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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战到反战,欧洲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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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战到反战,欧洲经历了什么

一个好战的欧洲,是怎样变成一个厌恶战争,竭力保持和平的大洲的呢?

所评图书:

书名:《暴力的衰落》

作者:(美)詹姆斯·希恩

译者:贾青青、李想、刘辛未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11月

 

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上,具体来说指的是德国、英国、法国这样一些国家,已经兴起了和平主义运动。先前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以及通过媒体报道传递的美国南北战争,都展露出投入了大量高杀伤性武器的现代战争的可怕。

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第一个出面呼吁建立国际和平的国家,是被普遍认为好战成性的沙皇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倡议国际和解,召开裁军会议。这番倡议在当时得到了德国皇帝、尼古拉二世的表兄威廉二世的公开相应,尽管后者私下认为俄国是因为国力衰落、无力对抗德国才摆出了爱好和平的姿态,但无论如何,当时倡议和平已经要比鼓动战争,更符合所谓的“政治正确”。

1899年5月,国际和平会议如期召开,26个国家与会,通过了善待俘虏等决议,建立了海牙仲裁法院。事实上,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包括英法德日美,还有中国、波斯、奥斯曼帝国等,在当时并不存在对于和平的渴望。但国际和平会议还是给了和平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以希望,人们开始鼓吹军事征服、侵略变得不再必要,国际贸易完全可以在和平的环境内进行。

但也有人公开反对和平主义运动。美军军官、《海权论》作者马汉认为,和平主义从根本上都是错的,强调国家统治必须建立在暴力威慑的基础上。而在和平氛围运动最为强烈的英国,批评家们担心民众将不再愿意保家卫国,会过度的看重物质,会因为害怕付出牺牲而对于邪恶作出不断让步,国家将最终变成一个由“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派系和宗派的组合”的混合体。

进入20世纪,除了民族主义矛盾高度集中的巴尔干,欧洲其他地区已经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社会主义者转入和平表达诉求,各国已经不再允许民间私刑也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私人暴力,社会治安状况要比今天的欧洲还好得多。欧洲各国的经济联系变得颇为密切,人们有理由相信国家之间将不再出现战争。

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猝不及防式的爆发了。并且,先前热衷于支持和平主义运动的平民,又迅速转为了最最激进的爱国者。虽然,交战各国通过大众媒体和官方信息渠道丑化对手国,大肆宣扬对手国屠戮平民以至于宣称对手国平民也沾满罪恶,从而使得民族主义情绪更加狂热;但从根本上来看,在当时的欧洲,对于和平的渴望,跟21世纪初期的美国,民众对于和平的支持一样,都是相当薄弱的——人们愿意选择和平,但和平还远远不是人们愿意捍卫的选项。

我们看到的这本《暴力的衰落》一书,出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历史学会前主席、斯坦福大学迪卡森人文学教授、历史学教授詹姆斯·希恩。这本书致力于探讨欧洲人民是如何将原先非常薄弱的和平信念,转变为坚定不移的和平信仰。全书回顾了19世纪末期以来的100多年内,欧洲历史进程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长达四年,杀戮强度远远超出了欧洲人的想象。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整个近代发明出的工业管理组织体系,都被用来组织战争,让战争变得格外残酷。一个欧洲因此接近于废墟。

那么,为什么在一战后,欧洲人没有因此就放弃再兴大战的念头?战争带给欧洲人的,是空前的幻灭感。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等一系列帝国崩溃,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兴起,欧洲在经济上开始依赖新兴的美国。而战胜国没有因为胜利而获得预期的成果,反而需要独自消化长期作战带来的代价;至于战败国,更是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崩溃中积蓄了持续的怨愤。

詹姆斯·希恩说,当时的欧洲人感觉到的是遭遇背叛,开战时国家宣称的战争会带来经济繁荣、国家安全,都完全不存在。而战后的经济、社会、政治混乱则为极端主义发酵提供了最佳的条件。

当然,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多数时期,欧洲人基于战争记忆,仍然希望避免战争。这可以解释英法两国在法西斯德国崛起和扩张过程中,所实施的绥靖政策,在前二者国内赢得了巨大的公众支持。换言之,当时的人们愿意避免战争,哪怕付出牺牲正义的代价。就这样,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至于波兰,都成为了大国避战的牺牲品。而德国在绕开马奇诺防线,迅速击败法国军队后,法国民众也再也无法鼓动保卫国家的勇气,甘愿为了和平而屈从于希特勒。

二战的惨烈程度甚于一战。面对一个已经发生了无可回避的严重衰落的欧洲,面对苏联和美国事实上扮演了欧洲的保护人的局面,欧洲民众开始接受现实。书中指出,法国、(联邦)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思考,如何在避免再次发生大战的前提下,重新构建欧洲和平和经济繁荣——欧洲建立经济上的联合体,然后安全防务问题交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美国和苏联各自在其欧洲阵营的最前线部署了大量的致命武器,所以欧洲各国均无必要自行装备这些武器,在核武器的潜在威慑面前选择了和平发展。之后,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陆续全面丧失了几个世纪以来建立的殖民地,这让这些国家均能够以平民国家的姿态发展立足,人们开始持续习惯“低配版”国防。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原属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完成了民主和平转型,欧洲国家普遍在社会心理上趋向于100多年前就开始兴起的和平主义。而经济、社会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营造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可以将发生在全球各地的新闻呈现给欧洲人。詹姆斯·希恩认为,非洲一些国家、中东地区上演的秩序混乱以及偶发的杀戮,已经让欧洲人觉得足够诧异。今天的欧洲人不再能够接受为了某种意识形态或者宗教信仰的价值,发动战争或杀戮,也不能接受为了制止国家暴力而以大国、国际组织牵头出兵的所谓人道干涉——当然,这也是美国人有意制造“老欧洲”、“新欧洲”区别,对于欧洲浓烈的社会道德观念表达不满的原因所在。无论如何,暴力的衰落,和平成为信仰,已经重新塑造了欧洲。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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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战的欧洲,是怎样变成一个厌恶战争,竭力保持和平的大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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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暴力的衰落》

作者:(美)詹姆斯·希恩

译者:贾青青、李想、刘辛未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11月

 

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上,具体来说指的是德国、英国、法国这样一些国家,已经兴起了和平主义运动。先前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以及通过媒体报道传递的美国南北战争,都展露出投入了大量高杀伤性武器的现代战争的可怕。

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第一个出面呼吁建立国际和平的国家,是被普遍认为好战成性的沙皇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倡议国际和解,召开裁军会议。这番倡议在当时得到了德国皇帝、尼古拉二世的表兄威廉二世的公开相应,尽管后者私下认为俄国是因为国力衰落、无力对抗德国才摆出了爱好和平的姿态,但无论如何,当时倡议和平已经要比鼓动战争,更符合所谓的“政治正确”。

1899年5月,国际和平会议如期召开,26个国家与会,通过了善待俘虏等决议,建立了海牙仲裁法院。事实上,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包括英法德日美,还有中国、波斯、奥斯曼帝国等,在当时并不存在对于和平的渴望。但国际和平会议还是给了和平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以希望,人们开始鼓吹军事征服、侵略变得不再必要,国际贸易完全可以在和平的环境内进行。

但也有人公开反对和平主义运动。美军军官、《海权论》作者马汉认为,和平主义从根本上都是错的,强调国家统治必须建立在暴力威慑的基础上。而在和平氛围运动最为强烈的英国,批评家们担心民众将不再愿意保家卫国,会过度的看重物质,会因为害怕付出牺牲而对于邪恶作出不断让步,国家将最终变成一个由“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派系和宗派的组合”的混合体。

进入20世纪,除了民族主义矛盾高度集中的巴尔干,欧洲其他地区已经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社会主义者转入和平表达诉求,各国已经不再允许民间私刑也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私人暴力,社会治安状况要比今天的欧洲还好得多。欧洲各国的经济联系变得颇为密切,人们有理由相信国家之间将不再出现战争。

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猝不及防式的爆发了。并且,先前热衷于支持和平主义运动的平民,又迅速转为了最最激进的爱国者。虽然,交战各国通过大众媒体和官方信息渠道丑化对手国,大肆宣扬对手国屠戮平民以至于宣称对手国平民也沾满罪恶,从而使得民族主义情绪更加狂热;但从根本上来看,在当时的欧洲,对于和平的渴望,跟21世纪初期的美国,民众对于和平的支持一样,都是相当薄弱的——人们愿意选择和平,但和平还远远不是人们愿意捍卫的选项。

我们看到的这本《暴力的衰落》一书,出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历史学会前主席、斯坦福大学迪卡森人文学教授、历史学教授詹姆斯·希恩。这本书致力于探讨欧洲人民是如何将原先非常薄弱的和平信念,转变为坚定不移的和平信仰。全书回顾了19世纪末期以来的100多年内,欧洲历史进程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长达四年,杀戮强度远远超出了欧洲人的想象。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整个近代发明出的工业管理组织体系,都被用来组织战争,让战争变得格外残酷。一个欧洲因此接近于废墟。

那么,为什么在一战后,欧洲人没有因此就放弃再兴大战的念头?战争带给欧洲人的,是空前的幻灭感。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等一系列帝国崩溃,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兴起,欧洲在经济上开始依赖新兴的美国。而战胜国没有因为胜利而获得预期的成果,反而需要独自消化长期作战带来的代价;至于战败国,更是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崩溃中积蓄了持续的怨愤。

詹姆斯·希恩说,当时的欧洲人感觉到的是遭遇背叛,开战时国家宣称的战争会带来经济繁荣、国家安全,都完全不存在。而战后的经济、社会、政治混乱则为极端主义发酵提供了最佳的条件。

当然,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多数时期,欧洲人基于战争记忆,仍然希望避免战争。这可以解释英法两国在法西斯德国崛起和扩张过程中,所实施的绥靖政策,在前二者国内赢得了巨大的公众支持。换言之,当时的人们愿意避免战争,哪怕付出牺牲正义的代价。就这样,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至于波兰,都成为了大国避战的牺牲品。而德国在绕开马奇诺防线,迅速击败法国军队后,法国民众也再也无法鼓动保卫国家的勇气,甘愿为了和平而屈从于希特勒。

二战的惨烈程度甚于一战。面对一个已经发生了无可回避的严重衰落的欧洲,面对苏联和美国事实上扮演了欧洲的保护人的局面,欧洲民众开始接受现实。书中指出,法国、(联邦)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思考,如何在避免再次发生大战的前提下,重新构建欧洲和平和经济繁荣——欧洲建立经济上的联合体,然后安全防务问题交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美国和苏联各自在其欧洲阵营的最前线部署了大量的致命武器,所以欧洲各国均无必要自行装备这些武器,在核武器的潜在威慑面前选择了和平发展。之后,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陆续全面丧失了几个世纪以来建立的殖民地,这让这些国家均能够以平民国家的姿态发展立足,人们开始持续习惯“低配版”国防。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原属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完成了民主和平转型,欧洲国家普遍在社会心理上趋向于100多年前就开始兴起的和平主义。而经济、社会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营造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可以将发生在全球各地的新闻呈现给欧洲人。詹姆斯·希恩认为,非洲一些国家、中东地区上演的秩序混乱以及偶发的杀戮,已经让欧洲人觉得足够诧异。今天的欧洲人不再能够接受为了某种意识形态或者宗教信仰的价值,发动战争或杀戮,也不能接受为了制止国家暴力而以大国、国际组织牵头出兵的所谓人道干涉——当然,这也是美国人有意制造“老欧洲”、“新欧洲”区别,对于欧洲浓烈的社会道德观念表达不满的原因所在。无论如何,暴力的衰落,和平成为信仰,已经重新塑造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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