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的10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一纸“九十五条论纲”抗议天主教会内部的腐朽糜烂，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其核心在于探究罪的本质和救赎的方式，而这场改革同时也是教会的权力和圣经的权威之间的对抗。在其它方面，这场改革也促使了现代宗教的成形；更让人意外的是，它还见证并经历了教会音乐的诞生。

从15世纪起，音乐就成为了宗教礼拜仪式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绝大多数教区的教堂都至少有一架风琴和一个小型的半职业唱诗班；而这些资源和大教堂、大修道院比起来都黯然失色。复杂的多声部歌曲是赞颂和侍奉上帝的重要方式，这种形式的圣歌需要唱诗班在一起精心编排。

但即使到了中世纪，教堂里的这种精致音乐仍有批判者。1325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Pope John XXII）就传其旨意，批评那些唱圣歌的人“只能让耳朵陶醉，却无法使耳朵满意。”

14世纪后期，牛津大学的神学家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写到，人们花在唱歌上的时间越多，花在研究上帝法则上的时间就越少；这位神学家的学说和著作还引发了许多门徒的追随，形成了当时的罗拉德派。宗教改革的前夕，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还在抱怨说，因为教会音乐使用拉丁语，复杂难懂，而且大家也不能参与创作，因此人们距离它已经日渐遥远了。

增添抒情性

宗教改革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在试图摒弃中世纪教堂那些过分复杂的仪式。瑞士改革家茨温利（Huldreich Zwingli）是一位极有天赋的音乐家，他拆掉了苏黎世的风琴，并解散了教堂的唱诗班。法国人加尔文（Jean Calvin）在他的第二故乡日内瓦将传统的宗教音乐限制成只能无伴奏无伴唱地唱诵圣经中的诗篇。这些“有韵律的赞美诗”在英国也很流行，尽管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支持下，那里的教堂里风琴和唱诗班依然繁荣。

尽管天主教会试图在特兰托会议（Concilium Tridentinum，1545-1563年在意大利举行的天主教宗教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宗教改革）上对教会音乐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规定，但据说只有教会音乐变得像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的《马尔采鲁斯教皇弥撒》（Missa Papae Marcelli）那样优美，才能阻止大会全面禁止多声部的复杂教会音乐。

但在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路德对音乐的热爱格外清晰。在《桌边谈》（Tischreden）（记录了他吃饭时所说的话）中，路德公开宣布：

我一直很热爱音乐；无论谁擅长这种艺术，他/她都拥有好的气质与性情，能够适应万物。

他认为，老师和牧师都应该精通音乐，“否则我将不会尊重他”。这场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起源于路德想跟自己的良知以及关于原罪的感受较劲。他的观点中有一句话提到，音乐是：

对一颗悲伤、难过的心灵最好的慰藉：音乐能使心灵恢复活力，重新归于平静。

在一篇文章中，路德为音乐的力量增添了更多的抒情性，并提出了“音乐的信徒”。其中他还称赞音乐是“上帝赐予的最好的礼物”，“在世界的开端”就“缓缓灌输和植入”到所有的生物里。他还用粗俗的语言写到：任何未被音乐的力量所触碰到的男人和女人，都不配听到任何声音，除了“猪的声音”。

值得称颂的赞美诗

因此，路德的改革将简单的单声圣歌和复杂的多声部音乐整合到他的新教礼拜仪式中，其实几乎是大规模的沿用。不过，路德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那就是使用本地的方言来唱诵圣经中的圣诗和赞美诗。当然，人们之前也唱过宗教曲目——很多圣诞颂歌都起源于中世纪。但是之前的人们都没有在教堂的礼拜仪式上扮演过主动活跃的音乐角色。

这是对宗教礼拜仪式的一次最广泛、规模最大的民主化，也是这场关于心灵和思想的宗教改革战役中最强大的武器。

通过允许作曲家们创作词曲，而不是指定圣经里的某篇，路德教会的圣歌也可以传达最新的宗教教义。路德自己创作的赞美诗中，最出名的是《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在第二节诗中，他这样写道：

只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斗争或将失败；如果不是站在我们阵营的那个男人（为我们而战），那个上帝选中的男人……

这句话说得很清楚：人类不能够依靠他们自己的善举；救赎只能来自于上帝。

1620年，德国耶稣会信徒Adam Contzen谈到，路德通过他的赞美诗，而非他的书或者说教拯救了更多的灵魂。无论今天的人们怎样理解路德的这场宗教改革，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份音乐遗产，这份遗产至今我们仍然能够听到。

（翻译：汪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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