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1月3日的下午，一种新型文学诞生了。那一天，约翰·彼得·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忠诚的秘书仔细查看他的房子。在过去的三年半里，他已经检查了这里数百次。歌德说他把《中国求爱诗》( Chinese Courtship，原文为广东民间文学唱本《花笺记》，1824年彼得·佩林·汤姆斯首次将其编译为英文版本——译者注）——一本中国小说看完了。“真的吗？那一定非常奇怪！”艾克曼喊道。“不，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怪异。”歌德回答道。

艾克曼在惊讶的同时也认为，这本中国小说一定是个不怪异的例外。他又一次猜错了。歌德说话的声音非常坚定有力 ：“没有什么比真理更遥远了。而中文里面有成百上千的真理，当我们的祖先还住在树上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书写真理了。”之后，歌德更是陷入了一种让秘书为之震惊的状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触手可及，每个人都应该为它的来临贡献自己的力量。”世界文学这个想法就这么在上述对话中诞生了。这段对话发生在魏玛（Weimar）—一个只有7000人口的德国小镇。

和欧洲的其他部分一样，当时的魏玛被巴黎文化的阴影所笼罩。巴黎源源不断地输出它的大都会文化，驱使欧洲人阅读法语小说，背诵法语诗词，观看法国戏剧。很多德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用民族创新来回应巴黎的文化支配。他们收集民间传说以及其他受欢迎且令人愉快的消遣读物，维持着德国文学的本质。的确，他们的做法有利于大多数德国人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和英国人理解的“社会”以及法国人理解的“文明”不同，德国人将文化定义为未来民族国家的基础。

歌德自己同样深受法国礼仪薰陶。他同意德国爱国者们说的德国文化应当在巴黎文化中独立。但他并不支持本地学者收集德国本地文化以及民间传统的做法。歌德在寻找一种既能囊括巴黎大都会文化，又有德国民族色彩的选项。一开始，他在英格兰，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寻找，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让英国文化控制欧洲文化主流并不算得上是一种进步。他不仅仅需要一种不一样的东西来代替巴黎文化，那种文化还需要比巴黎文化更加优秀，囊括的内容也要更多。

世界文学一开始是歌德作为一个地方性知识分子，面对大都会文化控制和民族主义两难局面想出来的一种解决方案。除了中国小说，他还阅读了经典的梵文戏剧——由迦梨陀娑（Kalidasa）创作的《莎肯塔拉》（Shakuntala）；他曾经学习阿拉伯语；他还深深地爱上了中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Hafel）的作品。歌德周围的所有人都很鄙视他对这些异国文学的兴趣。在他生日那天，他们送给他一条穆斯林戴的头巾。这些恶作剧却让歌德更加勇敢无畏。他坚持他广泛涉猎各种文化的阅读习惯，希望其他人会跟随他这么做。对于歌德来说，世界文学代表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单一的语言或者文化在控制全球。世界文学是一种政治秩序的文化表述，代表世界能够脱离支配着19世纪的国家主义和殖民主义，向前迈进。

歌德知道自己必须说服同辈人投身到世界文学的理想。他也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整个世界市场，包括文学市场在慢慢形成的现实。一个新的现象诞生了：人们可以阅读遥远地区的作品，这也成为一开始实现世界文学这一理想创造了可能。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市场赋予了德国一个特别的地位：“无论是谁去了解并学习德语，哪怕他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全球货物流通的市场变化，在他收取丰厚利润的同时，他也担当了翻译的角色。”通过翻译，德国出版社和作家就能够在文化差异中获取利润，把偏远地区的文学带到魏玛美丽的安娜·阿米莉亚公爵夫人图书馆里。这里也是歌德最爱的工作地点。

歌德对全球市场为世界文学打好基础的先见，吸引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的想象。恩格斯是一位富有企业家的儿子，曾前往曼彻斯特学习先进的工业化方法。马克思曾前往柏林，沉浸在哲学的世界里。这两个人开始合作，把恩格斯对工业化的经济学研究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当他们被伦敦一个激进群体要求将思想整理成一个新的体系，恩格斯和马克思写下了《共产党宣言》。

在《共产党宣言》一个令人震惊的段落中，两位作者为资产阶级产出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封建主义体系而欢呼：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同时还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世界文学。对许多同辈人来说，这个词和煤矿、蒸汽机还有铁路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歌德却不觉得惊讶。尽管他有一些贵族偏好，他明白，一种新的全球市场将使得世界文学变得可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全球市场描述成欧洲贸易帝国和殖民主义。欧洲（指葡萄牙人法国和英国）殖民办公室曾把歌德以前在魏玛读过的中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学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那样，官方殖民办公室和本地精英以及学者一起努力，把世界上“记忆遥远地区”的文学作品，出版成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每个角落”的翻译版本。有了先进的印刷工具，即便是文学产品也像曼彻斯特工业产品那样发展并传播着。

由于全球市场导致世界文学的产生，而欧洲殖民统治又支撑着全球市场，难道世界文学是殖民主义延伸的产物吗？难道这是对歌德的谴责？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世界文学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是资本主义产物，因此也覆盖着殖民主义。但拒绝世界文学无疑是因噎废食之举。全球化和全球范围内相互影响的文学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是利是弊，一切均在于你怎么去利用它，以何种方式去组织它而已。全球化的脚步不可阻挡，世界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亦是如此。问题就在于，它会以那种方式发展而已。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把世界文学放在一个全新的，国际化的，具有解放性并且世界通用的基础上至关重要。

为了坚持世界文学这个想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也在思考一些更贴近于他们生活的事情：他们自己的文稿。在他们著名的序文中，他们宣布《共产党宣言》“将会出版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佛兰芒语和丹麦语”——原始的德语版本夹在其他语言中间。《共产党宣言》渴望成为世界文学的楷模。

尽管过程艰辛，尽管花了数十年才让《共产党宣言》翻译成多种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成功了。在这个过程中，两位作者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一种新的流派：从那以后，宏伟历史叙事以及呼吁行动的紧急号召的混合流派，这使得《共产党宣言》成为后面许多宣言稿的标杆。

自从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世界文学以来，一直到现在，世界文学扮演着反对国家主义和殖民主义，追求更公平公正的全球社区文化。在19世纪下半叶，爱尔兰出生的评论家赫切森·麦考利·波斯奈特（Hutchesin Macaulay Posnett）拥护世界文学。波斯奈特在新西兰发展他对世界文学的想法。在欧洲，匈牙利文学家雨果·梅尔兹·德洛姆 （Hugo Meltzl de Lomnitz）成立了一本杂志，以致力于阐述他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在印度，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vindranath Tagore）同样支持世界文学的理念。

为了向两部伟大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āmāyaṇa）、《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致敬，泰戈尔不仅仅让读者将文学看出是一个单独的活器官，而是一个没有绝对中心却相互关联的整体。经历过欧洲殖民统治的泰戈尔将世界文学视为对殖民主义的反抗。但他同时也将其视为对那些希望只珍惜南亚文化传统的人的反抗。和歌德一样，他反对殖民主义和国家主义，坚持一个国际化的、相互紧密联系、更加公正公平的世界。

对泰戈尔来说，世界文学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1913年，他将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西方作家。但他的成功也反映了世界文学是多么容易演变成它的老敌人——国家主义。尽管他有这样的政治理想，1950年的印度和1971年的孟加拉国均适用泰戈尔的诗歌作为他们的国歌。

尽管听起来很讽刺，但两个国家同时宣布“拥有”泰戈尔和世界文学的核心机制是相通的，那就是翻译。印度选择泰戈尔的诗作《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作为印度国歌。这篇诗歌原文是孟加拉语，后来被翻译成北印度语，其中里面故意加入了很多印度语系语种共通的名词。从巴基斯坦独立以后，孟加拉使用泰戈尔的十行诗《金色的孟加拉》（Amar Sonar Bangla）作为国歌。这首十行诗是泰戈尔在1905年孟加拉第一次独立的时候用孟加拉语写下的。（泰戈尔同时还是斯里兰卡国歌灵感来源。）几乎在同一时间，新成立的德国称歌德为国家诗人的代表。显然，一场战争即将打响。当国家主义可以指定世界文学的时候，他们的成功反而加强了世界文学主张的思想。

同时，世界文学在边缘的民族和国家逐渐繁荣。1939年，意第绪语诗人米勒·拉维奇（Melech Ravitch）声称有一种意第绪语文学在华沙、纽约和莫斯科中流行。他赞扬这一发展，称它既是一种有启发意义的理想，也是基于市场现状发展出来的现实。他同时还叹息说意第绪语文学的市场太过不稳定，也不够发达。（直到1978年，才有第一个意第绪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20世纪20、30年代活跃的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于世界文学的主张和理想绝对是一大挑战。但同一时间，欧洲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迫使大量人口移民，这对世界文学来说可谓福音。两位德国学者：利奥·斯皮策和埃里克·奥尔巴赫就是这一悖论的代表人物。两人由于自身的犹太人背景被迫逃离德国，两人也都在伊斯坦布尔找到归宿。在那里，他们对世界文学的思想也逐渐变得明确。尽管从小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斯皮策开始学习土耳其语，而奥尔巴赫则坚持自己原本的语言。

奥尔巴赫的主要作品：《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记叙从荷马（Homer）到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多位作家的生平。这本书的开头引用了安德鲁·马维尔的诗句：“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天地和时间……”然而，根据他自己的解释，他更加缺乏的是丰富的阅读量。因此造成了他对学术辩论和第二文学的疏忽。（如果他有学习土耳其语，他在自己的在处文章的的时候就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是为二战幸存者而写的，他希望“把依旧热爱西方文学的人聚集在一起”。对于，奥尔巴赫来说，世界文学可以把四分五裂的西方文明重新拼凑在一起。

二战后，包括奥尔巴赫赫斯皮策在内的美国移民潮是的美国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港湾，同时带来了挑战。随着美国在二战后的文化越来越繁荣，它成为自身文化强有力的网络开发者。这个趋势持续到今时今日，目前美国每年出版的书籍当中，只有3%是翻译作品。就像20世纪的巴黎，美国也遭受特定形式的地方主义冲击——大都市的地方主义。

在2008年，瑞典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永久秘书贺拉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抱怨道：“美国太过于独立，太过于与世隔绝了。他们没有足够的翻译量，也不真正参与到文学交流的洪流中。这种忽视是一种限制。”但恩达尔只说对了一半（他必须在他所处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位置走下来，才能看到更多）。尽管美国只有那少得可怜的翻译量，美国的庞大文学市场给国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场所，在这里，大型出版社留下的空白有小媒体来填补。《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杂志在近数十年来都是填补该空白最突出的媒体。如《无国界文字》（Words without Borders）等新型网络媒体同样也为此作出不少贡献。

伊莲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就是近年来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的作品在意大利国内获得成功以后，美国评论家的赞扬加上作品在美国畅销，她也成为了全球知名的作家。费兰特作品在美国的接受程度一度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意大利浪潮。文学迁移又为美国提供了另一种世界文学的渠道。有些作家，像尼日利亚作家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等，就直接使用英语进行创作。另一些作家，比如土耳其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则继续用他们的母语进行创作的同时，利用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提升世界作家在美国的影响力。中国出生的作家哈金则是第三种类型的代表，这类作家移民到美国，把美国当作自己家园以后，转而使用英语写作。世界文学也因此保留了歌德提出该概念以来的本质：既是一种抱负也是基于世界市场现实的产物。

在美国，世界文学开始占据二战后日益繁荣的学院和大学。在军人安置法案觉醒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有助于世界文学在普通教育课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算是对市场增长的一种回应，世界文学的精选集也出现了。有一些歌德最喜欢的作品，比如梵文戏剧《沙肯拉塔》（Shakuntala）、波斯诗人哈菲兹和中国小说，也光荣地被选录。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世界文学课程有重大拓展，正因如此，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进入到常规教育中。一开始世界文学选集只有一卷，现在有些选集已经达到6000页以上。6卷的《诺顿世界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由于过去20年里世界文学的发展，包括资料大全和阅读指南等新型世界文学研究的新领域逐渐浮现形成了一个学术经典，从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经过泰戈尔、奥尔巴赫，以及更多的后来者。由大卫·达姆罗施领头的哈佛大学的世界文学协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本土进行研究。该协会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150个成员。Yanping Zheng是我带过的学生，他就在研究中国作家如何进入世界文学这个话题。直至20世纪50年代，文学和艺术竞争都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竞争的一部分（Miles Osgood）；以及为什么歌德的世界文学想法而建立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Janet Zong）等主题上作出研究。世界文学研究学者特定文本以及其产品的发行量和接受度，它的发展趋势、模式，从某些特点流派的起伏到写作科技对其影响，还有形成文学研究核心的诠释。

斯坦福学者弗兰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开发出研究大量文本的计量方法。这是第一次使用网络数据库进行的研究。这种文学计量分析方法还在形成阶段，但这个方法显然十分重要：计量方法在文学研究上的应用可能会改变整个领域，就像100年前计量方法在社会科学的应用改变了社会学研究一样。

世界文学的研究可以被理解成世界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世界历史是一个比世界文学更加确定的研究领域，对于国际和地区案例研究大数据分析有更多的经验。在商品历史方面，世界文学也获得了亮眼的成果，比如马克·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的海鲜三部曲：文明的进程：《一条鳕鱼的往事》（A Biography of the Fish that Changed the World ) ，和《大牡蛎：半半贝壳类的历史》（ Big Oyster: History of the Half-Shell）, 还有《万用之物：盐的故事》（Seasoned with Salt: A World History ）。世界文学学术界还从没收到过如此大的销量。

然而世界文学也有反对派。有一些大学院长就对世界文学颇有微词，还试图叫停的世界文学研究项目，用更容易取得成果的项目代替。学生们抱怨说他们不想阅读中国小说，因为这些小说读起来非常奇怪，正好和歌德的秘书艾克曼200年前的说法一样。世界文学的部分反对者来自于有名的文学研究学者。翻译的质量一直都是批评的重点之一，而这也不是没有道理。比如，歌德读的一个中文小说英译本，就被错误翻译了，连标题的翻译都是错误的。奥尔巴赫自己也表达了对没有作品原著语言的认识却去教授异国文学的疑虑，有很多人有同样的忧虑。

随着过去20年里的遍地开花的世界文学研究，反对声者找到更加宽广的反驳理由。有一些人出于后现代理论，把世界文学当作讲述一个“大故事”的恶劣尝试而将其拒之门外。对翻译质量的质疑升级成对翻译做法本身的反对。与一个古老的意大利双关语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都是叛徒）一致，有些反对声音坚持关于保留每种语言的纯粹性的古老理想，或者说是文学作品的自身特点：这话的隐藏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天生就懂得该语言，或者学习到几乎和母语一样的水平，你还是不要贸然研究这种语言的作品。

第三种批评声音反对的则是世界市场为世界文学创造可能这一事实。比较文学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指责美国文坛通过出口世界文学选集支配世界。并没有像歌德和泰戈尔那样把世界文学设想成殖民主义的解药，反对者攻击世界文学成为文化殖民主义的靶子。美国出版的世界文学选集原意并不是出口，因此出版社们并不需要国外授权，因为在美国以外的的地方都没有世界文学可以发展的市场。世界文学是一次向美国进口外国文学的尝试，利用市场去改变原有那根深蒂固的阅读习惯。世界文学选集旨在在很对西方国家，包括前欧洲殖民地，还有英格兰和法国在内的本土主义和文化控制之间的平衡。

直到1992年，中国世界文学先驱郑振铎已经看清了部分学术缺陷。他抱怨说文学研究由国家政府文学管理机构来组织的，因此在体系上与世界文学背道而驰。几乎100年以后，类似的管理机构又开始流行，也就意味着世界文学只能在国家文学管理机构所规定的圈子里发展。这一现象鲜有改善：波士顿大学刚刚才将其比较文学研究所更名为世界语言及文学研究所。

今日，本土主义和国家主义在冲击着美国以及其他地方，世界文学再次迫切需要政治界的努力。尤其是，它是反对国家本土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象征，它寻求更加人性化，也更加世界性的秩序——就像歌德和泰戈尔曾经设想的那样。世界文学欢迎全球化，但反对世界大同，就像拉维奇说的那样，赞美小众的，分散的文学，比如它把如意第绪语看作是无价的文化资料，即便在面对诸多监控和迁移压力下依然坚持这么做。

无可否认的是，世界文学的确是一个市场，一个本土文学和外来文学可以相互碰撞，相互转换的一个市场。世界文学最主要的依靠就是文化流通。这就意味着它与把文学编撰成一个以大都会、国家政府为中心，以及禁止翻译作品的行为是相违背的。没错，世界文学的市场并不平均，有时候也并不公平。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不是减少文化交流，减少翻译作品，抑制世界文学发展。真正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更生气勃勃的翻译文化，让更多作品被翻译成更多种语言，以及更多的世界文学教育。

不论新旧，文学作品的免费传播是对抗殖民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最佳武器。因为文学——即便是以翻译文学作品的形式——给我们打开了接触不同文化和其他思想的大门。在人类创造出来的艺术和科学形式中，没有一样像文学那样既有效地转换并丰富我们想象力，又让我们切身体会世界上其他人和生命。几乎可以说，这些优点也使得文学发展并不容易。我们其实都是爱克曼，都由有限的传统文化铸造，也像他一样被成百上千的异国书籍淹没其中。然而，多点不一样的尝试才是最重要的。

一开始，世界文学只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一种渴望。“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触手可及。”歌德告诫不情不愿的爱克曼。将近两个世纪以后，这句话依然适用。世界文学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殖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市场的敌人、拥护抑制文学流通制度的所有人，都是世界文学的敌人，他们的脚步也从未停止。也就是说，若是得不到持续的支持，我们就会失去世界文学这一成就。我们不需要把市场自由和市场增长的每一样产品或者形式都视作有利，但世界文学是一个必须维持下去的市场——所有人都要为它的发展作出贡献。

（翻译：麦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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