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以不同族群的美食交汇融合闻名。其第二大城市槟城的魅力之一，便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美食。中国、韩国、日本、叙利亚、黎巴嫩、意大利、美国、德国和法国——许多这类风格明确的美食都能在这里找到它们的踪影。对专门经营各国美食的餐厅老板来说，槟城毫无疑问已经变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去处。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以及发展带来各种优势，市场吸引了一大批餐厅来满足槟城人们想要发现新地方，品尝新美食的渴望。而这一切，都是在社会互动的名义下进行的。

苏丹马末沙路上的餐厅提供各种传统中国美食，将在槟城的中国人无缝连接了起来：炖当归乌鸡、干烧伊面、烤乳猪、清蒸笋壳鱼、肉骨茶等等。这些菜肴和风味立刻以某种方式被人们接纳了，并且迎合了不同年代的人们的味蕾。

其他一些东亚美食丰富了槟城人们的美食食谱，但他们都有自己完全不同的传统，使得这些美食在人们看来非常新颖有趣——比如韩国烧烤就会为客人们提供腌制好的各种肉片、泡菜、盐渍的猪肉、面条和辣椒蘸酱，让这些食客们在带有烤架的桌子前吃上几个小时。

制作日本料理时要求细致的手艺和掌握度，这与槟城人对食物的欣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主厨有着不同的刀工切法，也创造了各种新的烹饪方式。

中东美食在槟城也占了一席之地，人们对蔬菜丸子和鹰嘴豆泥的接受度也在增加。黎凡特美食的味道非常吸引人，用“淳朴”一词来形容最为贴切，因为他们大部分食物都是直接在明火上烤熟的。“我们大部分顾客都是来自阿拉伯的游客，” 大型购物中心里的餐厅老板Nour Al Deen说道，“只有10%的顾客是本地人。但是他们一旦尝试了，就会爱上我们的食物。” 慢慢地，阿拉伯的美食也渐渐俘获了人们的味蕾。

西餐则是槟城地区的主食——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在历史上扮演了转口港的角色。意大利菜中最著名的是披萨和意面，撇开无处不在的披萨连锁店不谈，还有一种在石头上烘焙的面团也大受欢迎。这种面团上面配有上等的帕尔玛干酪和马苏里拉奶酪，再辅以绿叶蔬菜和上等的盐腌肉。

但尽管槟城美食如云，在马来西亚的另一些地方，食物也和政治与生活中的困难息息相关。

当食物遇上政治

食物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其来有自，远不只是政客们出席各种晚宴而已。

1977年11月，当时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成为了第一个访问以色列并在以色列国会大厦演讲的阿拉伯领导人。萨达特与以色列首相梅纳赫姆·贝京共同努力推动了《埃以和约》（Egypt-Israel peace treaty）的签署，他们二人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时，这在外界看来是一项不可能达成的伟大成就。因为两国才刚刚从四年前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中恢复过来，而参战双方就是以色列和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联盟。

但是在1977年1月，当萨达特迫于世界银行的压力试图停止发放对食用油、面粉和大米的补贴时，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一片混乱。无数埃及人在当时所谓的“面包暴动”（bread riots）中走上街头抗议。超过1000人被捕。直到补贴恢复之后，这场暴动才平息了下来。

说来也奇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做朋友居然都比取消面包补贴更容易。

那就改吃蛋糕嘛

就在马来西亚第13次换届选举几个月前，首相夫人罗斯玛·曼梳（Datin Seri Rosmah Mansor）告诉媒体，她希望自己学前教育计划中心的孩子们可以吃到牛角面包。罗斯玛是这个学前教育计划中心的赞助人，而该项目是为来自贫困家庭的孩童提供的一项幼儿教育项目。

她的言论立刻让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对这位自诩的马来西亚第一夫人进行攻击，最有意思的评论是将她与臭名昭著的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相比。而路易十六则是法国大革命之前最后一位法国国王。据传，玛丽·安托瓦内特曾说过“那就改吃蛋糕嘛”——说的是那些穷到买不起主食面包的饥饿的法国农民；她觉得他们应该去吃蛋糕——而这是一种更加奢侈的食物。这句话渐渐演变成用来形容精英阶层与普通老百姓的痛苦感受的脱节，甚至是对他们的痛苦的漠不关心。

在典型的马来西亚家庭中，每月开支的18%都用在食物上（酒精饮料不包含在内）。这是仅次于住房（24%）的第二大开支。食物仅仅排名第二，是因为马来西亚住房成本实在太高。卡扎纳研究学院（Khazanah Research Institute）2014年的一项报告指出，马来西亚住房支出约为国内每年中间收入的5.5倍——比新加坡（每年中间收入的5.1倍）、美国（3.5倍）和英国（4.7倍）这些国家都更高。按照定义，“可负担住房”指的是那些费用为一个国家每年中间收入3倍的住房。

将食品价格维持在较低水平

马来西亚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执迷于在食品价格上瞎搞一通。

每年的主要节日——开斋节、中国新年和屠妖节期间，一些食物的价格都受到了控制。这一做法始于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烈火莫熄（马来语：Reformasi）社会运动才爆发不久，而国民阵线在1999年换届选举中的表现也有所下降。因此国民阵线竭尽所能确保价格管控发挥作用，对于未能遵守这一管控的惩罚，甚至包括三年的牢狱之灾。

2013年的新年前夜，官方的新年倒数计时在默迪卡独立广场（Dataran Merdeka）进行的同时，50000名游行示威者举行了抗议涨价大集会，并越过了新年音乐会的护栏，以此谴责基础食品和燃油的价格上涨。

这次示威游行几周之后，首相纳吉·阿都拉萨就对此表达了失望。他指出，一旦食品价格上涨，受到批评的总是政府，但是当价格降下来时却没有人会赞扬政府。他继而用便宜的空心菜来证明食品价格确实有所下降，但这只是当地一种随处可见的便宜蔬菜而已。结果是，首相在食品方面的失言再次点燃了社交媒体上人们的怒火。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纳吉自己曾自豪地宣称用一马来西亚林吉特的便宜价钱变卖到了一整只鸡，进而力劝马来西亚人停止抱怨价格增长。

对食物征收商品及服务税

2015年4月商品及服务税刚刚引入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不遗余力地向公众解释称商品及服务税对国家有利。当我在埃及碰见马来西亚的学生时，他们告诉我说，包括部长在内的政府官员最近会见了他们，并向他们解释了商品及服务税的征收方式。

政府推行商品及服务税的代表人物便是财政部副部长艾哈迈德·马斯兰（Datuk Ahmad Maslan），他在国家电视台的录制中表示这一税收的引进将会降低商品价格。最终开始征收商品及服务税时，联邦政府特意将一些基本食品——油、盐、面粉、蔬菜、家禽肉、鱼等等——列为零税率商品，即消费者无须为这些商品支付商品与服务税。

这项税收的引进遭到了马来西亚民众的强烈抵制，而实行两个月之后，艾哈迈德在推特上上传了自己不用征收商品与服务税的炒饭食谱的照片——再一次激怒了广大网民和马来西亚的普通民众。

公众愤怒的原因之一在于：尽管政府一再保证说商品及服务税不会影响马来西亚人的饮食习惯，但事实上，生活成本增加了，其中食品价格受到的影响最大。

商品及服务税推行还不到一个月，用于衡量通货膨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就比2016年同期增长了1.8%。到2015年7月份，也就是艾哈迈德宣扬他不需缴纳商品及服务税的炒饭食谱的时候，CPI与2014年7月份相比已经增长了3.3%。一年之后，通货膨胀率已经增长到了2.1%；而在两年之后的2017年4月，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4.4%。

商品及服务税引进两年之后，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食品和饮料，2017年，这些商品的物价上涨达到了4.1%。

这些数据全都超出了联邦政府的预期。

这中间的脱节显而易见：一方面，政府高级官员——从首相到财政部副部长——都一心想证明空心菜有多便宜，如何用一马来西亚林吉特买一整只鸡，或怎样做出一顿无须缴纳商品及服务税的饭菜。但是另一方面，平民百姓却每天都得面对生活成本的上涨。

2017年6月份，一家中文报纸披露了联邦政府一项计划，即政府打算从2017年7月1日开始，对60多种零税率食品征收6%的商品及服务税。尽管政府宣称这些食品不是“大众平时消费的商品”，但这一清单实际上包含了米粉、粿条、马来西亚叻沙、土豆、长豆角和菠菜等常见的食品。这些可都是人们热爱的熟食中心最常用的食材。公众随之而来的愤怒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一天之内，联邦政府对这一决定的态度就出现了U型大转弯，并放弃了这一计划。

难怪人们会满腔怒火。精英阶层基本上对马来西亚大众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而后者的生活方式则深受政府奇怪政策的影响。非常荒谬的一点是，龙虾和牡蛎等高级食品往往无须交税，而沙丁鱼罐头等普通人的食品却不得不缴纳商品及服务税。这不禁让人们再一次想起玛丽·安托瓦内特：饥肠辘辘买不起面包的人却被要求去吃高级点心。

食物即政治

最近，当地人抗议称，榴莲这一原产于马来西亚且大受欢迎的水果也贵得买不起了。而纳吉非常骄傲地表示说是他推动了榴莲的涨价。这位首相的原话提到：“过去一整个榴莲才卖1马来西亚林吉特，但是现在，一公斤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00多。这都是我的功劳……” 不妨想象一下：一种深受当地民众喜爱的本地水果，甚至因此被冠以“水果之王”的桂冠，却因为疯狂的价格上涨而让当地人望而却步。

伊朗的大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和鲁霍拉·霍梅尼曾就伊朗伊斯兰革命发表了一句著名的评论：尽管西瓜在伊朗很受欢迎，但这可不仅仅是西瓜价格变动的事。这句话的意思是，大阿亚图拉的政治是为了实现更宏伟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济上的困难甚至变得可以忍受。

尽管有了大阿亚图拉的声明和“人不单靠食物活着”这句古话在前，但生计问题往往是竞选活动的重中之重。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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