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获得诺奖后，人们除了评价自己对他小说的阅读感受外，也有很多人谈论的是由他小说改编的电影，并将二者进行比较。但是作家格非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说，“电影可以跟电影比，但是千万不能跟小说比，这是不对的。如今的读者总是容易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这个小说我没看过，可是我看过电影。其实看电影跟看小说是两回事。”

格非紧接着以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和《别让我走》举例，认为这两部小说的好看，完全在于写作笔法里那种淡淡的反讽以及其中对于情感的极其微妙的把控。如果改编成电影，这些元素必定会损耗。他认为“文字的褶皱像衣服的褶皱一样，里面藏着很多东西，和电影完全不同。”

格非抛出此番观点，是在日前举行的科塔萨尔短篇小说集《南方高速》一书的发布会上。他从石黑一雄的改编作品，进而也谈及了科塔萨尔作品《万火归一》。他说这部小说中有一个场景：一个角斗士被剑扎在地上，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一位总督和他的夫人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切；总督夫人和角斗士是情人关系，可是她不能让总督发现这种关系，因此在那个当下，她一方面因为心爱的人将死非常痛苦，但另一方面需要在总督面前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格非说，这就是文字拥有的奇怪力量，电影无法处理。电影靠的是画面，是导演对于演员的调度，而小说依赖的是文字，是如何通过文字想象背后的东西。

以往谈到拉美作家，我们总能想到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但马尔克斯在回忆起胡里奥·科塔萨尔时却说：“偶像让人尊敬，让人崇拜，让人依恋，当然，也让人深深地嫉妒。”科塔萨尔不仅仅影响了马尔克斯和南美洲文学，他在世界范围内都备受尊敬。格非认为，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作家都或多或少和科塔萨尔的写作建立了联系，比如日前刚刚斩获诺奖的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其成名作《长日留痕》与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为您效劳》十分相似，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拓展版。

科塔萨尔“有能力多看世界一眼”

科塔萨尔1914年出生于布鲁塞尔，四岁随父母返回阿根廷，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九岁开始练习写作。1932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所师范学校任教，之后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学习。1949年，他在博尔赫斯的影响下出版了第一个剧本《国王们》。1951年，在37岁时，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出版。这本书让他一举成名，成为了拉丁美洲幻想文学大师，之后又出版了诸多具有幻想色彩的短篇小说集。1984年，科塔萨尔因白血病恶化逝世。

如果非要比较科塔萨尔、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三位作家，格非认为科塔萨尔更接近博尔赫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科塔萨尔和博尔赫斯一样是个哲学家，他有自己完整的哲学观和世界观。另一方面，科塔萨尔又十分不同于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哲学观念主要通过书籍表达，善于在幻想中建立一种知识，并在知识材料中呈现荒谬感和虚无感，最终在高级的抒情性中找到人的慰藉”。世界在博尔赫斯看来是玄妙的，是现实以外十分复杂的运转，跟实际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实际生活在博尔赫斯那里是没有意义的。

格非讲到了一个故事：曾经有记者在采访博尔赫斯时问“一个人活一辈子有意义吗？”博尔赫斯连眼睛都不眨就说，没有意义。在这个记者起身准备离开时，咖啡馆里放起了莫扎特的音乐。博尔赫斯说：“等等，我要把刚才的答案再修改一下。只要音乐还在继续，生活还是有意义的。”格非认为，这个故事是博尔赫斯对虚无所做的最温情的一次让步，只要有音乐在，他便能在其中找到慰藉，人活着便是有意义的。

而对科塔萨尔来说则并非如此。格非说，科塔萨尔的故事并非来自书中，而是来自活生生的现实，他在对于现实的思考中直接呈现出了温暖的一面。 书评人止庵补充说，科塔萨尔写的是现实“是一个神奇的、或者是突然抽风的、得病的世界”。从科塔萨尔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现实中仍然有许多他认为有意义的事物，这些事物经常被忽略，可是他能够抓住和把握。

止庵举短篇小说《南方高速》为例，这篇荒诞的小说讲述了一次漫长的大堵车。在堵车过程中，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恋爱了，有的人结婚了，有的人逃走了。故事看似荒诞，却包含着一些珍贵之物，比如血缘关系、兄弟之情、朋友之情、男女之情等等。“对于科塔萨尔来说，世界值得看第二眼，因为第一眼可能没有看清。芸芸众生或是不肯，或者没有能力多看世界一眼，但科塔萨尔可以。”

“百科全书式的”谜之作家

科塔萨尔作品的风格和体裁十分多样。在格非眼里，作家分两种：一种是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品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是比较早熟的、定型较早的作家；如果读者顺藤摸瓜慢慢了解，可以找到一个清晰的线索。还有一类作家是科塔萨尔这样的，他会在各个层面展开对于文学的探索，“在内容、故事形式、社会风貌、叙事技巧方面有着不知疲倦，永不止息的探索”。格非认为他“既可以写幻想类的现代主义小说，也可以老老实实地完成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

《南方高速》中有一篇作品题为《追寻者》，以查理·帕克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吹萨克斯管的音乐家的故事。格非评价说，“这篇小说非常老实，没有玩弄任何花招，就是用传统的老路把一个人物和他所处时代的关系清楚地表达出来。”《妈妈的来信的小说》是关于逝者对于生者的影响，故事里的哥哥每次收到收件人写着已故弟弟的信时，便开始不断回忆。格非认为这篇小说有一种迫使读者不停重复阅读的力量，讲一个死去的人如何影响生者的爱情，这是乔伊斯作品中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却在一位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

这种包罗万象的写作让科塔萨尔成为了许多作家的“宝库”。格非坦言，在读科塔萨尔的时候，他清楚地知道当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作家的创作，都和科塔萨尔的写作建有一种联系，在利用他的资源。“因为这些作家知道科塔萨尔不像获得诺奖的作家那么红，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他还是个谜，因此仍有待挖掘。”在2017诺奖得主石黑一雄的成名作《长日留痕》中，格非就看到了科塔萨尔小说的影子。

《长日留痕》讲述了一名在达林顿府工作三十余年的、追求完美的男管家史蒂文斯的故事。史蒂文斯在追求管家阶层特有的尊严的过程中，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石黑一雄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以英格兰社会文化的标志性人物男管家为切入口，对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描写。格非所说的“科塔萨尔的影子”，指的便是收录于《南方高速》的短篇小说《为您效劳》。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位名叫弗朗西内的太太在上流社会充当看狗的佣人，在一场葬礼上假装死者的母亲假哭的故事。故意以极为反讽的手法描述了这位太太在上流社会遭遇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情，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势利。在格非看来，《为您效劳》是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微缩版。

除了石黑一雄，格非还想到了以超短篇小说著称的美国作家莉迪亚·戴维斯。科塔萨尔也写有超短篇，他的《指南手册》里有哭泣手册、唱歌指南、关于恐惧形式的说明及示例、灭蚊指南、爬楼梯指南等等，篇章短小，充满奇思。“科塔萨尔写的超极短篇——那些神话寓言故事，那些生活中的某些瞬间和片断——都非常惊人。当然，我很难判断戴维斯是不是受到了他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创作之间是有联系的，”格非说，“所以博尔赫斯说，作家在创造他的先驱，不是先有先驱才有后来者，是有了作家创造才会产生先驱的概念。他创造出来了，先驱就会不断的涌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塔萨尔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有待研究，有待写作者去阅读。”

科塔萨尔在中国

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格非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塔萨尔的作品。彼时，科塔萨尔的作品散见于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外国文艺》和《世界文学》等书籍和杂志中。他当时觉得印象深刻，特别是短篇小说《被占的宅子》——在故事中，居住在祖传老宅里的兄妹俩某天突然察觉到宅子的一半被占领，至于占领者是谁、占领者是否存在，都没有交代；从此兄妹俩开始在半边宅子里活动，宅子的另一半不久也被占领，兄妹俩直接走出了宅子，不再回来。格非读了很多遍这个看似有些荒诞的故事，从此开始关注这位阿根廷作家。

当时科塔萨尔作品的中译本并不多，除了八十年代零星的译介，云南人民出版社在1993年和1994年分别翻译了科塔萨尔的两本著作：《中奖彩票》和《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都收录在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系列当中。其中《中奖彩票》是科塔萨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60年，讲的是一群彩票中奖者乘船旅行的故事。这一套丛书只收录了这两本和科塔萨尔相关的书籍，其他拉丁美洲名家诸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聂鲁达则有更多作品收录其中。

2004年，朱景东和孙成敖的《拉丁美洲小说史》出版。两位作者在前言中写到：“毋庸置疑，面对拉美文学的崛起，为适应我国拉美文学研究和介绍的需要，撰写一部拉丁美洲小说史已势在必行。”在第四编第二章《崛起的一代——文学“爆炸”》中，科塔萨尔榜上有名。

从2008年开始，他的作品陆续被引进中国，包括他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跳房子》、充分展示了其短篇才华的集子《万火归一》，以及较早期的短篇小说集《游戏的终结》等等。《跳房子》以复杂结构和多变技法著称，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核心情节，只有一位名叫奥利维拉的中心人物，小说记述了他在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成就和遭遇。这部作品虽然是逐章叙述，但科塔萨尔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读法，引导读者通过不同的阅读顺序，获得阅读多部小说的体验。从那时起，这位才华横溢的拉美小说家似乎才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2017年，新经典推出了科塔萨尔的一系列短篇作品。《被占的宅子》于今年3月出版，收录了《彼岸》、《动物寓言集》和《游戏的终结》三部短篇集。10月推出《南方高速》，其中收录《秘密武器》、《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以及《万火归一》三部。接下来，新经典还会推出他的另外两部小说集《八面体》和《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文字的褶皱藏着很多东西，电影没法比”

与最近刚刚获得诺奖的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类似，科塔萨尔的作品也备受电影导演青睐。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将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魔鬼涎》改编成了影片《放大》，并在电影中隐蔽地加入了科塔萨尔的形象，向作家致敬。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1967年的电影《周末》则改编自科塔萨尔描写史诗级大堵车的短篇小说《南方高速》。

曾有记者让科塔萨尔谈谈自己作品对于电影的影响，特别是根据他的短篇小说所改编的影片。科塔萨尔回答道：“我认为我的作品对电影没有影响，绝对没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非常非常间接地影响，比如作为一个不值一提的漫长发展过程的结果，在戈达尔的一部题为《周末》的影片中有一组长镜头是根据《南方高速》摄制的。其中有一种影响，不过，那种影响是比较隐蔽的。譬如许多法国电影导演和年轻导演很尊重我这个作家，他们读了我的短篇小说，多次想把他们拍成影片，并且深深地为《掷钱游戏》（即《跳房子》）所感动。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在他们的影片里产生了某种比较明显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奇怪，不。”（《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

谈及科塔萨尔小说的改编，格非说，“电影的诞生让所有小说写作者产生一种恐惧：如果老老实实讲一个故事，电影也能做到，那为什么要写小说？因此小说家们开始探索小说的新形式，比如现代派。“但他也坚信，小说中有电影无法取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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