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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人类脑中形象的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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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人类脑中形象的演变史

当我们谈及神灵的时候,更多是在谈论人类自身,而不是神灵真正的样子。

图中壁画展现了人类灵性。摄:Patrick Aventurier

与其说雷萨·阿斯兰(Reza Aslan)的作品《神:一部人类历史》(God: A Human History)是神的自传,不如说它是一项诸神的人格化的研究,人类出于何种原因、以何种方式给神赋予人格。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采集-狩猎的小集团进化成为人口更密集且出现分工的农业社会,人们脑中神的形象也发生了改变。阿斯兰发现,在所有的信仰系统的核心,人们总会寻求一个“人格化的神”,而且“在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神这个概念时,这个人格化的神就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意识里了。”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一神信仰的信徒都认为主神是抽象的,但即便如此,他们口中的神灵(包括伊斯兰教的安拉)形象,“就像是一个你可能会在街上遇到的人。”换言之,当我们谈及神灵的时候,更多是在谈论人类自身,而不是神灵真正的样子。

阿斯兰认为,宗教的一个基本推动力就是人们因环境刺激而演变出的反应。人们倾向于把自然现象看作是神灵与人类的一个中介(比如说闪电就是一个长着灰色络腮胡子的男人站在乌云中,从手指间发射出来的),而我们的祖先在采集-狩猎社会,可能会因为树上的纹路像人脸,而觉得树也拥有灵魂。人们在世界各地的洞穴中发现了壁画,有些可以追溯到41,000年前。它们给人类的灵性提供了最早的证据,展现了我们的祖先和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法国西南部的特罗伊斯·弗雷尔(Trois-Frères)洞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墙上绘画精美,动物漂浮在空中,却没有狩猎的景象。它们的中间是一个神秘的生物:它的身子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牡鹿,还有一部分是猫头鹰。阿斯兰认为,这些图象代表的并不是真正的动物,而是“用来表现‘另一个世界’——超脱于物质领域的世界——的象征符号。”

随着农业社会的建立,人们开始认为人类能够支配自然,在他们的想象中神也是自然的主宰。阿斯兰认为,农业文明就是在宗教需要下应运而生的。巧夺天工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静卧在今天的土耳其,它的历史可以追索到13000多年上一个冰川期的尾声,但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定居下来,过上农业文明的生活。这把阿斯兰引向了他的推论——农业文明是为了支撑宗教信仰而产生的,而非相反。要建造如此巨大的建筑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工人也得吃饭,于是人们逐渐抛弃低产的采集-狩猎生活方式,转向作物种植,来养活更多的人口。

《神:一部人类历史》

随着文字在定居社会出现,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为代表的一些古代文明对他们的信仰留下了更详细的记录。阿斯兰说:“人们用文字描写诸神,不仅仅改变了我们脑中神的形象,也让我们开始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和隐秘的渴望: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众神。”当人们开始尝试利用和操纵自然的力量,神也变得神通广大而喜怒无常,像人一样互相斗争试图掌控他们的神界。

到了某一时刻,众神变得和人太过相像,希腊人开始质疑起他们的正统性。神真的像古希腊雕像刻画的那样,长得像人类吗?这些质疑令人毛骨悚然,但也带来了一种新的观点:也许真正的神只有一个。阿斯兰列举了提出这一激进主张的先行者,他们中有哲学家、法老和先知,可是这一神信仰的雏形却找不到群众支持,因为“单一的神和我们普遍存在的将神拟人化的冲动水火不容。”举个例子,一位神灵怎么可能同时既是天使又是恶魔?不过人们的确在慢慢接受这么一种说法:有一个更加强大的上神凌驾于一批能力稍弱的神之上。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阶层。阿斯兰指出,“我们的尘世中,权力的大头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上,而在众神的乐园里,也有某个神掌握着大多数的权力。”

直到一个激进的事件——犹太人被驱逐出巴比伦开始大流散,真正的一神教才站稳脚跟。史学和语言学的证据都表明,在古代的迦南之地,人们同时崇拜两个不同的最高主神,厄勒(El)和耶和华(Yahweh),还有其他次要的诸神。早期的以色列人,包括先知亚伯拉罕、以撒以及雅各,都可能崇拜过厄勒神。但当先知摩西在沙漠中看到燃烧的灌丛,耶和华这才第一次在人前现身。当时居住在迦南南边的米甸人信奉神耶和华,而摩西后来也娶了一个米甸人为妻。随着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建立,耶和华信仰在民众间流行起来。然而,败在巴比伦人的手下后,以色列人不得不承认巴比伦的守护神马杜克(Marduk)更加强大。另外一小部分流亡的以色列人依然公开保持耶和华信仰,他们认为“也许耶和华会因为起初以色列人改信马杜克而惩罚他们”。对于这一点,阿斯兰说,我们来看看“整本圣经中一神信仰的第一次清晰明了的表达”。正如耶和华宣称的:“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要消除多个神各司其职,掌管善与恶的想法,并以“一个记仇而充满矛盾的唯一上帝”取而代之,人们的认知还需要一次巨大的飞跃。

虽然这时候已经没有其他神灵能够与上帝抗衡,但许多人觉得他太易怒。阿斯兰说,当耶稣出现时,他代表的是具有人类特质的,人们依然需要的神。同时他也在不断传道,告诉人们上帝(圣父)是多么博爱和宽容。起初,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耶稣自己本身就是神的说法,直到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召开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圣父耶和华和圣子耶稣“父子同质”的原则才被确立下来。

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脱胎于阿拉伯大漠中,与基督教概念里人格化的上帝抗衡”。虽然伊斯兰教否认了“三位一体”的说法,认为神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物质载体或者形式,《古兰经》中仍有些章节“充满了对真主安拉的拟人化描写”。一些穆斯林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真主怎么会创造了万物,又与他创造的世界隔绝?这样的神学谜题催生了伊斯兰教一支神秘主义教派,苏菲派的兴起,苏菲派穆斯林将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安拉直接联系起来。正是这种信仰系统最能引起阿斯兰的共鸣。“神是任何存在的事物”他写道。

阿斯兰煞费苦心研究“三大天启宗教”(即一神论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其他的文化能够孕育出不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系统,比如说佛教。如果说人类趋向于构建一位具有人性的神,那么怎么解释其他宗教的成功?无论如何,光是阿斯兰行云流水的写作风格,就能让读者放下质疑,接受他关于信仰的理论。这本书融贯了浩如烟海的学术材料,从考古学到神经系统科学。阿斯兰还把这些迥然不同的资料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糅合起来,将为读者呈现其他地方难以接触到的知识。不管神灵是什么,至少阿斯兰给我们展示了长期以来人类在脑海中塑造的神的形象,而非相反。

本文作者,人类学家瑞秋·纽科姆(Rachel Newcomb),是罗林斯大学的“戴安娜-麦克·马厄”杰出教学教授,也是《国际性摩洛哥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Global Morocco)的作者。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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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Why we made God in our own image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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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人类脑中形象的演变史

当我们谈及神灵的时候,更多是在谈论人类自身,而不是神灵真正的样子。

图中壁画展现了人类灵性。摄:Patrick Aventurier

与其说雷萨·阿斯兰(Reza Aslan)的作品《神:一部人类历史》(God: A Human History)是神的自传,不如说它是一项诸神的人格化的研究,人类出于何种原因、以何种方式给神赋予人格。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采集-狩猎的小集团进化成为人口更密集且出现分工的农业社会,人们脑中神的形象也发生了改变。阿斯兰发现,在所有的信仰系统的核心,人们总会寻求一个“人格化的神”,而且“在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神这个概念时,这个人格化的神就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意识里了。”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一神信仰的信徒都认为主神是抽象的,但即便如此,他们口中的神灵(包括伊斯兰教的安拉)形象,“就像是一个你可能会在街上遇到的人。”换言之,当我们谈及神灵的时候,更多是在谈论人类自身,而不是神灵真正的样子。

阿斯兰认为,宗教的一个基本推动力就是人们因环境刺激而演变出的反应。人们倾向于把自然现象看作是神灵与人类的一个中介(比如说闪电就是一个长着灰色络腮胡子的男人站在乌云中,从手指间发射出来的),而我们的祖先在采集-狩猎社会,可能会因为树上的纹路像人脸,而觉得树也拥有灵魂。人们在世界各地的洞穴中发现了壁画,有些可以追溯到41,000年前。它们给人类的灵性提供了最早的证据,展现了我们的祖先和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法国西南部的特罗伊斯·弗雷尔(Trois-Frères)洞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墙上绘画精美,动物漂浮在空中,却没有狩猎的景象。它们的中间是一个神秘的生物:它的身子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牡鹿,还有一部分是猫头鹰。阿斯兰认为,这些图象代表的并不是真正的动物,而是“用来表现‘另一个世界’——超脱于物质领域的世界——的象征符号。”

随着农业社会的建立,人们开始认为人类能够支配自然,在他们的想象中神也是自然的主宰。阿斯兰认为,农业文明就是在宗教需要下应运而生的。巧夺天工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静卧在今天的土耳其,它的历史可以追索到13000多年上一个冰川期的尾声,但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定居下来,过上农业文明的生活。这把阿斯兰引向了他的推论——农业文明是为了支撑宗教信仰而产生的,而非相反。要建造如此巨大的建筑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工人也得吃饭,于是人们逐渐抛弃低产的采集-狩猎生活方式,转向作物种植,来养活更多的人口。

《神:一部人类历史》

随着文字在定居社会出现,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为代表的一些古代文明对他们的信仰留下了更详细的记录。阿斯兰说:“人们用文字描写诸神,不仅仅改变了我们脑中神的形象,也让我们开始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和隐秘的渴望: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众神。”当人们开始尝试利用和操纵自然的力量,神也变得神通广大而喜怒无常,像人一样互相斗争试图掌控他们的神界。

到了某一时刻,众神变得和人太过相像,希腊人开始质疑起他们的正统性。神真的像古希腊雕像刻画的那样,长得像人类吗?这些质疑令人毛骨悚然,但也带来了一种新的观点:也许真正的神只有一个。阿斯兰列举了提出这一激进主张的先行者,他们中有哲学家、法老和先知,可是这一神信仰的雏形却找不到群众支持,因为“单一的神和我们普遍存在的将神拟人化的冲动水火不容。”举个例子,一位神灵怎么可能同时既是天使又是恶魔?不过人们的确在慢慢接受这么一种说法:有一个更加强大的上神凌驾于一批能力稍弱的神之上。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阶层。阿斯兰指出,“我们的尘世中,权力的大头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上,而在众神的乐园里,也有某个神掌握着大多数的权力。”

直到一个激进的事件——犹太人被驱逐出巴比伦开始大流散,真正的一神教才站稳脚跟。史学和语言学的证据都表明,在古代的迦南之地,人们同时崇拜两个不同的最高主神,厄勒(El)和耶和华(Yahweh),还有其他次要的诸神。早期的以色列人,包括先知亚伯拉罕、以撒以及雅各,都可能崇拜过厄勒神。但当先知摩西在沙漠中看到燃烧的灌丛,耶和华这才第一次在人前现身。当时居住在迦南南边的米甸人信奉神耶和华,而摩西后来也娶了一个米甸人为妻。随着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建立,耶和华信仰在民众间流行起来。然而,败在巴比伦人的手下后,以色列人不得不承认巴比伦的守护神马杜克(Marduk)更加强大。另外一小部分流亡的以色列人依然公开保持耶和华信仰,他们认为“也许耶和华会因为起初以色列人改信马杜克而惩罚他们”。对于这一点,阿斯兰说,我们来看看“整本圣经中一神信仰的第一次清晰明了的表达”。正如耶和华宣称的:“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要消除多个神各司其职,掌管善与恶的想法,并以“一个记仇而充满矛盾的唯一上帝”取而代之,人们的认知还需要一次巨大的飞跃。

虽然这时候已经没有其他神灵能够与上帝抗衡,但许多人觉得他太易怒。阿斯兰说,当耶稣出现时,他代表的是具有人类特质的,人们依然需要的神。同时他也在不断传道,告诉人们上帝(圣父)是多么博爱和宽容。起初,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耶稣自己本身就是神的说法,直到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召开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圣父耶和华和圣子耶稣“父子同质”的原则才被确立下来。

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脱胎于阿拉伯大漠中,与基督教概念里人格化的上帝抗衡”。虽然伊斯兰教否认了“三位一体”的说法,认为神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物质载体或者形式,《古兰经》中仍有些章节“充满了对真主安拉的拟人化描写”。一些穆斯林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真主怎么会创造了万物,又与他创造的世界隔绝?这样的神学谜题催生了伊斯兰教一支神秘主义教派,苏菲派的兴起,苏菲派穆斯林将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安拉直接联系起来。正是这种信仰系统最能引起阿斯兰的共鸣。“神是任何存在的事物”他写道。

阿斯兰煞费苦心研究“三大天启宗教”(即一神论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其他的文化能够孕育出不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系统,比如说佛教。如果说人类趋向于构建一位具有人性的神,那么怎么解释其他宗教的成功?无论如何,光是阿斯兰行云流水的写作风格,就能让读者放下质疑,接受他关于信仰的理论。这本书融贯了浩如烟海的学术材料,从考古学到神经系统科学。阿斯兰还把这些迥然不同的资料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糅合起来,将为读者呈现其他地方难以接触到的知识。不管神灵是什么,至少阿斯兰给我们展示了长期以来人类在脑海中塑造的神的形象,而非相反。

本文作者,人类学家瑞秋·纽科姆(Rachel Newcomb),是罗林斯大学的“戴安娜-麦克·马厄”杰出教学教授,也是《国际性摩洛哥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Global Morocco)的作者。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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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Why we made God in our ow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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