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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政治如何影响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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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政治如何影响城市发展?

仅仅关注短期发展的城市政策、城市政治,会给城市的长期未来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和风险。

所评图书:

书名:《美国的城市政治》

作者:(美)丹尼尔·R.贾德、托德·斯旺斯特罗姆

译者:于杰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9月

 

20世纪,大量人口从美国城市的市中心,迁至郊区。这一迁徙进程持续时间很长,造成了城市与郊区、城市穷人与郊区富人相分离的后果,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因此变成了聚集贫民窟和犯罪的代名词。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城市公共住房建设,旨在改善居民住房水平,并活跃地产业市场,但这一政策却带来了城市与郊区加速分离、贫民窟秩序确定化的意外结果。并且,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鼓励金融机构为缺乏偿还能力的贷款人提供购买支持,又容许不良贷款打包包装为“有毒债券”,为后来发生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金融危机发生后,相当数量的美国城市居民(主要是中下阶层平民)无法再举债还款而被赶出自己的房子,这又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

不仅如此,由于贫民尤其是来自拉美国家的新移民聚集在城市贫民窟,融入美国社会十分困难,但这类群体的生育率很高,以至于新增人口大大超过了原先分别来自欧洲的白人和来自非洲的黑人。这引发了美国“拉美化”、英语被西班牙语替代的热议。

由此可见,仅仅关注短期发展的城市政策、城市政治,会给城市的长期未来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和风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和大城市研究所研究员丹尼斯·R.贾德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托德·斯旺斯特罗姆合著的《美国的城市政治》一书。这本书打通美国建国200多年来不同时期的城市政策、城市发展,以“城市政治的起源”、“城市危机”、“分裂的大都市”为主线,追溯了城市在政治变革下的沉浮,以及因此带来的工业化、移民等社会问题。《美国的城市政治》对于检视城市政策、城市政治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提高城市决策管理水平,确保城市政策在遵循市场和社会发展规律前提下围绕长期规划的原则,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美国的城市政治》书中三大主题中的“城市危机”,就是围绕美国城市郊区化而展开的问题讨论。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城市化主要是以偏远地区向着发达地区、乡村和郊区迁往城市而进行的。城市人口迁徙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以至于20世纪的头20年,黑人等新迁入城市的居民饱受排斥。尽管罗斯福新政和二战期间这种排斥与抵制相对缓和,但战后紧张关系再现,成为之后爆发民权运动的重要诱因。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大量人口迁入城市,而许多城市没有能力或没有打算为之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大批富人和中产阶层家庭迁出市中心,更加降低了市政当局投资公共设施的能力及意愿。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肯尼思·杰克逊曾在《马唐草边疆》(商务印书馆版)一书中分析指出,美国住房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居民对私有住宅尤其是独栋住宅有着强烈偏好,在19世纪末期,就开始出现了富人阶层居住在独栋别墅、中产阶级居民选用郊区的独户住宅的“风尚”。当富人和中产阶级家庭“以脚投票”放弃了城市中心,他们的选择因为20世纪上半期获得普及的汽车、高速公路而成为可能,这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城市中心衰落变得不可避免。

此外,二战后的历任美国政府,均支持大中城市向着郊区扩张,还匹配出台了相应的公共住房政策。应该说,这种政策的初衷,是通过置换城市用地,即拆除存在消防等安全隐患的贫民住房,置换建造同等空间甚至更大规模的公共住房,由此既能够改善城市贫民的住房状况,又能“扮靓”城市市中心。问题是,这种理论上的双赢,现实中却很难实现。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政府出台城市重建方案,资助城市大规模清理原先的贫民窟,建造公共住房,但拆除旧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新房建设的速度,以至于贫民流离失所,不得已更为紧密的聚集在尚未被拆除的临时住房以及租金较低的高层住房中,这些区域因此成为之后让美国城市市政当局感到更为头痛的“新”贫民窟。另一方面,在富人和中产阶级家庭选择到郊区置业,甚至因此兴起新的中上阶层卫星城的情况下,要在这些新区建造公共住房,也不受欢迎。罗斯福新政期间,就建立了支持城市郊区住房开发的机构,这之后支持郊区购房的政策被进一步完善,公共住房政策计划不得不服从于前者。书作者指出,美国城市郊区化带来了多方面严重后果,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团结,这其中的政策决策失当教训非常深刻。

20世纪60年代,支持民权运动的总统肯尼迪遇刺,之后美国政府和国会以补偿性的心态,加快出台了平权政策,这其中包括支持社区发展的若干个拨款计划以及支持有色族裔居民发展的补贴政策。但这些政策很快就因为美国国内不同地区所拥有的政治游说力量而走偏,表露出衰败迹象的旧工业城市被确定为重点补贴发展的对象,但更具活力的能源、金融中心城市却有能力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马太效应”最为真实的上演。之后,里根政府大力削减支持城市发展的联邦支持,而克林顿政府更加倾向于以市场化手段解决城市发展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前述旧工业城市的衰败加剧,在大选中曾把票投给了克林顿的有色族裔群体(许多人正居住在那些衰败城市)不幸成为“牺牲品”。书中还具体谈论了美国南方一些地区(即常说的“阳光地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崛起,以及这一过程中不断变异的城市政策走向。

全书第一部分致力于讨论美国城市政治的起源,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带动下的美国第一轮城市化浪潮,以及这一过程中严重滞后的城市治理改革。这一部分的叙述有助于读者理解在城市治理缺位的情况下,接近于自发秩序、行业和社会团体自治的美国城市,一方面是如何创造出城市高速增长发展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又如何形成区域间隔,如何带来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种族关系紧张等负面遗产。书作者在这一部分还叙述了20世纪初期进步主义改革重塑美国政治,并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运转方式的情况。

书中第三部分讨论了在城市与郊区分隔情况下,美国大城市的治理,特别是城市管理当局是如何兼顾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治理、社会和解两大目标。按照书作者的叙述,20世纪后半段以及本世纪初,美国的一些城市正是通过有效治理,才有效解决了制约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问题,促进了商业繁荣,孵化出商业共同体概念,并因此促使了城市市中心的复兴,打造出生机勃勃的观光产业。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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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关注短期发展的城市政策、城市政治,会给城市的长期未来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和风险。

所评图书:

书名:《美国的城市政治》

作者:(美)丹尼尔·R.贾德、托德·斯旺斯特罗姆

译者:于杰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9月

 

20世纪,大量人口从美国城市的市中心,迁至郊区。这一迁徙进程持续时间很长,造成了城市与郊区、城市穷人与郊区富人相分离的后果,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因此变成了聚集贫民窟和犯罪的代名词。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城市公共住房建设,旨在改善居民住房水平,并活跃地产业市场,但这一政策却带来了城市与郊区加速分离、贫民窟秩序确定化的意外结果。并且,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鼓励金融机构为缺乏偿还能力的贷款人提供购买支持,又容许不良贷款打包包装为“有毒债券”,为后来发生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金融危机发生后,相当数量的美国城市居民(主要是中下阶层平民)无法再举债还款而被赶出自己的房子,这又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

不仅如此,由于贫民尤其是来自拉美国家的新移民聚集在城市贫民窟,融入美国社会十分困难,但这类群体的生育率很高,以至于新增人口大大超过了原先分别来自欧洲的白人和来自非洲的黑人。这引发了美国“拉美化”、英语被西班牙语替代的热议。

由此可见,仅仅关注短期发展的城市政策、城市政治,会给城市的长期未来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和风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和大城市研究所研究员丹尼斯·R.贾德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托德·斯旺斯特罗姆合著的《美国的城市政治》一书。这本书打通美国建国200多年来不同时期的城市政策、城市发展,以“城市政治的起源”、“城市危机”、“分裂的大都市”为主线,追溯了城市在政治变革下的沉浮,以及因此带来的工业化、移民等社会问题。《美国的城市政治》对于检视城市政策、城市政治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提高城市决策管理水平,确保城市政策在遵循市场和社会发展规律前提下围绕长期规划的原则,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美国的城市政治》书中三大主题中的“城市危机”,就是围绕美国城市郊区化而展开的问题讨论。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城市化主要是以偏远地区向着发达地区、乡村和郊区迁往城市而进行的。城市人口迁徙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以至于20世纪的头20年,黑人等新迁入城市的居民饱受排斥。尽管罗斯福新政和二战期间这种排斥与抵制相对缓和,但战后紧张关系再现,成为之后爆发民权运动的重要诱因。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大量人口迁入城市,而许多城市没有能力或没有打算为之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大批富人和中产阶层家庭迁出市中心,更加降低了市政当局投资公共设施的能力及意愿。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肯尼思·杰克逊曾在《马唐草边疆》(商务印书馆版)一书中分析指出,美国住房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居民对私有住宅尤其是独栋住宅有着强烈偏好,在19世纪末期,就开始出现了富人阶层居住在独栋别墅、中产阶级居民选用郊区的独户住宅的“风尚”。当富人和中产阶级家庭“以脚投票”放弃了城市中心,他们的选择因为20世纪上半期获得普及的汽车、高速公路而成为可能,这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城市中心衰落变得不可避免。

此外,二战后的历任美国政府,均支持大中城市向着郊区扩张,还匹配出台了相应的公共住房政策。应该说,这种政策的初衷,是通过置换城市用地,即拆除存在消防等安全隐患的贫民住房,置换建造同等空间甚至更大规模的公共住房,由此既能够改善城市贫民的住房状况,又能“扮靓”城市市中心。问题是,这种理论上的双赢,现实中却很难实现。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政府出台城市重建方案,资助城市大规模清理原先的贫民窟,建造公共住房,但拆除旧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新房建设的速度,以至于贫民流离失所,不得已更为紧密的聚集在尚未被拆除的临时住房以及租金较低的高层住房中,这些区域因此成为之后让美国城市市政当局感到更为头痛的“新”贫民窟。另一方面,在富人和中产阶级家庭选择到郊区置业,甚至因此兴起新的中上阶层卫星城的情况下,要在这些新区建造公共住房,也不受欢迎。罗斯福新政期间,就建立了支持城市郊区住房开发的机构,这之后支持郊区购房的政策被进一步完善,公共住房政策计划不得不服从于前者。书作者指出,美国城市郊区化带来了多方面严重后果,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团结,这其中的政策决策失当教训非常深刻。

20世纪60年代,支持民权运动的总统肯尼迪遇刺,之后美国政府和国会以补偿性的心态,加快出台了平权政策,这其中包括支持社区发展的若干个拨款计划以及支持有色族裔居民发展的补贴政策。但这些政策很快就因为美国国内不同地区所拥有的政治游说力量而走偏,表露出衰败迹象的旧工业城市被确定为重点补贴发展的对象,但更具活力的能源、金融中心城市却有能力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马太效应”最为真实的上演。之后,里根政府大力削减支持城市发展的联邦支持,而克林顿政府更加倾向于以市场化手段解决城市发展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前述旧工业城市的衰败加剧,在大选中曾把票投给了克林顿的有色族裔群体(许多人正居住在那些衰败城市)不幸成为“牺牲品”。书中还具体谈论了美国南方一些地区(即常说的“阳光地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崛起,以及这一过程中不断变异的城市政策走向。

全书第一部分致力于讨论美国城市政治的起源,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带动下的美国第一轮城市化浪潮,以及这一过程中严重滞后的城市治理改革。这一部分的叙述有助于读者理解在城市治理缺位的情况下,接近于自发秩序、行业和社会团体自治的美国城市,一方面是如何创造出城市高速增长发展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又如何形成区域间隔,如何带来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种族关系紧张等负面遗产。书作者在这一部分还叙述了20世纪初期进步主义改革重塑美国政治,并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运转方式的情况。

书中第三部分讨论了在城市与郊区分隔情况下,美国大城市的治理,特别是城市管理当局是如何兼顾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治理、社会和解两大目标。按照书作者的叙述,20世纪后半段以及本世纪初,美国的一些城市正是通过有效治理,才有效解决了制约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问题,促进了商业繁荣,孵化出商业共同体概念,并因此促使了城市市中心的复兴,打造出生机勃勃的观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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