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会问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如果把现代国家看成是罗马帝国，那今天的我们处于罗马帝国兴衰周期中的哪个阶段？历史学家可能不太喜欢“以古论今”。可是尽管历史不会重复上演，曾经发生的一切也不足以给我们上一堂道德教育课，但研究历史依旧能让我们明白自身存在的意义，了解人类社会究竟有多么脆弱。

公元二世纪中期，罗马帝国已经控制了大面积的疆土。此时的罗马帝国横跨多个大洲：从北不列颠到撒哈拉沙漠边缘，从大西洋到两河流域。鼎盛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规模可达7500万人。最终，帝国内所有的自由居民都可以享受到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由此来看，十八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史学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译者注）称这个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光”也就不足为奇。可是在今天，我们更倾向于将罗马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看成是在不知不觉间为其自身衰亡埋下了种子。

公元四世纪末期，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等到公元七世纪时，西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此时的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所辖疆土相比罗马帝国全盛时期小了很多。东罗马帝国东部的行省在阿拉伯国家的入侵战争中逐渐沦陷，西部领土则受到一个又一个日耳曼王国的冲击。罗马帝国的衰亡在各个领域都有体现：贸易规模衰减、城市规模缩小和技术进步停滞。虽然这段时间内罗马帝国的文化充满活力，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人们最终记住的还是它的人口下降、政治动荡和经济下滑。

庞大的罗马帝国为何会日渐衰落？针对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多种解释。1984年，德国古典学者亚历山大·德芒特（Alexander Demandt）将两百多个解释罗马帝国衰亡的假说分类汇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衰亡的原因在于帝国内部政治动荡以及领土庞大且分布于多个大洲，周边邻国渐渐发展出和罗马帝国水平相当的军事技术和政治体系。但是，新的证据表明导致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因素其实是自然环境的变化。社会发展的悖论和大自然固有的不可预知性共同作用，一同将罗马帝国送进了历史的坟墓。

气候变化并不是工业革命后才有的现象。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气候就一直在发生变化。轨道力学（地球轨道倾斜度、旋转速度和偏心率的微小改变）以及太阳活动周期，影响了地球从太阳处获得能量的分配模式。火山爆发将大量反光的磷酸盐喷入大气，有时会对地球气候造成深远的影响。现代以来，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气候变化开始出现。这类气候变化非常危险，因为它发生速度极快，而且可以与很多其他地球生物圈内不可逆转的改变共同作用。但是从本质上而言，气候变化不是什么近几年才有的新鲜事。

对历史学家而言，理解现代气候变化的自然背景，意义重大。地球科学家尝试了多种手段，试图了解古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随着新数据的出现和人们对自然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越来越多人开始从气候变化角度研究古罗马帝国的历史。实践表明，气候在古罗马文明的兴衰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帝国建造者们生活的时间点堪称完美无缺：温暖、湿润且稳定的气候，有利于提高农耕社会的经济生产率。经济的迅猛增长为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帮助罗马帝国打下了大片江山。，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气候已经以精妙绝伦而又影响深远的方式融入了罗马帝国的内在结构之中，成为帝国兴盛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适宜的气候并非转瞬即逝。当然，即便有利的气候条件出现改变，也并非意味着罗马帝国就面临灭顶之灾。其实在趋于恶化的气候条件不断影响罗马帝国国力的同时，更危险的敌人（日耳曼人和波斯人）开始渐渐崛起，一步步从外部威胁罗马帝国的安全。公元六世纪，查士丁尼一世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气候达到了不稳定的巅峰。树木年代学家和冰核研究专家指出，公元六世纪三四十年代，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大面积的火山爆发。此次火山爆发的规模极为惊人，堪称千年不遇。接连不断的火山爆发导致“古典末期小冰期”（Late Antique Little Ice Age）的到来：在至少一百五十余年时间里，全世界的气温明显低于正常水平。这段时间的气候恶化对罗马帝国最终消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另外，此次气候变化也导致更大规模灾难的出现——黑死病迎来了第一次大爆发。

对罗马帝国而言，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影响更为致命。虽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罗马帝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大概只有二十五六岁。传染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不过侵蚀罗马帝国根基的传染病不是一成不变的。

罗马帝国的城市都市化程度很高，彼此之间的交通也很便利。这给微生物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类似痢疾、副伤寒这样杀伤力较低的胃肠疾病通过受到污染的水和食物传播，很快便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蔓延开来。为了修建道路，古罗马人抽干了沼泽。如此一来，导致疟疾的恶性疟原虫（通过蚊子叮咬而感染到人类身上，极为致命）便“横行于世”。罗马帝国横跨多个大洲，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不同的土地和海洋连接起来。无意之中，他们也给细菌传播构建起了史无前例的便捷通道。在罗马帝国相互连通的城市网里，肺结核、麻风病这样导致人类缓慢死亡的疾病进入爆发全盛时期。

不过，罗马帝国生物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因素，还是一种能造成大规模瘟疫爆发的新型细菌的出现。三次在不同大洲之间同时爆发的瘟疫先后对罗马帝国造成重创。安东尼统治期间，瘟疫爆发。此时，罗马帝国兴建之初所依赖的宜人气候恰好进入发展末期。这可能也是天花病毒第一次在全球登台亮相。遭受打击的罗马帝国最终恢复元气，但却再也没有找回曾经那种睥睨一切的统治优势。接着在三世纪中期，一种叫做“塞浦路斯瘟疫”的神秘疾病席卷而来。这种疾病源头不明，但却将罗马帝国推入混乱的深渊。顽强的罗马帝国最终缓过劲来，但却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新的君主、新的货币、新的社会形式和随之而来的新的宗教信仰（基督教）。更引人瞩目的是，查士丁尼一世领导下的罗马帝国在六世纪一度出现复苏迹象。然而命运无常，鼠疫开始爆发，进而引出令人闻之色变的中世纪黑死病。我们不清楚有多少人死于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期间的鼠疫。据估计，罗马帝国半数的民众可能都倒在鼠疫面前。

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期间的鼠疫是很好的个例，便于我们研究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导致此次鼠疫爆发的根源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鼠疫杆菌。大约四千余年前，鼠疫杆菌在中亚地区开始进化。最终它进化成一种全新的细菌，首次问世便造成了历史上第一次鼠疫爆发。这种疾病始终出现在拥有社会组织结构的穴居啮齿类生物身上，比如土拨鼠和沙鼠。历史上爆发的大规模传染病都对当时社会造成猛烈打击，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据统计，造成瘟疫肆虐的罪魁祸首至少有五个：细菌、啮齿类动物宿主、导致疾病规模扩大的宿主（比如居住在人类周围的黑鼠）、传染细菌的跳蚤以及患病的人类。

基因证据表明，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期间鼠疫爆发的鼠疫杆菌起源于中国西部地区。它最初出现在地中海南岸，很可能是随着将丝绸和香料进口到罗马的南方海上贸易网传入罗马帝国内陆。鼠疫杆菌的早期国际化传播其实是一个意外。罗马帝国巨大的粮仓喂肥了大批啮齿类动物。鼠疫杆菌寄生在生命力顽强的啮齿类动物身上，拉开了不可阻挡的死亡大幕。

从生态学角度来看，瘟疫的爆发其实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复杂现象。通常而言，多种因素的结合才能导致瘟疫肆虐——鼠疫最初在中亚地区啮齿类宿主以外的其他生物身上爆发，可能便是多年前大规模火山爆发导致的结果。人类无意间构建的社会环境也给鼠疫爆发带来便利——将细菌带到罗马海岸的全球贸易网以及罗马帝国内的老鼠横行。我们很难分清瘟疫的爆发到底是各种因素导致的必然事件，还是单纯的偶然事件，也很难摸清其中的规律和逻辑。罗马帝国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人类塑造自然，想要改变生态环境和生物进化规律。但自然无视我们的努力，其他生物和生态系统也不遵守我们设定的规则。人类历史进程中，气候变化和疾病的进化始终都是不确定因素。换言之，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何种影响。

如今的世界与古罗马时期截然不同。我们打造出公共卫生体系、细菌理论和抗生素类药物。我们不会像古罗马人那样无助。如果我们足够智慧，便能发现身边若隐若现的致命危险，进而利用手中的工具保护自身健康。但是罗马帝国的衰亡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人类必须重新审视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为社会发展创造稳定安全的机遇。

（翻译：Nashville Pre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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