一篇名作《陌生之城》,写他在“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观感:士兵们拥抱、跳舞、潸然泪下,其他城市的犹太居民争先恐后地要一睹阔别已久的圣城的芳容,众多国际游客第一时间蜂拥而入,在耶路撒冷周边定居的犹太人冲着驶过的军车热情招手。“这些东西无法形诸言辞。我再一次对自己说,我所有的爱都在耶路撒冷,但那意味着什么?这就像是一场恋爱,一种矛盾的、折磨人的力量:她是我的,却那么陌生,她被我征服,面露敌意,我拥她入怀却又无法企及。”

一些左派学者喜欢谈论“六日战争”的后遗症,他们认为,只有国家把边界退回到这场战争前的样子,和平才有希望。也就是说,还西岸于巴勒斯坦人,还戈兰高地于叙利亚人,最好再把耶路撒冷交给国际共管。这种看法,连我都觉得太激进、太天真了。不说别的,哪个住在边境的以色列人还能忍受宵禁的滋味?我还记得,在火车上,老爷子说到被叙利亚士兵拿枪瞄准时的样子,他的眼睛里突然堆满了易燃物。

“六日战争”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战争的胜利引起的集体性乐观,导致以色列在一个大时刻到来之时成了旁观者。1968年夏天,以法、德、美为中心,欧美大陆刮起的社会运动风暴,地理疆界和意识形态疆界双双被冲破了,法国和联邦德国的激进分子握住了从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希腊、土耳其那边伸过来的同志之手——唯有以色列风平浪静。

法国的“五月风暴”里,一干犹太人出尽了风头,其中最活跃的是一个叫科恩—本迪特的德裔犹太学生。他长得粗鲁,一头红色鬈发,当时拿着西德护照在南泰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巴黎和西德两头跑,俨然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在大学里,科恩—本迪特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性自由。5月3日,他率领的游行学生进攻戴高乐的总统府,要求总统下令学校解除禁令,破除男女之防,允许异性学生互访对方宿舍。科恩—本迪特冲在最前边,他拿着大喇叭喊话的画面出现在各种报纸上。法国人阴险地赞曰:“这小子,犹太佬,操了夏尔·戴高乐!”

科恩—本迪特的队伍扩大了一场全城高校的学生暴动,随后工人也参加了进来,整个法国都瘫痪了。学生们喊出了更激进的口号:要消灭工作,要摧毁布尔乔亚社会,要改变等级化的社会体制。他们在墙上喷了“让想象力统治”的口号。“学生运动的领导层里有太多的犹太人,多到一个什么程度?很多法国人把它看作一场犹太人的暴动。”以色列开放大学的教授耶尔·奥隆说,他专门研究法国左翼里的犹太激进分子,“不过,学生领袖并不是犹太教徒。他们想融入法国的世俗社会,设法改变它,发起暴动只是改变的途径之一。”

不管怎么说,“五月风暴”显示犹太人依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善于通过领导和组织,把细微的不满收集起来,扩成浩大的声浪。然而,科恩—本迪特和法国学生的事迹没有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任何反响,一贯爱提意见、爱管闲事的犹太人,在那一两年间享受着战胜国的快乐。当年,法国的学生组织收到了来自全世界所有“自由国家”的学生团体表示关心和支持的电报,唯有以色列国内的学联毫无动静。以色列人仍旧沉浸在“六日战争”的狂喜之中,他们不关心其他地方的革命了。

20世纪60年代的以色列,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缓行向右。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本写以色列建国历程的书Exodus畅销了好几年,在美剧Mad Man里,唐·德雷珀受命给以色列航空公司编写广告词,靠读这本书来补充相关知识。美国人把以色列看成中东的斯巴达,认为它乏味、自负,奉行苛峻的黩武精神,农业和基布兹是其内政的支柱,所有文化都与二战和大屠杀牢牢拴在一起。还有,处于工党统治下的以色列与苏联集团关系密切,就像唐那个野心勃勃的小同事彼得说的:“那是个什么国家?共产党的地方!”

彼得的话未必武断。在“六日战争”之前,以色列并不比同时代的中国开放多少,垦荒时代留下的艰苦奋斗作风深植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建国者设想的“新人”是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培养的。他们不怎么需要娱乐,不需要太多的信息来源,他们打开收音机听不到几个电台;他们穿着蓝灰色和白色的短裤T恤,趿拉着拖鞋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女人早早就长出了祖母相,大脸盘子,圆点印花的绸布连衣裙是她们最时髦的打扮,男人依然戴着世纪初流行于中东的坦布尔帽,眼角的细纹很多而信息量很少。最终导致国门打开的是政府弃苏投美的策略,以色列取得了军事胜利,“光复”耶路撒冷,引来各国游客毕至,一线的西方时尚文化踏破了迦南的门槛。电视广告一拥而入,第一批精品时装店在特拉维夫的迪赞戈夫大街露脸,便利店,快餐店,大型商场,那些左右着西方世界生活的东西也开始左右起以色列人的审美来。大约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李维斯牛仔裤给承载着光荣往事的工农兵风格带来了致命一击。以色列进入了自由消费和奢侈品的时代,越来越像一个西方国家了。

埃拉特的南沙滩,遮阳伞林立的黎明。

此间的左派怀起旧来,风格大同小异,怀70年代、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民气,痛责第10频道夜里7点档的名模表演、真人秀、“Big Brother”和“Master Chef”。我读过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学者的长篇访谈,20世纪90年代,她在三任政府里当过顾问,对伊扎克·拉宾有深厚的感情。她说,晚至90年代中期,以色列社会也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时国人都知道,我们必须变得跟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不一样,我们要成为‘选民’,那时,我们的社会是团结的。现在的政府只为自己执政,只为了钱而执政。媒体过去在影响社会,现在退化为被社会影响,公民没有任何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这个社会仅仅想逃避而已。这是一个靠着逃避、芝士奶酪、葡萄酒和名人为生的社会,这个社会有逃兵役、逃税,有分配不公的服兵役义务、扭曲的税务制度、严重的工资差别待遇。学校里的孩子拿老师当垃圾。父母拿医生当垃圾。一切都不再神圣,人们什么也不敬。

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理解这所谓的“逃避”,它已经成了舆论谴责社会时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了。这里,和十五年前、二十年前一样,平均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次小小的流血事件。别的国家的人,在国际新闻里看到以色列又爆了一枚什么炸弹,抢险人员在一片烟雾里拖担架,几个人对着镜头痛哭,早就不会有什么情绪波动了——“又是那儿,嘿。”在这种环境里,若说“逃避”,也就是拒绝承认由来已久的动荡不安还远没有消除而已。但是,如果这算“逃避现实”的话,以色列人就该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实”了——倘若他们真的不想自杀的话。

我合上书本,关掉网页,让头脑在枕上落位,静悄悄地滑向梦乡。今夕何夕?中东的酷暑之夜,内奥·茨马达把时间都冰冻了起来,而四季依然轮转,羊群还在哒哒地散步,嘁嘁嚓嚓地吃草,星星点点的种籽随风飘扬……足够止住所有的思考,安放未有寄托的人心了。无人出工的日子,小村智能化地安排着人们每日需要的一切:面包在烤箱里慢慢地翻滚,锃亮的钢刀穿过砖那么厚的豆腐块,横三刀,竖四刀,西芹从刀刃上走过,变成一段一段的,白菜哗哗地卸掉层层叶片,一百多只西红柿排着队跳下水池冲洗干净,钢勺将它们挨个拍扁,扔进炖锅里同鸡蛋会合……水枪吱吱地叫,肥皂沫漫过了食堂的地板,葡萄酒迹和腌橄榄的咸浆随水漂去。贴着各人名签的衣服钻出了梯形的衣箱,匍匐着往洗衣机爬去,隔日上午,便会有素不相识的人来提醒你:衣服洗好了,可以去洗衣房拿了;喷灌龙头濡着腐殖土,推着湿漉漉的绿苗钻了出来,坠落的椰枣一言不发地变黄,变黑,腐烂,瓦解。乡间的黑夜吞没了一切,看不见山廓树梢,全赖这里那里的灯光照出几分人间的味道。

本文书摘部分与图片节选自《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云也退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版),经理想国授权发布。

《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
云也退 著
理想国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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