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沈从文不过世的话，他可以拿到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87岁高龄的瑞典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始终这样认为。1988年，沈从文通过初评，出现在了仅有5个作家名字的诺奖“短名单”上，然而沈从文在距离当年诺奖揭晓仅剩几个月时去世了，“有足够多的信息和证据表明，中国作家沈从文是当年最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成员喜爱的候选人。”

埃斯普马克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彼时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他在1987年到2004年长达17年时间里担任这一职务，他的团队曾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布罗茨基、托妮·莫里森、大江健三郎、萨拉马戈、高行健、奈保尔、库切等作家。除了世界上最著名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这一旧职，埃斯普马克本人还是一位诗人和小说家，他气势恢宏的长篇小说总集“失忆的年代”共有七部，“直面全人类紧迫而刺心的精神难题”（韩少功语）。

本周，第二届“中国大学生21国际文学盛典”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埃斯普马克成为了今年的致敬文学人物。他携夫人到场领奖，埃斯普马克称这一奖项对自己意义重大，一方面他感到自己的作品着陆在了一个能得到深刻理解的地方，另一方面，他认为今天中国文学的创作雄心和价值观与他本人的非常接近。

“诺奖就一个标准——你必须是个好作家”

埃斯普马克1981年成为诺奖评委，1987年起就任评委会主席，2005年卸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奇佳在盛典上称，诺奖委员会在埃斯普马克任职期间选出的作家，影响了至少两到三代的中国艺术家。每次到中国，他都难免被人们问到中国作家距离诺奖有多远、下一位可能的中国获奖者是谁这类问题。在莫言获奖之前，他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有哪些中国作家曾和诺奖擦肩而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机制还处于比较不完善的状态，几乎没有亚洲作家被提名。直到1938年，以中文为母语之一写作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凭借《大地》获奖。”埃斯普马克曾经表示，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开始将目光投向亚洲作家，最先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关注的是鲁迅。但当委员会辗转通过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以及中国语言学家刘半农，以“非官方途径”询问鲁迅是否愿意被提名为候选人时，鲁迅以“配不上诺贝尔奖”为理由婉拒了这项荣誉。在写给作家台静农的一封信中，鲁迅说：“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

老舍也曾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埃斯普马克曾在一次采访中曾透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诺贝尔奖评委会考虑将这一奖项颁发给一些亚洲作家，这场激烈的讨论持续了六七年。在此期间一些作家陆续辞世，其中就包括1966年去世的老舍。这场大讨论的结果是，1968年的诺奖“花落”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上世纪距离诺奖最近的中国人，还是沈从文，他甚至已经名列1988年诺奖短名单，却不幸于同年5月离世。“以湘西凤凰为文学故乡、作品充满浓郁中国情怀的沈从文，深受评委会成员喜爱，但诺贝尔文学奖只能颁给依然在世的当代作家。”埃斯普马克对沈从文的才华和博学印象深刻，“沈从文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和短篇写得非常好，他对服饰也很有研究。他写服饰的时候，可以将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汇聚到服饰上。”此番来华，埃斯普马克再度对媒体表示，“如果沈从文不过世，他就可以拿到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2012年，埃斯普马克带着自己的长篇系列“失忆的年代”第一卷《失忆》到上海做宣传，适逢莫言捧得诺奖的消息公布。根据当时的报道，活动现场不少媒体忘了他的新书书名是什么，所有提问都聚焦在了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身上。2015年，埃斯普马克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现场有人向他求证了文化学者许子东提出的华人作家获诺奖六要素——要写乡土（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和世界“纯文学” 可以对话）；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翻译（技术上更多评委可看）；要在中国以外获奖或有好评（参考不同政见的文学评论）等等——听完之后，埃斯普马克说，这些都是捕风捉影而已，但一定要有一个好翻译，“作家和诗人最好的朋友是翻译家！”

如果有人想要追问，除莫言外中国还有哪位当代作家具备竞争诺奖的实力，埃斯普马克会耸耸肩，对你说一句“此问题违反诺奖评选的50年保密期规定”。不过，对“到底怎样才能获诺奖”这个问题，埃斯普马克是有确切答案的：当然要尊重诺贝尔遗嘱的标准，不过，不同时期的不同标准都是对遗嘱的不同的诠释，“但是说到底，其实就一个标准——你必须是个好作家。”

“中国是我的小说的正确收件地址”

埃斯普马克与中国作家之间的渊源，不仅在于因诺奖产生的关联。早在30多年前，他就曾到访中国，结识了巴金、丁玲、艾青等老一辈作家。“其实我很早就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学感兴趣，还曾被派往日本和中国去宣传瑞典文学，”这位白发苍苍、年近九旬的老人回忆到，这一缘分在新世纪的文学舞台上仍在继续。

2012年起，埃斯普马克的长篇系列小说“失忆的年代”中文版陆续推出，这套书的推荐团队阵容强大，几乎囊括了今天中国的文坛明星，莫言、阎连科、余华、贾平凹、韩少功、苏童等人纷纷写下推荐词，为这位从北欧远道而来、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作家鼓呼。在2015年该系列终结篇中文版的发布会上，贾平凹用陕西话发表了自己对“失忆的年代”的见解，埃斯普马克上台紧禁握住贾平凹的双手说：“你对我的作品的见解，比那些瑞典评论家都要好得多，”紧接着，把自己从瑞典背来的毛毯送给了他。

在长篇系列“失忆的年代”译介出版前，埃斯普马克只有一本《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李之义 译，漓江出版社1999）和一本诗歌选集《黑银河》（李笠 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在中国出版。自2012年以来，除了“失忆的年代”，他的小说《巴托克：独自面对第三帝国》《霍夫曼的辩护》也陆续推出中文版。中国国家话剧院还在计划将《失忆的年代》拍成话剧，搬上舞台。

在“中国大学生21国际文学盛典”现场发表主题演讲时，埃斯普马克再次提到了自己与中国作家之间的知音之感：“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可以和我分享共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感到中国是一个能够深刻理解他的作品的地方，另一方面，他认为今天中国文学的创作雄心和价值观与他本人的非常接近。一个表现便是，“失忆的年代”系列里7部小说的主题，是在国家甚至国际层面上的某种失忆。书中的七个人物是有独特个性的个人，同时也是社会语境的概括：政府官员的形象体现了官僚世界，老建筑工人代表着劳工运动，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老女人则凝聚了医疗护理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种种问题……每一部小说都是埃斯普马克在试图审查失忆王国中的特定区域，他发现“失忆”这一主题能够得到中国作家的共鸣——阎连科曾经谴责“国家赞助的失忆症”，贾平凹也曾指出“失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疾病”。

埃斯普马克对普遍性失忆症问题的深究，是在一个历史角度中研究社会生活的所有不同方面。一直以来，他试图在小说中为人和社会进行X光透视，而采取的方式是波德莱尔所称的“翻译灵魂的艺术”，即通过外部世界中视觉的或可触及的展示来表达感觉和思想。他写一位躺在医院里的老妇人得了悬浮病，如果身体没有用绳索拴住或靠重物坠着，她就会飘浮起来，与天花板摩擦——“这是她的无价值感能被人看见的激烈方式，”埃斯普马克说。他接着列举了阎连科长篇小说《炸裂志》中一个异曲同工的句子：“因为他的心冰冷，外面的地都冻结了”。埃斯普马克还在其他很多中国文学作品中找到了类似的手法，“中国的唐代诗人早就知道如何借用山水来表达情感了”。

阎连科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提出的“神实主义”也受到了埃斯普马克的推崇。“神实主义”指的是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埃斯普马克评价阎连科以“神实主义”实现了“集体性”意识的具体翻译，构成当代中国特点的荒诞内在状态的具体翻译，“神实主义”要使得这个国家的“荒诞、混沌和无序”——也就是那“隐藏着的百分之九十的冰山”——被人们看见。“我的小说也很适合阎连科对神实主义的定义。在我自己的国家，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提出这样的小说观。”埃斯普马克由此赞叹道，“中国文化对于我迷恋的这种小说独具慧眼，我感觉我的著作来到了正确的收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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