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音乐节创始人、艺术总监余隆携手年仅13岁的钢琴家王雅伦和云南小水井农民合唱团带来的贝多芬《C小调合唱幻想曲》中，北京国际音乐节20周年庆典落幕了。在三周时间里，包括德意志不来梅室内爱乐乐团、香港管弦乐团，指挥大师帕沃·雅尔维、梵志登、小提琴家文格洛夫、弗兰克·彼得·齐默尔曼等纷纷登场，为观众呈现了29场演出，涵盖从歌剧、交响乐、民族、跨界等多重形式，还推出了多种公益教育活动。

北京国际音乐节诞生于1998年的秋天。在很多国人尚不知道音乐节为何物时，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了。在人民大会堂，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指挥拉斐尔·富吕贝克－勃格斯和钢琴家夏里克·奥尔森的带领下演奏了贝多芬的的协奏曲“皇帝”和交响曲“英雄”。从此以后，每年的10月份，北京观众都能够看到北京国际音乐节带来的名家名团演出。中国也拥有了第一个自己的古典音乐节。

时光飞逝，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20岁。与往届音乐节中瓦格纳、施特劳斯、威尔第等作曲家为主题不同，今年的主题是“北京国际音乐节20周年”。追忆往昔，余隆不无感慨地说：“20年在人类历史上的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但这却是中国古典音乐发展历程中值得回味的岁月。”

大师：“音乐节的名声说明了一切”

谈及音乐节的创始之初，余隆回忆，20世纪末的北京演出不多，高水平演出更是寥寥无几，一支国外乐团来华能引起很大的轰动。当第一届音乐节举办时，人们很难想象，国内音乐舞台上能汇聚如此众多的世界级乐团和艺术大师。中国爱乐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曾诚作为职业音乐家参与了1999年以来每一届音乐节的演出。在他看来，在创办伊始，一流的乐团、指挥、独奏家对待新生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持有怀疑和拒绝的态度，“但从艾萨克·斯特恩接受音乐节邀请开始，转折就发生了。”曾诚说。

1979年，斯特恩曾作为西方第一位来华演出的小提琴大师，在北京与李德伦指挥合作演出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1999年，“余隆总监飞到纽约他的家里诚恳地邀请他到音乐节演出”。在去纽约之前，余隆先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向斯特恩发出了邀请，但已经78岁的斯特恩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停留在10年前，他拒绝了邀约。陪同余隆到纽约的当时音乐节组委会成员曾诚回忆：“我们谈了整整三天，给斯特恩看资料、看照片，最后他终于同意了。后来我们继续公关，结果他的制作公司主动提出再拍摄一部斯特恩访华的纪录片。”于是，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上，斯特恩与李德伦时隔20年，又一次联袂演出了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一年后两位老者相继去世，那场音乐会也被称为“世纪绝唱”。

艾萨克·斯特恩的分量与影响力为创办没多久的音乐节增加了海内外的知名度。而在曾诚看来，从斯特恩接受音乐节邀请的那一刻开始，中国古典音乐的大门算是彻底地被打开了，更多西方音乐家愿意到音乐节演出，而在亲眼目睹中国音乐的现状之后，他们也把北京国际音乐节介绍给其他的音乐家。2001年，小提琴家马克西姆·文格洛夫第一次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他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十分惊讶，并至今难忘当时的场景：“不像是古典音乐会，而像是一次摇滚音乐会，全场观众都疯狂了。演奏家非常专业，观众也非常有潜力。我特别兴奋。”随后文格洛夫便成为了音乐节的常客。

今年，文格洛夫与中国爱乐乐团共同演出陈其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成为了闭幕演出的一部分。陈其钢也对文格洛夫的专业性给予高度赞赏。他说世界上有名的音乐家，大都只提前一两天到演出地进行排练，但文格洛夫整整提前了一周就抵达了北京，“一般独奏家绝对不会这样。” 

在音乐节的第11个年头，余隆曾这样总结国际大师对音乐节的接受度：从前，音乐节向世界各地的名家名团发出邀请，希望他们能来；但是现在，很多著名的音乐家和经纪人开始主动联系，希望能够来北京参加音乐节。据《北京青年报》的统计，20年间，至少有29位世界知名音乐家把中国首演献给了北京国际音乐节。歌唱家卡雷拉斯、钢琴家阿格里奇、钢琴家波利尼、小提琴家克莱默、歌唱家凯瑟琳·巴特尔、歌唱家安妮·索菲·冯·奥特……“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名声说明了一切。能够如此重要的场合演出，我感到快乐而感恩。”今年，指挥家帕沃·雅尔维被问及参加音乐节的感想时说道。

年轻音乐家：音乐节“提供了不可思议的机会”

音乐大师来到北京国际音乐节，不仅带来演出，还带来了可以传授的经验。“大师们在音乐会的间隙给孩子们免费上课。1999年的时候，还在上学的我参加了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师班，他的点拨对我来说终身受用。”曾诚说。“柏林爱乐来音乐节演出时，中国爱乐把排练停掉，让我们坐班车到现场看彩排，进行交流和学习，这让我至今难忘。”他继而总结道：北京国际音乐节不管是在推动年轻学子的教育上还是在提高职业音乐家的眼界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

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特别成立了“青年音乐家奖”，还在读大四的小提琴家柳鸣在接受颁奖时，一边感谢父母老师、感谢音乐节提供的平台，一边在舞台上激动得哭了起来。台下观众则纷纷鼓掌给她鼓励。接下来，这个95后女孩儿就和上海交响乐团一起合作演出了两首协奏曲。而在同一场演出中，与杭州爱乐合作演出协奏曲的是成名已久的大提琴家王健。

北京国际音乐节提供平台，让年轻人与大师同台演出，这也不是第一回了。2008年，不到30岁的年轻指挥林大叶从德国留学回来，在深交出任乐团总监克里斯蒂安·爱华德的副手，而北京国际音乐节竟然提出让他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和小提琴大师宓多里合作演奏西贝柳斯。这是宓多里第一次与这么年轻的指挥家合作，也是音乐节第一次邀请“80后”指挥中国爱乐乐团。“独奏家、乐团等一切配置都是高规格的，只有我是新的。”林大叶说。这场音乐会后来成为了他履历表上的重要一笔，让他进入了世界古典音乐界的视线，此后他不仅获得了国内名团的演出邀请，也多次赴海外演出。2012年，他更是赢得乔治·索尔第爵士国际指挥大赛冠军，成为中国首位获此项殊荣的指挥家。

在今年的闭幕音乐会上，观众看到了余隆与13岁钢琴家王雅伦的携手演出。余隆称：“为新生力量提供展示的平台，是音乐节真正的责任。”而林大叶则说：“余隆给年轻音乐家提供了不可思议的机会。不仅是让履历看上去更光鲜，更是让大家直接吸收经验，远比在最优秀的音乐学院跟随最优秀的老师学习进步更快。”

观众：价格超值，演出质量也满意

北京国际音乐节每届演出数量基本保持在30个左右，但每一个作品、每一个团体大多数都是世界的顶尖水平。这样“少而精”的演出，价格却非常低廉。第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匈牙利巴托克乐团的“多瑙河畔的歌声”合唱音乐会最低票价仅30元。《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演时，观众仅花费80元便可欣赏一场亚洲难得一见的高水平瓦格纳歌剧。2017年的所有演出最低票价几十元，最高票价也不到千元。

“价格超值。用了惠民优惠券，还能再打折。”近两年成为音乐节听众的朱先生告诉界面文化，“假如齐默尔曼到国家大剧院，价格肯定不会这么低。”在享受低票价的同时，音乐节的演出质量却不打一点儿折扣。“演出质量我也满意。去年全北京的交响乐演出如果只选一场，我选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柴六。”

除了惠民票价以外，每届音乐节从第11届开始，除了针对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学生的音乐教育，也开始面向大众，举办专门向儿童、青少年听众开放的公益音乐会，还有面向普通听众的“音乐导赏”等活动。音乐节节目总监涂松说：“文化是要引导的，其实古典音乐没那么高端，它和流行音乐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要提前做一些知识储备。”

从第9届开始就成为音乐节忠实听众的许先生认为，在音乐节的培养之下，观众的音乐素养得到了提高。“过去从观众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这个曲子，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互动。但是最近几年，观众越来越能够和音乐家产生共鸣。”而从第二届就开始参加音乐节演出的指挥家李心草也发现了这个趋势。当记者询问20年来音乐节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时，李心草说：“20年来，北京国际音乐节引进、推出了不同类型的音乐。我看到观众人数在上升，关注古典音乐的人也越来越多。”

主办方：“成功别无窍门，唯有坚持”

“20年，今年的呈现是音乐节给乐迷、给观众、给支持我们的新朋旧友的一个交代，音乐节的成功别无窍门，唯有坚持。”余隆这样总结道。

从创办开始，音乐节就一直面临着种种挑战。1998年，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出作为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开幕演出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场地定了，票也卖了，但就在正式演出前25天，对方突然通知组委会，赞助方取消了赞助，100多人的乐团没了旅费，只能取消演出。余隆两天没有睡觉，与德国政府、驻华使馆和乐团等多方面沟通，寻找新的赞助商。一切安排妥当后，距离正式演出只剩下十来天的时间。

北京国际音乐节面临的难题是场地。“我们没有自己的场地。”目前保利剧院和我们保持了多年的合作，能够把十月份的场地优先留给我们，对行程的改变也十分容忍。”但音乐节也必须考虑到保利剧场的利益，“毕竟保利也不是为音乐节开的。”涂松期待，未来音乐节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场地。

和余隆一样，涂松在对未来的憧憬中，也谈到了坚持。“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请了郎朗演奏了十个协奏曲，可以说是十分圆满。可是就在十个协奏曲完成的一瞬间，余隆又有了新的追求，这才有了我们接下来的这十年。我们做艺术的，永远没有完美。未来要做的是继续坚持，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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