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喜欢收到私人信件，但是现在写信的人已经很少了。出版业为解决这个问题也做出了不少努力，建立了Letters in the Mail和the Letters Page等网站，出版了《写给对信的爱》（For the Love of Letters）和《签字，盖章，递交》（Signed, Sealed, Delivered）等图书，也有像《她》这样的相关电影推出。与此同时，美国邮政署送出的垃圾邮件数量却远远超出真正有用的邮件；偏远地区的邮政局接连关闭；星期六的递送仍然无法保证；而全世界每天发出的邮件超过2000亿封，发送的短信也超过150亿条。

“本书探讨了电子邮件取代了手写信件之后人们所失去的东西。”西蒙·加菲尔德在《致，信》（To the Letter）的开篇中写道。他给出的答案是“个性”和“真实性”。我有一门关于书信的课程，讲述的是从18世纪上流社会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到The Toast网站联合创始人马洛里·奥伯格这段时期内，书信这一文学与近似文学现象。这门课会引起对书信的一种怀旧——进而对其产生抵触或是做进一步的研究。现在人们对书信的喜爱让我们知道自己目前的交流习惯中缺失了什么。但是书信的历史并不能完全打消人们的疑虑，让他们觉得通过书信往来的方式就能解决这一问题。

很难明确地说怎样才算是私人信件，以及这些信件的个性和真实性从何而来。正如妮娜·桑科维奇在《签字，盖章，递交》中写的那样，联系最能“打消我们的疑虑，让我们知道自己不是独自一人在宇宙中漂泊。”一封信会将两个特定的人联系起来，即便信中的内容在被不同的人传阅还是如此。虽然现在人们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为密切，我们的联系却不像以前那样有特定的受众——我们向不同甚至不认识的人发布一条条的“个人”状态更新，但他们没义务对此作出回复。

然而，电子邮件和短信确实将我们紧紧拴在了一起；邮局关闭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失去桑科维奇所说的那种确定性。我们也不会忘记写作的重要性——这也是个人信件第二项明显的特征。我们的数字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则抓住了面对面互动的好处——放下手机去讲话交流——但《重拾交谈》（Reclaiming Conversation）一书的作者雪莉‧特克也在其早前的著作《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中劝人们写信。个人书信往来一直以来表明，写信能让人们的关系变得更密切，而交谈却未必。这种优势还在延续：比如，2015年《纽约时报》上一篇有关心理健康咨询热线的文章特别指出，更加充分的沟通往往是通过短信往来，而非语音通话进行。

不过，其他优势却未能延续下来。个人信件的爱好者们对电子邮件或短信不满意，是因为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隔着距离的写信往来而已；他们想要的是隔着距离进行手写书信的来往。“从本质上来说：这完全在于是否手写，”约翰·欧康奈在《写给对信的爱》中写道。精彩绝伦的电子邮件通信往来——比如《我很喜欢你》（I'm Very Into You）中小说家凯西·阿克和麦肯基·沃克或诗人Max Ritvo与莎拉·茹尔的电子通信来往——就与这种说法相悖，但它的夸张说法非常重要。实际存在这一特征让手写书信有了独特的吸引力。纸上写下的语句让人觉得感受到了别人的感触；书信本身既可以永久存在又不易保存，他们把这两项特点结合起来，转而把书信当成写信的那个人。

但是屏幕上的字句却没有这种力量。因此，个人信件带来的影响便是可以极大地增强感染力：特克拿着她母亲的信，“就好像我手里捧着她的心脏一般”；桑科维奇读了她妹妹的信并且感受着“她真真正正的本质”。或者它们还能给人带来感官上的享受。加菲尔德就喜欢书信写作会调动“我们整双手，而不仅仅是手指尖而已”这一特点——而在《她》这部穿插着书信的带有性别歧视的电影中，一位信件撰写人买下了一台女性OS操作系统。

了解这种对信件材料近乎独断的强调非常有必要。正如迈克尔·华纳在《共和国信件》（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中指出的那样，随着18世纪公共领域的兴起，该领域专有的一些出版物也需要打印出来——这也就是说，它需要切断与人们的双手的联系。但是，手写却完全代表着完全相反的东西。手写代表的是私人领域，保护人们免受公共领域这一抽象概念的侵扰，或者说与这一概念完全相反。如果后者是客观无私的（不论如何，据说是这样），那么前者便是特定且充满情绪化的。只是给某些特定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沉思的通信交流而已。手写便暗示了其中的区别。

延迟也是如此。时间上难以预测是私人信件最本质的特征；而实际存在这个特点也让个人信件与数字信息有所不同。信件往来需要回复，但不是马上。时间上的断层使得情绪能够变得更加清楚明了，得到升华甚至让人产生共鸣——特克因为自己能有时间去反思而对此大加赞赏；桑科维奇则发现“这种时间间隔会带来一些奇妙的事情。”个人信件的回复可不像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或福特主义一样，收到邮件或短信时叮的一声就会立即把你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写信的人在讲述自己生活中的故事时能感受到一种力量。写信的人也可以坚持自己——挥霍时间的和难以预测的——时间安排。同时，正因为书信的实际存在，它们能够免受公共领域的合理化解读，而书信在时间上的独特性又能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效率影响。

确实，个人信件的历史也可看作这些抵制的历史，并且已经为现代的竞争做好了准备。这也是一部女性主义史。书信常常被看作具有女性化特征的东西，正如充满非理性不合生产要求的看法的私人领域一样，后者在三个世纪以来也一直被当成女性的东西。例如，编辑弗兰克和Anita Kermode就在《牛津信件集》（The Oxford Book of Letters）一书中指出，“许许多多最杰出的书信作者都是女性。”（虽然他们选的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由男性所写。）书信写作是有教养的女性的才艺之一，也是她们手里的一种工具。除了出版时的作者身份之外，书信写作也是她们彰显自己作者身份的地方之一。与此同时，书信写作还是她们形成自己价值观的一种方式——这与资本主义的价值或自由主义政治无关。

不过私人的通信领域——尤其是一开始在美国的时候——更像是公共非通信领域的一种补充，而非为了削弱后者的影响而存在。私人领域总是在经济和政治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书信往来也是如此。不妨想象内战前美国人使用的说辞，其中个人信件中“密切的关系以及真实性”都被用于促进或指责奴隶制的废除。书信促进了涵盖混合型、女性化和半政治化空间的“亲密公领域”的生成（TinyLetter网站上的电子邮件简报是这一现象的最新代表）。

大部分在当今的数字文化背景下看起来让人头疼的事情——必须要有“个人邮箱”；无处不在的个人观点；社会性向无报酬的工作的转变；商业伙伴和“朋友”潜移默化的融合——这些都基本上影响了信件发展的走势。而过去的好几代人都曾试图在书信发展上将私人和公共领域融合起来，不过从结果上来看他们却似乎维持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边界。来自许多学科的专家学者都向我们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和政治如何将“女性化”变成了一种基本状态：临时工和不用付钱的人情帮忙逐渐变成了工作和公民身份的基本条件。通信往来便是其中之一。书信渐渐消失就是因为书信体的存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重新“回到”个人通信往来的上似乎难以让人信服——也就是说，人们很难相信在某段时间里给某个特定的人手写一封信然后等着他们回复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必须去理解和珍惜通信这项传统；并且我们还应该为私人信件来往维护和保障强有力的基础设施。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个人的”一直以来如何被当成一项类别，通过缓解与调和的力量来实现共同选择。或许私人信件教给我们的最有用的东西便是它转变的方式，证明我们所谓的亲密关系、个性或真实性都没能超越时空——或者说被尘封在历史里。“个人的”只是它的类型决定的而已。这些类型还在延续，书信也是如此。

本文作者Siobhan Phillips是宾夕法尼亚州狄金森学院的英语系副教授，也是The Poetics of the Everyday: Creative Repetition in Modern American Verse（2010）一书的作者，本文编辑为Sam Haselby。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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