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统计，当年有33091人死于鸦片类药物服用过量。2016年发布的最终数据无疑比这还高。2016年，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称，2013年鸦片类药物滥用的“社会”成本为785亿美元，其中包括医疗支出和鸦片类药物贸易相关的刑事案件。但是这785亿美元还包括相对无形的东西，即所谓“损失的生产力”。研究者估算，因鸦片类药物导致残废、死亡或者监禁的美国人，一年合计损失相当于419亿美元的经济产出。今年11月，白宫发布了对2015年鸦片类药物滥用的估算，损失高达5040亿美元，其中包括每条生命的损失，即所谓“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价值。”报告一出，立即成为新闻头条。

给健康或者生死定价的做法初看像下意识为之，甚至情理之中，尤其现在人们的身体普遍被当做一种投资。《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人物特写里，一个年薪超4万美金的家庭医生说：“当人们在乡村俱乐部或者派对上问起我的职业，我就说我是资产管理经理。当他们再追问我什么资产的时候，我就指指他们的身体。”

但事情并非向来如此。将人们的身体看作产生收益、其价值可以用“损失的生产力”来衡量的资本，这是一个新动向，也是历史学家伊莱·库克（Eli Cook）开创性的新书《给进步标价：经济指标和美国民众的资本化》（The Pricing of Progress: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the Capitalization of American Life）的主题。这本书回溯了健康、生命和土地如何被看作“可产生收入的投资”。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鸦片类药物滥用之类的损失（或者我们推销高端医疗的途径），更如库克所言，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诞生。

前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依赖资本主义的很多标志物：比如金钱、市场、甚至雇佣劳动。但库克——和很多研究资本主义的史学家和理论家一样，至少追溯到马克思——认为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不同。他写道：“尽管市场、商品和消费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组成部分，但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他认为，可产生红利的投资定义了资本主义。人跟随土地一起不仅被看作可供买卖的商品，而且被看作资本——价格越来越背离其内在价值甚至劳动长度，转而由产生利润的前景决定。

按照这样，资本主义不是开始于烟雾缭绕的城市工厂，而是英国的乡下农场。在那里，一种新型经济业态在黑死病后萌芽。

1976年是资本主义研究史上很关键的一年。那一年，想法激进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上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农村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有人估计黑死病在1346年至1353年间导致了欧洲60%、即5000万人口的死亡。布伦纳论证道，这由此带来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继而导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在西欧的很多地方，这种矛盾又导致了农奴制的灭亡。但布伦纳断言，英国农民并未由此成为小地主，或者至少无法长期保持小地主的地位。地主在乡村大量圈地，使农民脱离了土地，由此产生了无地的无产阶级。他们只能在曾经属于他们父辈的土地上耕种换取报酬，之后流向工业城镇的血汗工厂。

库克的书由此展开。农民失去土地，“对进步的定价和日常生活的资本化”就此开始。当然，地主永远都压榨农民，无论是征用他们的劳力还是搜刮他们的收成。但是这一般不涉及现金交易。但中世纪后事情变了，地主为了每年的现金回报去租赁被圈的土地。到了17世纪，土地不再如以前那样定价，而是根据其可能获得的年收入决定。为了租金回报和最大化利润，佃农需要寻找方法让土地超额生产。这导致人们狂热追求提高农业生产力，继而改变了英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引发了工业革命。

这场土地“资本化”的运动中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他生于1623年，身兼医生、政治经济学家、和地图绘制者数职。他被指派去测量奥利弗·克伦威尔征服爱尔兰后收缴的土地。克伦威尔打算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他的士兵和支持者。但当配第绘制地图时，他增加了新信息——根据未来的利益增长划分教区。这就让克伦威尔更准确地算出每名士兵该得到多少土地。用库克的话说，这让爱尔兰“从一个实际地点变成金钱上的补偿”。曾在军队里担任总医师的配第因此受益，他获得的爱尔兰土地让他十分富有，“一夜之间跻身于英国上层社会”。

配第在很多领域用到了“资本化”这个概念。他是“GDP之父”，尽管他并未发明GDP这个词，但他估算出一国的房屋和食品等的总消费应该等于其经济总产出。他也许是第一个把人作为产生利润的资本单位（即“人力资本”，虽然这词也不是他发明的）。他估算了英国工人的总体经济产出，继而得到人均产出。他综合英国工人16年的收入，然后折算出每名工人价值138英镑。他计算出每种事情各方各面的价格。比如，如果英国工人缩短晚餐时间，不吃周五的晚餐，整个英国每月的经济产出能增长25万英镑。再比如，1655年的伦敦大瘟疫损失达到了7百万英镑。

库克的书更多地关注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英国殖民者想在新大陆圈地，将其变为产生租金的资本单位，复制“爱尔兰和英国的蓬勃的农业资本主义”。但这些尝试不大成功。美国土地太多，愿意劳作的人太少。一旦农奴赚到了钱，他们就会放弃雇佣劳动，转而购买属于自己的土地。土地这种生产资料落到了大量家庭手里，尽管绝大多数是白人。因此，不同于英国，殖民时期的美国在早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只对有色人种压迫剥削。

库克认为，美国早期的奴隶贸易也不是资本主义化的（但这不代表它不让人深恶痛绝）。尽管被奴役的人总是被作为一种财产，（亚里士多德把奴隶称为“工具之工具”），奴隶不总是被当做可制造财富的资产。在殖民时期，美国南部大多生产烟草，占地比糖料和棉花少。库克说，这些在烟草园工作的奴隶很少被买卖。“大多数美国白人不把他们当做可产生收益的资产，而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直接用处来自于家庭式的生产方式。”

随着19世纪早期棉花贸易的兴盛，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1846年写道：“我告诉你一个定律，英国棉花价格上涨的话，美国人的价格就会上涨。”他的观察很透彻：19世纪的美国南部，奴隶的价格开始直接与他们生产出的棉花的价格挂钩，就如同几世纪前英国圈地的价格和土地租金收入挂钩。换句话说，奴隶逐渐被看作、当做流动性的投资，而非家庭财产的一部分，这种转变助推了美国国内奴隶市场的产生。奴隶们被按照未来收益来定价，他们被租借、投放保险、做广告出售、典当，成为“棉花之王”的“流动的生产性资产”和“理想投资”。

与此同时，赞成或反对奴隶制的辩论逐渐以经济利益为准绳。库克的著作的一大主题是，在19世纪，进步的标准不再是“道义指数”，而是“资本指数”。“道义指数”通过诸如精神折磨、贫乏、禁闭，以及残疾和死亡等来衡量个人福祉，而“资本指数”则通过经济损失来折算诸如“损失的劳动力”的价格。库克认为，改革者越来越根据资本上的得失来呼吁社会变革。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道德标准被用来攻击或辩护奴隶制。比如，马塞诸塞州的种族主义倾向的医生爱德华·贾维斯（Edward Jarvis）根据184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前身杂志上发表论文称，美国北方黑人的疯癫率比南方黑人高，他将其归因于奴隶制对奴隶精神状态的好处。尽管他后来发现了数据中的不一致，并刊登勘误，但后果已经造成，他的论调像野火一样在美国南方展开，作为奴隶制的辩护。

但库克论证，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奴隶制的辩论更多转向经济得失而非道德是非。比如，托马斯·凯特尔（Thomas Kettell）出版于1856年的名著《南方之富与北方之利》（Southern Wealth and Northern Profits），将奴隶价格的疯涨作为南方经济潜力巨大的例证（他还称，奴隶价格的增长意味着他们会受到优待）。批评奴隶制的人也同样引用经济数据。比如，他们注意到北方的人均经济产出比南方高（马萨诸塞州人均141美元，南卡罗莱纳州人均41美元），因此证明奴隶制经济上不合理。

库克强调，这种思路的转变对应着美国经济生活的日益资本化。北方的资本化受铁路驱动，南方由种棉花为主的奴隶制推动。因此美国内战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北方与前资本主义、封建的南方之间的交战，不如说是两种不同资本间的战争，只不过后者真的将人资本化了。

内战结束后，资本主义进程加快，在进步时代（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译者注）达到顶点，尤其是在公共健康领域。眼科医生爱丽丝·M·阿尔加（Ellice M. Alger）在其1911年的演讲中说道：“现代有种趋势把人看作大的工业组织的一个单位……社会与每一个单位的健康直接相关，因为人身体不好就会增加支出、降低生产力。”

这句话出自海斯·索瑞尔·蒂希勒（Hace Sorel Tishler）的《自立与社会保障，1870-1917》（Self-Reliance and Social Security, 1870–1917），展示出当时第一次呼吁局部普惠医保的思想支撑。那场运动由美国劳动立法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abor Legislation）发起。那是一个呼吁“保护人力资源”的进步组织。这一口号尽管本意为好，但却彰显了资本主义思想的胜利。包括医保在内的社会保险被认为不仅仅是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和寿命长短的道德或医学工程，也成为了提高人们生产力的方法。

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这场注定失败的医保运动的后期担任了美国劳动立法协会的负责人，他本人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库克在书里的最后一章写道，和配第一样，费雪擅长给东西定价。他估算了公共医疗和肺结核的价格。他也根据婴儿一生可创造财富的潜力--去除养育的支出--来估算婴儿的价格。

虽然斥责费雪很容易，但他不大可能认为人命可以全用钱来计算。现实复杂得多。库克写道，尽管费雪相信生命比钱重要得多，但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美国精英同意推行类似强制医保之类的社会福利计划。库克写道：“如果你想帮助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你必须给他们和他们能取得的成就定价。”这种思路就和当年那些从经济上论证奴隶制不合理的废奴主义者一样。

如今我们经常在讨论政策的时候沿用这种思路，我们也习惯听到诸如某事合乎经济常理的论调。《纽约客》9月份发表了一篇名为《鸦片危机的代价》的文章，作者希拉·科哈德哈（Sheelah Kolhatkar）写道，特朗普总统应该解决鸦片类药物滥用，不仅因为人们因此丧命，而且这给国家带来了经济损失—即我在开篇写的785亿美元。她写道：“如果特朗普像他宣称地像做生意一样统治美国，那他就该优先解决这样的低效问题。”

我们习惯了像费雪那样的思考方式，说服决策者们某项政策符合经济常理，然后企图带来现实世界的改变。但就如库克的书里的众多例子展示的那样，论证经济合理性既能揭示道理，却也会蒙蔽视听。因为如果资本主义意味着土地和生命转换为制造财富的人力资本，它也意味着将疾病和死亡等同于资本减少，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为谁创造财富？

（翻译：邱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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