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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应进一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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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应进一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目前中国各行业的边际收益率普遍下降,宏观经济下行是趋势,应进一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对汇率的政策干预,减税促使企业增加外贸出口。

2016年3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在武汉大学演讲。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0月18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原副院长韦森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演讲表示,目前中国各行业的边际收益率普遍下降,宏观经济下行是趋势,应进一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对汇率的政策干预,减税促使企业增加外贸出口。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正在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大幅放缓到2016年的6.7%。

韦森表示,经济周期有三个周期,大周期是50年一次,中周期是10年一次,短周期是40个月。我们现在所处的周期是一个补库存的周期,这导致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开始上升,制造业开始反弹,订单也开始增多。

“这是随着国际市场的回升,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现象。”韦森称,各种指标表明,中国经济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短期向好。不过,政府对房地产的短期调控会不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影响,目前仍不清楚。

经济增长往往从投资、消费和外贸出口三个方面来统计。韦森指出,中国的投资在下行,民间投资自2012年开始一直往下走,最近有点回升,但是累计的比重依然是下行的趋势。

消费来看,也是一个往下走的趋势。而在外贸出口方面,2014年是负增长1.8%,绝对量在下降,2016年又下降了2%,今年开始转正,订单等各方面都比较好。

韦森认为,在反全球化运动出现、经济增速中轴下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企业面临四大挑战: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实际汇率不断升值、政府税收不断攀高、企业贷款利率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中国经过了35年左右的经济增长,现在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我们应顺应这个自然的趋势。”韦森说,在这个阶段不能再期望生产更多的钢铁、煤炭、石油、粮食、汽车,建更多的大楼、高速公路来拉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而是应该靠投资、劳动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拉动经济增长。

十九大报告提到,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韦森认为,在各行各业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或平均利润率都在下降的情况下,要提前预见中国银行业和金融系统的风险。

“经济增速在下行,而企业负债和还款利息负担极重,理应进一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给降低实际利率,减少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及利息负担。”他表示,还应放松对汇率的政策干预,让人民币汇率随国际市场的供求而浮动。

此外,韦森认为,减税才是中国最好的宏观政策,税收低国家才有竞争力,企业才有竞争力,减税能促使企业增加外贸出口、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消费比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4129亿元,同比增长9.7%。韦森指出,去年中国GDP增速才为6.7%,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应该把减税真正落实到现实工作中,现在减税,未来才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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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应进一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目前中国各行业的边际收益率普遍下降,宏观经济下行是趋势,应进一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对汇率的政策干预,减税促使企业增加外贸出口。

2016年3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在武汉大学演讲。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0月18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原副院长韦森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演讲表示,目前中国各行业的边际收益率普遍下降,宏观经济下行是趋势,应进一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对汇率的政策干预,减税促使企业增加外贸出口。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正在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大幅放缓到2016年的6.7%。

韦森表示,经济周期有三个周期,大周期是50年一次,中周期是10年一次,短周期是40个月。我们现在所处的周期是一个补库存的周期,这导致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开始上升,制造业开始反弹,订单也开始增多。

“这是随着国际市场的回升,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现象。”韦森称,各种指标表明,中国经济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短期向好。不过,政府对房地产的短期调控会不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影响,目前仍不清楚。

经济增长往往从投资、消费和外贸出口三个方面来统计。韦森指出,中国的投资在下行,民间投资自2012年开始一直往下走,最近有点回升,但是累计的比重依然是下行的趋势。

消费来看,也是一个往下走的趋势。而在外贸出口方面,2014年是负增长1.8%,绝对量在下降,2016年又下降了2%,今年开始转正,订单等各方面都比较好。

韦森认为,在反全球化运动出现、经济增速中轴下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企业面临四大挑战: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实际汇率不断升值、政府税收不断攀高、企业贷款利率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中国经过了35年左右的经济增长,现在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我们应顺应这个自然的趋势。”韦森说,在这个阶段不能再期望生产更多的钢铁、煤炭、石油、粮食、汽车,建更多的大楼、高速公路来拉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而是应该靠投资、劳动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拉动经济增长。

十九大报告提到,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韦森认为,在各行各业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或平均利润率都在下降的情况下,要提前预见中国银行业和金融系统的风险。

“经济增速在下行,而企业负债和还款利息负担极重,理应进一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给降低实际利率,减少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及利息负担。”他表示,还应放松对汇率的政策干预,让人民币汇率随国际市场的供求而浮动。

此外,韦森认为,减税才是中国最好的宏观政策,税收低国家才有竞争力,企业才有竞争力,减税能促使企业增加外贸出口、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消费比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4129亿元,同比增长9.7%。韦森指出,去年中国GDP增速才为6.7%,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应该把减税真正落实到现实工作中,现在减税,未来才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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