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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性领导人更多的世界会更加和平吗?也不见得

平心而论,主张“女人天生追求和平”其实也是一种刻板印象。

1986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德国。

一战开始后不久,英国国内弥漫着一股野心勃勃的沙文主义气息,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劳工联盟(Women's Labour League)成员、诗人桃乐茜·霍林斯(Dorothea Hollins)提议成立一支为数一千人、不配备武器的“女子和平远征队”(Women's Peace Expeditionary Force)前往欧洲战场,“直面炮口”宣示反战态度,设法阻止各国军队交火。该计划虽然流产,但它并非一时兴起之举,其背后乃是一部出于母性之爱的百年抗争史。换言之,如其同志海伦娜·史温薇(Helena Swanwick)所言:她们担心轻启战端将会“令无数女人与小孩丧命",“但他们的牺牲却换不来一点荣誉,惟有无尽的恐惧与无法言说的羞耻。”

斯温薇推动成立了“妇女国际和平与自由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该组织致力于消除各类可能引发战争的因素。她期盼“将来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士兵”。她的许多同志也深信,要是女人有了政治权力,她们断然不会去打仗。但这个说法有多可靠?如果女人成为领导人,或是拥有了更多议会席位,就能够改变发生暴力冲突的几率吗?女人去打仗的理由可能是什么?

假如读者大声问出以上问题,不到一分钟就会有人向你递上“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字——这位英国女首相发动了著名的英阿马岛之战,此举帮助她赢得了1983年大选。以好战闻名的女领导人远不止撒切尔夫人一人,以下略举几例:带领不列颠诸部落抵抗罗马帝国的爱西尼人女王布狄卡(Boudicca);1857-1858年印度反英大起义中的詹西女王拉克希米·芭依(Lakshmi Bai);领导了英国妇女参政权运动、以绝食、纵火乃至砸碎窗户来进行斗争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st)也可以算在里面,1914年她还曾对英国参加一战表示大力支持。

然而这些例子都只能算是个案,因为历史上的女领导人数量实在太少了。据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领导学与伦理学教授凯瑟琳·菲利普斯(Katherine W.Phillips)统计,以1950-2004年为限,188个国家里只出过48名女领导人,包含18名总统以及30名总理,仅占领导人总数的不足4%。在厄瓜多尔和马达加斯加这两个国家,女领导人更是只在任了两天就被男性取代了。

既然样本量如此之小,那么追问女领导人上台后是否比男领导人更好战还有多大意义?医学人类学家凯瑟琳·潘特-布里克(Catherine Panter-Brick)是耶鲁大学麦克米兰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冲突、恢复力与健康”项目主管,她对此不以为然,她说“这也是一种性别刻板印象,做领导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在此,她想要批评的学者似乎是史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

在《人性中的美丽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书中,平克写道:“女人曾经是,并将继续是一股维系和平的力量。”明尼苏达大学德卢斯分校政治科学教授玛丽·卡普里沃里(Mary Caprioli)指出,这个假设并不总能得到事实支持。她与康涅狄格大学的马克·博伊尔(Mark A.Boyer)研究了20世纪里发生的10次军事危机,发现其中4次都与女性领导人有关,1969-1974年间任以色列总理的梅厄夫人(Golda Meir)更是其中7次危机的始作俑者。两名学者表示,若要对女领导人在危机中的行为模式开展精确研究,首先需要一个特别大的样本——“而这是历史上根本没有的”。

《人性中的美丽天使》

芝加哥大学“全球冲突研究”教授艾德里拉·杜比(Oeindrila Dube)与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哈瑞什(S.P.Harish)的研究横跨4个世纪,考察了其间的欧洲男女君主。在尚未发表的论文中,他们以18个欧洲国家(或政治实体)的193名君主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1480到1913年。在这些君主当中,女性只占18%——这也使得论文的分析在统计上显得不太可靠——研究表明,女性统治的国家发生国内冲突的几率比男性统治时高27%。未婚的女性君主在其政权面临威胁时更倾向于选择开战,这可能是由于女君主在他人看来显得弱势的缘故。

卡普里沃里指出,这种不甘示弱的心态对现代女性领导人也有影响,而这可能会令她们在安全以及防务问题上作出过度反应。她认为那些“女汉子”式的领导人,如撒切尔夫人、梅厄夫人以及1980-1984年在任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她们戏称自己“有两种形态”,既非男人也非女人——在仕途上会更加畅顺。不过,即便强势如她们,也难免会遇到一些男性政敌的刻板印象:例如1969-1971年在任的前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就声称,假如1971年印巴战争时印度的最高领导是个男人,他对英迪拉·甘地的态度将不会那么粗暴,他说“如果那个女人自认可以吓倒我的话,我绝不买帐。”

杜比和哈里什还发现,假如女人与其伴侣共同掌权的话,她们会变得更具进攻性,1474-1504年间与其夫斐迪南二世一同治理莱昂与卡斯蒂利亚诸王国的伊莎贝拉一世就是一例。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是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港澳台译为凯瑟琳大帝),她在1762年暗杀丈夫彼得三世后登上帝位,其军事行动使俄国领土扩大了52万平方公里,克里米亚与波兰之大部皆被并入俄国版图。

叶卡捷琳娜大帝

女人要想做国家领导人的话,一般要从普通的政治参与开始——如竞选国家公职或议会席位、带头打选战、组织妇女参选等等。2017年,全世界范围内的女议员比例仍只有23.3%——较上个十年增长了6.5%。这一成果意义重大:卡普里沃里的数据表明,女议员数量每多5%,一个国家在面临国际危机时动武的几率就会少5倍(可能是因为女人更倾向于诉诸多边机制和谈判来解决冲突)。

如果有女人参与到谈判中来,国家之间在冲突后维持和平状态的时间便会增加。尽管参与和平谈判的女人数量很少(联合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2.4%的调停者以及9%的谈判者是女人;在31项和平进程中,由女性担当签字人的只有4%),但只要有女人参与进来,情况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和平状态将会因此而更加持久:美国非盈利组织“包容性安全”(Inclusive Security)的一项研究考察了1989到2011年间的182项和平条约,结果表明:如果有女人以谈判者、调停者或是签字人身份参与谈判的话,相关条约维持15年乃至更久的几率会增加35%左右。

女人之所以擅长调停与谈判,正是因为她们身上那些从传统上看来“阴柔”(feminine)和“母性”(maternal)的特质。在北爱尔兰、索马里和南非,女性多有参与和平进程,一时传为佳话,人们认为女人更善于促成对话,且能照顾到各方诉求。她们是真诚的调解者,更加可信且更少威胁,这是因为女人通常在正式的权力结构之外活动。不过,在这种“柔软”和“温顺”的印象之外,女人在实际行动上并非总是如此。2003年,利比里亚的和平主义者莱伊曼·古博韦(Leymah Gbowee)联合千百万穆斯林和基督徒女性,透过劝阻、祈祷以及绝食等手段,呼吁结束该国为期14年之久的残酷内战。时人赞其为“和平勇士”,古博韦201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勇士"、"武器"与"革命"这类提法一般是用来形容为和平而战的组织的,根据联合国的说法,这当中女人的比例依然“高得出奇”。以色列的“妇女促进和平”组织(Women Wage Peace)频频发起抗议,要求政府达成一个可靠的和平协议。在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完全“革新了”母性一词的含义,1977-1983年间阿根廷军政府发起的“肮脏战争”(dirty war)使许多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她们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使母性从一个相对消极的角色变得具有了公共力量。

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

令传统女性概念“武装化”的做法,在为期十余年的“格林汉康芒妇女和平营”(Greenham Common Women's Peace Camp,所谓“和平营”是指某些反战团体会在军事基地外面修建永久性的居住设施,以便进行长期的抗议活动——译者注)运动中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该运动始于1981年,主要目的是抵制伯克郡的美国空军基地追加部署96枚战斧巡航导弹的决定,女人们把基地围得水泄不通,切断了基地围栏,有人穿成泰迪熊的样子坐在围栏上,还有人把各种婴儿用品和全家福照片挂在上面。她们的“战斗”激烈程度并不逊于撒切尔夫人攻打马岛,后者借此战之机,驳斥了女人容易“偏心”(eccentricity)的旧看法。

看起来,无论女人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她们都不得不同时与那些认定女人为“被动”、“弱小”或“古怪”的偏见作斗争。历史表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读者回忆一下前文提到的伊莎贝拉一世与斐迪南二世共治的例子,即可知道女人也能变得残酷无情:这对夫妻不仅发起了西班牙1492年征服伊斯兰王国格拉纳达(Granada)的战争,驱逐了那里的犹太人和穆斯林,还对这些人当中被迫留下来的那一部分实施虐待,试图强迫他们改信基督教——有时甚至会动用火刑。

从女人的个人史来看,她们也并不总是爱好和平的:昂山素季是缅甸目前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曾因“以非暴力手段争取民主与人权”而获得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但她最近却遭到各方批评,西方舆论指责她没能阻止缅甸军队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举措。来自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报告显示,自2017年8月25日至今,约有40万罗兴亚人穿越边境逃往孟加拉国,以避开军队的纵火、暴行与性侵。

正如卡普里沃里所言:“女性领导人在面对充斥着暴力、敌意与危险的国际局势时,同样能做到强硬以对。”但她们也能够积极地促进和平进程。平心而论,主张“女人天生追求和平”其实也是一种刻板印象。斯温薇1913年即在《女性运动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Women's Movement)中写道:“在当前有关女性主义者的争论中……我希望能完全否定这类假设。”这也就是说,“视男性为热衷于暴力的野蛮人,主张惟有女人才有教养且致力于追求文明的看法,同样是靠不住的。在书本和历史里找不到一丁点儿这样的迹象。”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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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eon

原标题:Would the world be more peaceful if there were more women leaders?

最新更新时间:11/04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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