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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历史:今天的多愁“戏精” 300年前的高贵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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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历史:今天的多愁“戏精” 300年前的高贵绅士

纵观历史,无论所处时代与地域为何,每一个社群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情绪观”。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表情包是个直观的展示方式。

1804年11月,一个名叫安娜·比多斯(Anna Beddoes)的女人给她的密友、工程师戴维斯·基迪(Davies Giddy)写了封信。基迪是安娜之夫、物理学家托马斯·比多斯(Thomas Beddoes)的学生;这两人留下了海量的通信记录,现存放于英国康沃尔郡的档案室。透过这些档案,我们可以窥知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巨变。基迪在这封信中谈及了自己的痛苦,声称自己“在精神和道德上都陷入一种惰性”,更放言要“从社会那里……永久性地夺回”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他发自内心地期盼一场“安乐死”,想要借此缓解其苦恼情绪。安娜被基迪吓傻了,“告诉我,”她质问道,“你为什么连一点道德敏感性也不想有?”在她看来,没了这种感受力,他便没法做一个“道德合格”的人了。

显然,这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一条文化代沟了。安娜身上仍然有着一种18世纪的乐观主义,她相信热情(passions)足以使人们在行事时满足道德及社会性的要求。然而,到了19世纪早期,这种正能量满满的信念不再流行,人们也甚少再关心各种“热情”,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围绕“情绪”(emotion)而建构起来的新观念及新词汇。对基迪而言——阴郁,内疚,甚至想要自杀——这套话语与他的感受一拍即合:自己的低落跟那些更宏大的目的其实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不久后,基迪便开始寻求药物治疗,一心想要“扑灭”情绪。

安娜和基迪的通信表明:无论其所处时代与地域为何,每一个社群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情绪观”,它牵涉到以下的问题:什么是情绪?它如何作用于心灵及身体?情绪有何意义?如何恰当地管理情绪?我们对自身(以及他人的)情绪的观感与想法并非现成。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生来就配备了一本“情绪大辞典”,仿佛每一项心理症候和心理变化都可在这本辞典中找到对应的表述。一般而言,大部分人需要经历一个学习过程才能把握自己的情绪流动——他们慢慢学会了怎样称呼各种情绪,以及如何对待这些情绪——而这都是透过周围人的目光来完成的。

父母们不妨买一些“情绪卡片”或辞典,以便教会孩子怎样分辨、称呼及管理各种各样的情绪。在辨识一些看起来很熟悉但又难以形容、不可名状的情绪时,小说、诗歌以及电视节目也算得上好帮手。锻炼独立自主、集中精神的能力,或诉诸节食以及瑜伽等手段,均有助于我们发现某些有问题的情绪——如“有压力”(stress)——并为之寻求解决方案(放松或冷处理)。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心理治疗师则一般会运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这样的权威工具书,以此为各种情绪分类,或探讨情绪与精神障碍之间的关联。

按历史学者威廉·瑞迪(William Reddy)的说法,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自己的“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该体制决定着哪些情绪需要予以促进或强化,哪些情绪又需要压制乃至消除,还决定着一系列解放或管控各种情绪的手段。假如我们找不到对应的词汇,那就几乎没法识别或体察特定的情绪了。在英语当中,形容某些体验的词汇可能会特别丰富,这类词汇所收获的关注和研究相应地也就要多得多:“尴尬”(embarrassment)就是其中一例——与之相近的丢脸(mortification)、谦卑(humility)、羞愧(shame)、狼狈(discomfiture)以及害羞(self-consciousness)也类似。

透过情绪这扇窗口,我们可以观察到:各种文化所偏爱以及专注的焦点是五花八门的。有时候,某些表述高度依赖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一旦脱离该语境便显得极为费解。比如盖尔语的“sgriob”一词就指代一种“啜一口威士忌之前上唇已经提前开始发痒的感觉”。对很多非盖尔语使用者而言,酒沾上嘴唇那种刺激感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哪还有闲工夫专门造个词来形容它?

如同文章开头提到的二人通信所言,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情绪“翻译”工作。不同时代的人对情绪的一般性质、目的以及对特定情绪的看法有着极大的差别。例如,“压力大”一般而言算个负面状态,其解决方案则是“放松”。然而,18世纪晚期的人们反而会特别强调放松的危害性,抱怨放松过度“在当时是稀松平常的”:睡眠时间过长、性生活过频繁、饮茶过多。以当代人的眼光看,当我们想要抱怨过大的压力时,则通常会批判一番晚期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是如何不健康。18世纪的人们之所以批评放松,是因为他们比较在意进口来的奢侈品对身体的潜在危害,而当时急剧变革的经济格局以及新风俗对传统的婚姻及性爱观的冲击,也令他们深为不安。

对多种多样的情绪进行考察,有助于让我们了解前人的关注焦点,亦可借此窥知其主体性遭到异化的方式。现代的抑郁症(depression)——以及它与泄气(deflation)、空虚(emptiness)以及散漫(laxity)相关的那些意涵——是一种与早期现代的忧郁(melancholy)完全不同的状态,后者更多与愁绪(vapor)以及怨怼心态(spleen)有关。16世纪那些“忧郁”的英国市民们对自身沮丧与悲伤的观感,与现在的抑郁症患者迥然不同:在前人看来,这些情绪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作用于身心,其病因与疗法与现在相比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今人来讲,多愁善感(sentimentality)乃是“戏精”的典型标志。回到300年前,它却是成熟的标志,象征着理性成功驯化了情感;在当时的人眼里,“多愁善感”指代着一种使社会富有同理心的关键品质。

“情绪”这个词本身甚至都有一定的时代特性。在早期现代与启蒙运动时期,“热情”通常与宗教或政治方面的目的有关,而19世纪早期的“情绪”则变成一种无涉政治的、高度个体化的现象,且开始与精神障碍发生关联。显然,比多斯和基迪之间的代沟一点也不浅,交流起来无异于对牛弹琴。

跨越时空地准确转译情绪是相当困难的,但这并非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更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这样的努力。事实上,正是透过对先人的各种情绪——或热情、感受、情操、欲念——的探索,我们才能够认识那些遥远历史中的社会世界,也才能够窥知先人们以何种方式“育人”以及为何要如此。我们无法直接把当下的情感经验套用于过往。这是历史学家们应尽的职责:在承认代沟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设法去跨越代沟。进一步看,这又不只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尝试去理解其他国家、社群和个体的“情感体制”,有助于我们培养18世纪哲学家们所推崇的“同理心”(sympathy):透过这样的热情,人们摆脱了孤独;借助这样的热情,个人的不满、失落与悲伤化为了亚当·斯密笔下的美妙状态(sweetness),在其中人们相处融洽,社会亦组织有序。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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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From the vapours to sad face: a history of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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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历史:今天的多愁“戏精” 300年前的高贵绅士

纵观历史,无论所处时代与地域为何,每一个社群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情绪观”。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表情包是个直观的展示方式。

1804年11月,一个名叫安娜·比多斯(Anna Beddoes)的女人给她的密友、工程师戴维斯·基迪(Davies Giddy)写了封信。基迪是安娜之夫、物理学家托马斯·比多斯(Thomas Beddoes)的学生;这两人留下了海量的通信记录,现存放于英国康沃尔郡的档案室。透过这些档案,我们可以窥知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巨变。基迪在这封信中谈及了自己的痛苦,声称自己“在精神和道德上都陷入一种惰性”,更放言要“从社会那里……永久性地夺回”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他发自内心地期盼一场“安乐死”,想要借此缓解其苦恼情绪。安娜被基迪吓傻了,“告诉我,”她质问道,“你为什么连一点道德敏感性也不想有?”在她看来,没了这种感受力,他便没法做一个“道德合格”的人了。

显然,这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一条文化代沟了。安娜身上仍然有着一种18世纪的乐观主义,她相信热情(passions)足以使人们在行事时满足道德及社会性的要求。然而,到了19世纪早期,这种正能量满满的信念不再流行,人们也甚少再关心各种“热情”,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围绕“情绪”(emotion)而建构起来的新观念及新词汇。对基迪而言——阴郁,内疚,甚至想要自杀——这套话语与他的感受一拍即合:自己的低落跟那些更宏大的目的其实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不久后,基迪便开始寻求药物治疗,一心想要“扑灭”情绪。

安娜和基迪的通信表明:无论其所处时代与地域为何,每一个社群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情绪观”,它牵涉到以下的问题:什么是情绪?它如何作用于心灵及身体?情绪有何意义?如何恰当地管理情绪?我们对自身(以及他人的)情绪的观感与想法并非现成。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生来就配备了一本“情绪大辞典”,仿佛每一项心理症候和心理变化都可在这本辞典中找到对应的表述。一般而言,大部分人需要经历一个学习过程才能把握自己的情绪流动——他们慢慢学会了怎样称呼各种情绪,以及如何对待这些情绪——而这都是透过周围人的目光来完成的。

父母们不妨买一些“情绪卡片”或辞典,以便教会孩子怎样分辨、称呼及管理各种各样的情绪。在辨识一些看起来很熟悉但又难以形容、不可名状的情绪时,小说、诗歌以及电视节目也算得上好帮手。锻炼独立自主、集中精神的能力,或诉诸节食以及瑜伽等手段,均有助于我们发现某些有问题的情绪——如“有压力”(stress)——并为之寻求解决方案(放松或冷处理)。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心理治疗师则一般会运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这样的权威工具书,以此为各种情绪分类,或探讨情绪与精神障碍之间的关联。

按历史学者威廉·瑞迪(William Reddy)的说法,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自己的“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该体制决定着哪些情绪需要予以促进或强化,哪些情绪又需要压制乃至消除,还决定着一系列解放或管控各种情绪的手段。假如我们找不到对应的词汇,那就几乎没法识别或体察特定的情绪了。在英语当中,形容某些体验的词汇可能会特别丰富,这类词汇所收获的关注和研究相应地也就要多得多:“尴尬”(embarrassment)就是其中一例——与之相近的丢脸(mortification)、谦卑(humility)、羞愧(shame)、狼狈(discomfiture)以及害羞(self-consciousness)也类似。

透过情绪这扇窗口,我们可以观察到:各种文化所偏爱以及专注的焦点是五花八门的。有时候,某些表述高度依赖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一旦脱离该语境便显得极为费解。比如盖尔语的“sgriob”一词就指代一种“啜一口威士忌之前上唇已经提前开始发痒的感觉”。对很多非盖尔语使用者而言,酒沾上嘴唇那种刺激感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哪还有闲工夫专门造个词来形容它?

如同文章开头提到的二人通信所言,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情绪“翻译”工作。不同时代的人对情绪的一般性质、目的以及对特定情绪的看法有着极大的差别。例如,“压力大”一般而言算个负面状态,其解决方案则是“放松”。然而,18世纪晚期的人们反而会特别强调放松的危害性,抱怨放松过度“在当时是稀松平常的”:睡眠时间过长、性生活过频繁、饮茶过多。以当代人的眼光看,当我们想要抱怨过大的压力时,则通常会批判一番晚期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是如何不健康。18世纪的人们之所以批评放松,是因为他们比较在意进口来的奢侈品对身体的潜在危害,而当时急剧变革的经济格局以及新风俗对传统的婚姻及性爱观的冲击,也令他们深为不安。

对多种多样的情绪进行考察,有助于让我们了解前人的关注焦点,亦可借此窥知其主体性遭到异化的方式。现代的抑郁症(depression)——以及它与泄气(deflation)、空虚(emptiness)以及散漫(laxity)相关的那些意涵——是一种与早期现代的忧郁(melancholy)完全不同的状态,后者更多与愁绪(vapor)以及怨怼心态(spleen)有关。16世纪那些“忧郁”的英国市民们对自身沮丧与悲伤的观感,与现在的抑郁症患者迥然不同:在前人看来,这些情绪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作用于身心,其病因与疗法与现在相比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今人来讲,多愁善感(sentimentality)乃是“戏精”的典型标志。回到300年前,它却是成熟的标志,象征着理性成功驯化了情感;在当时的人眼里,“多愁善感”指代着一种使社会富有同理心的关键品质。

“情绪”这个词本身甚至都有一定的时代特性。在早期现代与启蒙运动时期,“热情”通常与宗教或政治方面的目的有关,而19世纪早期的“情绪”则变成一种无涉政治的、高度个体化的现象,且开始与精神障碍发生关联。显然,比多斯和基迪之间的代沟一点也不浅,交流起来无异于对牛弹琴。

跨越时空地准确转译情绪是相当困难的,但这并非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更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这样的努力。事实上,正是透过对先人的各种情绪——或热情、感受、情操、欲念——的探索,我们才能够认识那些遥远历史中的社会世界,也才能够窥知先人们以何种方式“育人”以及为何要如此。我们无法直接把当下的情感经验套用于过往。这是历史学家们应尽的职责:在承认代沟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设法去跨越代沟。进一步看,这又不只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尝试去理解其他国家、社群和个体的“情感体制”,有助于我们培养18世纪哲学家们所推崇的“同理心”(sympathy):透过这样的热情,人们摆脱了孤独;借助这样的热情,个人的不满、失落与悲伤化为了亚当·斯密笔下的美妙状态(sweetness),在其中人们相处融洽,社会亦组织有序。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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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From the vapours to sad face: a history of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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