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7年，对于儿童和家长来说是艰难的一年。一方面，幼儿园虐童事件接连被曝光，家长们惶然发现，原以为最安全的地方，恰恰是最危险的地方。另一方面，在大众媒体和直播平台的助力下，校园暴力、校园霸凌事件已经成为周期性新闻，其中涉及的同龄人对同龄人施加的暴力，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不仅儿童在公共场合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在家庭中屡遭保姆暴力对待的新闻在2017年也层出不穷。

儿童安全与阶级问题的交织在2017年尤为突出。一方面，“中产焦虑”已沦为老生常谈，中产家长们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试图努力爬到“中产教育鄙视链”的顶端。在阶级链条的另一端，贫困问题却困扰着中国农村近一千万留守儿童。当郑州一位保姆被曝在小区电梯内掌抡一对中产夫妇的孩子，当杭州一位保姆纵火夺去母亲和三个孩子的性命，人们才意识到：底层和中产，从来都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他们共享一种脆弱性。

在儿童与性的问题上，一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让儿童色情产业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以熟人作案为主的猥亵、性侵儿童案件也为追责和法律制裁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与此同时，家长自身对于儿童性教育存在着种种误解，未能将正确的性观念传递给孩子，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识别、分辨、拒绝性骚扰和不怀好意的性暗示。

在备受关注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家长选择顺应体制，希望孩子在应试教育的机制中一往无前，另一些家长则另寻出路，试图通过另类的教育模式培养孩子，但又存在着将孩子推向另一个深渊的危险。

最后，随着娱乐行业的发展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关于“何为儿童”的概念在慢慢松动，儿童/成人的划分正在逐渐消解。越来越多的未成年妈妈在直播平台上成为“网红”，向公众展示她们恋爱、怀孕、分手或是出轨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要如何看待儿童在社会中的位置、如何更好地保护儿童，是接下来全社会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一、儿童伤害：幼儿教育机构的乱象与“丛林逻辑”的校园操演

2017年11月初，携程托管亲子园教师打孩子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显示，教师除了殴打孩子，还强喂幼儿疑似芥末物。11月15日，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认定此次事件为严重伤害儿童的恶劣事件。12月13日，上海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对携程亲子园六名工作人员以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批准逮捕。携程亲子园是在上海长宁区妇联牵头、携程公司与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旗下“为了孩子”学苑共同努力下，设计打造的日常托管服务项目，致力解决职工1岁半至3岁左右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家中无人带教的困扰。

2017年11月22日晚，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国际小二班十余名家长反映，孩子被老师用针扎、喂成分不明的白色药片，并提供了孩子身上多个针眼的照片。此事件一经曝光，迅速引发各方关注。随后陆续有不同消息曝光，事件一波三折。11月28日，朝阳区警方发布通报，经调查，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因部分儿童不按时睡觉，用缝衣针扎的方式进行“管教”，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刑事拘留。同时，涉嫌造谣和传播谣言的相关人士和家长或被行政拘留，或接受批评，公开道歉。此事件迅速引发各方关注，红黄蓝幼儿园其他分园的幼儿园虐童事件也被相继曝光，包括：2015年12月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红黄蓝幼儿园被曝有近30名幼儿遭针扎事件、2017年4月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大红门分园老师推搡、踢打孩子事件。

这两起事件分别涉及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是儿童成长初期十分重要的两种照料、看护、教育以及社会化场所。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梁建章在《中国为什么缺托儿所》一文中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十分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托儿所，方便员工在上班时托管小孩。但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大量单位的托儿所在改制中遭到裁减。在公办托儿机构缺位的情况下，大部分企业即便有意愿和能力兴办托儿所，也很难通过苛刻的经营资质审核。携程是极少数兴办员工托儿所的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经历了复杂的审核流程，最终却在幼教人员资质的把控和监督上出了问题。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在幼儿托管方面，政府应该投入更大的力量，牵头兴建更多托儿机构，而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的开放，对于幼教人员的资质也需严格把关，建立完善的监督和淘汰机制，培养更多合格的幼教老师，让他们陪伴孩子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而非给孩子留下深重的心理阴影。

除了托儿所、幼儿园老师或者其他社会人士对于儿童施加的暴力，在校园中，儿童对儿童施加的霸凌也屡见不鲜。2月18日，河北衡水市阜城县某中学发生一起打架斗殴事件，导致3名学生1死2伤。4月，四川彭州发生一起校园暴力事件，在35秒内一位女生被掌掴14次。6月26日，北京市延庆二中的一起校园欺凌事件视频曝光，视频中一个中学生在厕所被逼捡拾粪便，七名肇事者中5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2人不满14周岁。也是在6月，云南靖边一段“靖边六种多名女生厕所轮番扇一女同学耳光”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视频中多位穿校服的女生在一片起哄声中掌掴一位女同学，整个过程中共有12位女生对被打女生进行了17次面部掌掴。11月28日，云南建水县青龙镇青龙小学两名三年级学生被同班5名同学捂头、按手、按脚后脱了裤子用开水烫。也是在11月，一段陕西渭南一名十四五岁女孩被同龄人殴打的视频在网上传开，在短短五分钟视频中，女孩被掌掴了45下。

这些校园暴力事件，反映出我国教育大环境缺乏引导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一方面，在应试教育的氛围下，成绩往往成为衡量学生好坏的硬指标，无法达到标准的学生渴望通过另一种方式确立、寻找自己在同龄人中的存在感，其中一些便诉诸暴力。另一方面，由于校园暴力经常涉及未成年人，而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反校园暴力的法律法规，因此，很多未成年施暴者并未得到惩罚和约束，只是在校内被象征性地“处理”。校园暴力犯罪成本过低、惩戒起点过高，对于校园暴力事件起到了助推作用。而在儿童成长和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他们一旦成功通过暴力解决问题并且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便极有可能延续这种“丛林逻辑”，在将来走向社会后，继续遵循这种指向弱者的逻辑，对自己对他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因此，在新的一年中，反校园暴力法律法规的制定出台或许是许多人的关注重点。

二、中产育儿：制造中产鄙视链的人，可能也处在鄙视链底端

2017年5月18日，一篇名为《成都小区里的阶级斗争》的文章在朋友圈传开。成都攀成钢片区万科·金润华府小区的一位业主，在文中提倡片区内望江锦园、望江水岸的业主联合起来，抵制“年收入50万以下，无金钱也无权力”的低素质楼盘业主与自己的孩子同校，从而确保成师附小望江小区优质的教育资源。作者的逻辑十分简单，即金钱可以购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该作者在文中称，自己所在楼盘连同上述另两个楼盘的业主，“可谓社会菁英的黄金组合”，而作者口中的“低素质楼盘业主”多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收入水平较低，无法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买单。与此同时，作者也认为，文化资本在经济资本面前不值一提，“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的学历并不能给你减免娃儿的学费。”作为一位生意人，这位业主坚定地秉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原则和竞争意识，主张“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不要指望在谈判桌上拿到”。

一周后的5月25日，微信号《香港凤凰周刊》刊发文章《中产教育鄙视链：决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读没外教的幼儿园》，引发关于中产阶级内部分化的大讨论、文章指出，在“中产”这个名词之下，其实际指代的异质性超乎我们想象。不论是孩子们看的动画片、假期旅游目的地、课余时间报名的兴趣班、所上幼儿园的费用和外教国籍、还是早教机构的费用，这些都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中产鄙视链。家长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努力为孩子所营造的生活方式，成为了在中产阶层内部进行再分化的资质之一。

2017年7月，一篇名为《月薪3万，还是撑不起孩子一个暑假》的文章在朋友圈广泛传播，迅速引发讨论。文章以一位月薪逾3万的企业高管为例，为读者算了一笔育儿账。据作者称，小d的女儿目前五年级，在广州某外语学院附属名校上学。暑假到来，孩子需要去美国游学，10天2万块，还得请阿姨在家看管孩子，花费5000块，在暑假期间准备钢琴考级，每周两节钢琴课，每节200元，花销2000块，游泳班2000元，英语奥数作文暑假培优班6000元，所有花销加起来总共35000元，超过了3万月薪——以这种方式讲述了作为中产的压力——累死累活、拼命赚钱，才能勉强承受“中产”育儿方式的开支。

在这三则新闻流露出的优越感之下，实则暗藏着一种中产焦虑——他们努力赚钱，兢兢业业，保持高昂的战斗力和持续的竞争精神，并且渴望将这种意识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实现阶级上升而非下坠，最终爬到阶级鄙视链的最顶端。真正焦虑的其实是鄙视链末端的中产，也就是上图中金字塔最低端的群体，他们数量最多，上升至最顶端的难度最大，但下坠却轻而易举——正如网上的一句“戏言”：“谁说阶级固化了，向下的通道可是一直开着的。”因此，他们对于与自己接近、并且在争夺同样资源的群体展示出惊人的排斥性和竞争精神，例如成都小区内部阶级斗争一文中的对战双方。一方面他们向往金字塔最顶端的生活，另一方面为了强化中产身份，他们又努力和底层划清界限，如成都业主在最后劝告竞争小区的业主，“不必把宝压在读高中大学上，为国家培养下一代吃苦耐劳、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而当这部分本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每天忙碌于自我保卫战时，公共事务的讨论空间不断被挤压。作为中国日渐强大的阶层，他们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了社会公义的实现和正义的争取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而非退居一隅，在努力实现自身阶级上升的同时，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势利与自私。试想，作为还在成长期、社会化未完全的儿童，如果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仅仅是要通过争取更好的资源、通过结识更有权有势的朋友来实现价值、提高自身素质，很难想象当他们长大成人，除了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以外，还会有其他可能的发展方向。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产阶级真的可以实现自我保卫吗？或许并不尽然。

2017年6月22日，杭州“蓝色钱江”小区2幢1单元1802室发生火灾，该户女主人及三个孩子遇难，而保姆莫焕晶从专用通道跑到消防楼梯后逃生。经调查，警方认定莫焕晶有重大作案嫌疑。8月21日，杭州市检察院以放火罪、盗窃罪对莫焕晶提起公诉。12月20日纵火案开庭审理30分钟后，被告辩护律师因提出异议未被采纳而退庭，导致审判中止，案件延期。

12月5日，媒体曝光了郑州恒大名都小区电梯内一业主孩子遭到保姆殴打的视频。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在该女业主将孩子和保姆送到电梯口、电梯门关闭之后，由于孩子哭闹，这位女子举起手吓唬孩子，随后捶打孩子腹部6次，将其放入推车后，继续捶打孩子头部2次、背部4次，摇晃其身体和手推车数次，直到走出电梯。

中产阶级勤勤恳恳，试图通过金钱购买各种服务，确保孩子在家庭场域和公共场所的安全，最终却发现，雇佣的保姆可能会趁其不备掌掴孩子，而在自以为安全的幼儿园中，孩子也面临着重重险境。人们恍然发现，所谓的阶层鄙视链，可能并非一个单向的、层层上升的链条，而是一个闭合的圆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产阶级和链条的最底端首尾相连，共享一种脆弱性。

三、当贫困遇上留守儿童：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有没那么坏的选择

2017年7月，一则聚焦大凉山“格斗孤儿”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中两名小男孩进行着激烈的搏击比赛。据视频介绍，两名小男孩年仅14岁，均是孤儿，被四川成都恩波格斗俱乐部免费收留养育，踏上MMA（综合格斗运动）顶级赛事UFC的征途。后续的媒体报道称，"格斗孤儿"的称呼并不准确，在400多名儿童中，孤儿比例较小，大部分为留守儿童。他们在俱乐部不用花钱，伙食也比老家好，因此很多人虽然觉得训练辛苦，也不愿离开。但由于恩波俱乐部不具备教育资质，孩子无法在这里接受正规的文化教育，俱乐部也会让孩子们打一些商业表演赛。

这则新闻只是中国留守儿童问题的冰山一角。2017年7月，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发布了《全面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行为和情绪——2017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据官方统计，从2013年到2016年底，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从6102万锐减到902万（计算标准为未满16岁，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的儿童），但很多孩子一年见父母不到两次，由于与父母长期分离，9.7%的留守儿童对父母的生死漠不关心。《白皮书》也显示，在母亲缺失的留守状态下，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在“学习成绩明显退步”、“被他人欺负”、“参与打架或其他冒险行为”等多个指标中，母亲单独外出打工对孩子心理负面影响等同甚至大于父母双方外出打工。

父母的缺位和教育的缺乏也导致留守儿童的孤独、自闭和暴力倾向等心理问题日益突出。“腾讯大成网·公益频道”的《农村留守儿童现状：犯罪率居高，心理问题突出》一文指出，留守儿童犯罪率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并呈现上升趋势，与此同时，性侵害、拐卖、虐待等针对留守儿童的刑事犯罪也屡屡发生。因此，回到凉山格斗孤儿的问题：如果留在家乡，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毒品的包围和空空荡荡的房子，而留在格斗俱乐部，他们至少有一个归属、一个“家”、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未来目标。因此，人们对于格斗俱乐部的谴责或许太过轻易，对于这些凉山留守儿童来说，也许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有没那么坏的选择。令人欣慰的是，11月底，在政府的支持下，恩波格斗俱乐部已经获得了体校资质，曾经因舆论呼声被“遣送”的孩子们可以继续回来训练。他们不仅接受格斗训练，毕业后还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

从格斗孤儿事件可以看出，政府对于留守儿童问题的支持极为重要。留守儿童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期间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产物，这种转移是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在城乡二元体系开始松动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一因国家结构和制度转型产生的后果，决不能仅仅由个体家庭承担。因此当经济学者罗斯高号召农村妈妈回家时，实则是将国家层面的问题和风险转移到个体家庭单位上，转移到母亲身上。

四、儿童色情：难以界定的概念和难以规范的行为

2017年7月16日，豆瓣网友“沉默如海”发文指出，短视频达人、《超级演说家》全国季军、创业者、也是微博“网红”的许豪杰疑似恋童癖。该网友在文章中指出，许豪杰的微博、Instagram等社交账号关注的不少用户都曾发布过大量儿童色情照片，而许豪杰本人也转发过一些疑似有恋童倾向的微博，另外，疑似许豪杰所属账号曾发布信息，征集未成年人交往，此事迅速引发广大网友关注。在后续的跟进中，一些网友发现许豪杰曾经创立过一个名为“正太天国”的儿童色情网站。事发后，许豪杰以“恶意诽谤”进行回应，并表示已经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其实不仅在中国，在国外儿童色情网站也有着广阔的市场。早在2015年，“36氪”在一篇关于暗网——通过特殊软件、特殊授权或者对电脑做特殊设置才能连接的网络，此类网站的服务器地址和数据传输通常是匿名匿踪的——的文章中指出，在英国一名研究人员公布的一个长达六个月的隐藏服务器数据研究中发现，在隐藏服务器庇护下的网站多是毒品论坛和走私市场，同时许多访问也指向了与儿童色情有关的站点。根据这项研究，暗网涉及儿童色情的内容比例高达五分之四。

而2017年12月，在上海维密大秀落幕之后，《人民日报》在其《儿童“维密秀”令人心痛》一文中，批评了国内各地模仿维密秀兴起的“儿童维密秀”。文章称小模特们浓妆艳抹，穿着点缀羽毛、颇为暴露的分体内衣走T台，这样的走秀得到了部分媒体吹捧，认为这些3至15岁的小女孩“大放异彩”、“气质不输大人”。

上述两则新闻的棘手之处，都在于中国对儿童色情产品的定义，以及恋童癖和儿童色情爱好者之间的差别。豆瓣网友小波福娃在其文章《许豪杰“正太天国”事件：是时候谈谈儿童色情立法了》一文中指出，1989年出台的《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色情做出了明确定义，即“利用儿童进行淫秽表演/让儿童充当淫秽题材”。日本也对明确了“儿童色情”的定义，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色情分类标准；美国1983年通过了《儿童色情物品法》。而在中国，儿童色情目前尚未单独立法，一般处理儿童色情的依据是《刑法》中的“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虽然国家2010年出台了对包含14岁以下儿童的互联网内容传播的司法解释，然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都未对“淫秽”加以解释，而是交由行政司法机关自主裁量。同时，国内尚未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色情产品进行分类，也造成了判定标准的模糊，从而产生了许多灰色地带。不论是许豪杰的“正太天国”网站对于男童的观看和消费，还是儿童维密秀中对于穿着暴露的女童的观看，其中都涉及因法律法规不完善、或是色情分类等级不够细致而无法定性的问题。至今，许豪杰事件并无后续进展，各地的儿童维密秀在或批评或叫好的声音中落下帷幕，至于这些小女孩的照片会通过什么渠道、流向何处、被谁观看，我们也无从得知。

希望在即将到来的2018年，专门针对儿童色情的法律法规能够尽快出台，让儿童色情不再是灰色地带，让儿童不再被暗处那些无法捕捉的、不可见的目光锁定，让他们能生活在阳光下，免于伤害。

五、儿童性侵和性教育问题：最危险的熟人和最难以启齿的性教育

2017年11月，由文晏执导的电影、获得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的电影《嘉年华》在内地上映。影片以克制、冷峻的手法，讲述了一起发生在海滨小城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片中两名女孩孟小文和和张新新遭到后者干爹——也是张新新父亲的老上级刘会长——性侵，在一家旅馆打工的同样未成年的女孩小米是此次性侵事件的唯一目击证人。故事围绕性侵事件的后续展开，其中有努力寻求真相、追求正义的律师，有在地方一手遮天打点各路因此在案件发生后安然无事的施暴者刘会长，有与施暴者联合勾结、无视真相的地方警察和医院医生，也有在性侵事件发生后或迁怒于自己的孩子或忌惮施暴者的势力以及觊觎施暴者提出的金钱补偿而不决定上诉的家长。

 

这部影片以极其写实的方式，展示了在当下关于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一则残酷但却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性侵，往往只是伤害的开始，而非终结。当一个女孩遭遇性侵后，她可能要面对家长的不解和责骂，比如影片中小文的母亲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给了小文一个巴掌，而回家之后，她撕掉小文“花枝招展”的裙子，剪掉她的长发，在小文母亲眼中，正是小文身上的这些女性特质，为她招来灾祸，性侵案中典型的谴责被害者逻辑。她可能要面对警察的一次次质询和医生的一次次检查，而最终由于家长与施暴者达成的协议，她会被医生鉴定为下体未受损伤。小到个体家庭，大到各类行政机构、执法机关，在层层级级的制度组织中，受到伤害的儿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反而在不停地遭遇二次、三次甚至多次伤害。这样的伤害成为他们生命中难以承受之痛。

尽管在影片的最后，施暴者落网，勾结造假的警察和医生也被绳之以法，但现实生活却并不如电影这般美好。根据“女童保护”网络监控数据的不完全统计，2013到2015年间，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共968起，其中受害儿童超过1790人。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的数据则显示，仅2016年，媒体公开报道的14岁以下儿童性侵案件为433起，平均每天曝光1.21起，其中女童比例为92.42%。在这些案件中，明确表示熟人作案的有300起，比例从高到底依次为师生（含辅导班等）、邻里、亲戚（含父母朋友）、家庭成员。

这也让我们想起2017年另一则令人痛心的新闻。4月27日，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在处女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不久后自杀身亡，在书中她写到主人公房思琪儿时遭到补习班老师李国华性侵的事件，这段经历疑似为作家自身的经历。林奕含在书中写到的父权制社会中施害者的自信、身边同学对于被害者的恶意以及家长不及时的疏导，都与电影《嘉年华》如出一辙。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猥亵儿童案件不仅发生在女童身上，许豪杰的“正太天国”事件以及红黄蓝幼儿园中小男孩疑似被猥亵的新闻，都在告诉我们：与女孩一样，男孩也会处于危险境地之中。

频繁发生的猥亵及性侵儿童事件，一方面警示我们要加快法律法规的完善，通过法律渠道制裁犯罪者、保护未成年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当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当由于种种原因，制度无法保障儿童的安全时，家长需要加强对于孩子的性教育，让他们懂得自我保护、尽早区分何种行为是来自身边熟人的正常关心，何种行为是已经跨过正常身体接触范畴的猥亵和性侵害。

然而，2017年3月的一则与性教育读本相关的新闻却也提醒我们，加强性教育仍然任重道远。事件起因是杭州一位小学二年级学生的家长在微博上“吐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中直接出现男女生殖器等相关图片，认为尺度太大，并表示“最后那句我都看不下去了，确实这学校里发的不是一本假书？？”引起了广泛讨论和争议。之后，编写此书的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做出官方回应，表示希望性知识能和其他学科知识一样，被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并让他们认识到，和身体其他器官一样，懂得这些器官很重要，并一定要保护好它们。同时这本教材也涉及了“预防儿童性侵害”的相关内容，以图解的方式告诉孩子，如何识别以及拒绝性请求和性骚扰暗示。在引起巨大社会争议后，该性教育读本被下架。

此次下架事件不禁让人怀疑，需要接受性教育的究竟是这些儿童，还是这些家长和其他成年人？只有家长自己摆正态度，正确看待性教育，纠正他们观念中关于性教育的种种误区，才能为孩子传授正确的观念。性非羞耻，性教育也绝非难以启齿之事，对于性知识健康的、良性的普及能够让孩子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从而善待自己、保护自己，长大后能够享受性带来的愉悦，而非笼罩于性侵害带来的伤害和阴影之中。

六、揠苗助长的“神童”与读经少年：义务教育及其他出路

10月，一篇署名为清华附小2012级4班的文章在网上疯传，文章称，2017年为苏轼诞辰980周年，清华附小开展了一系列致敬苏轼的活动，其中包括吟诵苏轼诗词、进行游戏飞花令、临摹苏轼书法以及利用大数据分析苏轼并撰写论文。这些小学生合作完成的论文是格式严谨的定量数据分析论文，包括探究问题、探究方法、研究过程、数据分析结果、研究结论等等。此新闻一出，立刻引发大量讨论。采用专题研讨、合作完成项目的方式，确实不同于应试教育死记硬背的呆板，而是以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形式，启发学生的思维。但也有人在分析小学生的研究报告后指出，研究中有多少是学生独立完成，又有多少是来自家长和老师的贡献，十分值得怀疑。同时，如果在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道路上过于急功近利，造成的最终结果是疲于奔命的家长和为了完成任务而学习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素质教育也只是徒有其表。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而非让花样繁多层出不穷的形式大于知识本身，让孩子们在课业和课外活动的双重压迫下丧失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对于世界的好奇。

不同于那些努力帮助孩子适应义务教育体系及其改革的家长，还有一些中产家长已走上了探索义务教育之外的其他可能之路。11月，《十岁男孩在家上学写英文小说，父母花几千小时研究孩子教育》一文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文章聚焦于一位10岁的成都男孩，两年的小学生活课业繁重，让他没有时间看自己喜欢的书，虽然和同学玩得很开心，但共同话题并不多。因此父母决定让孩子在家上学，找到适合他的个性化教育方式。如今，这位男孩每天练琴四小时，同时在一个在线音频平台担任主播，用德语讲述儿童绘本故事，此外他还刚刚完成了一部一万多字的英文冒险小说。

这种个性化教育方式的门槛极高。以这位10岁男孩为例，他的父母曾在德国留学四年，父亲获得经济工程硕士学位，在孩子出生后，母亲辞去工作，变为全职妈妈。但这并非个例，近些年很多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中产父母开始探索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模式，他们本着尊重孩子个性、独立人格和兴趣爱好的方式为孩子量身定制课程。这些绕开应试教育的孩子们大都不参加高考，直接到海外求学。可“在家上学”的孩子们长大后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也是家长和孩子们共同面临的一大课题。

无论是清华附小的素质教育常识，还是“在家上学”的十岁男童，这些教育方式都与底层无关。对于中产阶级，他们的孩子可以“主动选择”放弃上学，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孩子来说，这可能是种种原因造成的被动选择。另外，如今大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选择让孩子到海外留学，且海外留学潮呈现出低龄化趋势。高考对他们来说绝非唯一选择，而对农村地区的学生来说，高考却是他们实现阶级跃升和向上流动的优选通道。

除了现代教育体系之外，有些家长则选择回归传统，将孩子送到书院、私塾，读经吃苦。2017年11月，位于南昌青山湖区的豫章书院曝光。书院前身为一家戒网瘾学校和德育学校，主张通过回归传统，改良风气，用国学启发学生。但据很多同学反映，学校设有一系列体罚政策管理学生，包括被关“小黑屋”、被“龙鞭”抽打等等。豫章书院并非孤例，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学者王财贵就在大陆宣讲并建立起一套名为“老实大量读经”的理论体系，自称以培养圣贤为目的，以全日制读经为手段。这种“读经热”甚至也成为了应试教育之外的一种选择。

可悲的是，当“读经热”与商业相结合，当古代经典遭到简单粗暴的解读，这些经典已沦为一种敛财工具，一种满足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渴求心态的幌子。结果变成：孩子们走出了应试教育，却走入了另一种以教育为名而施加于其身的规训和惩戒系统。如果对于经典的记忆，仅仅变为日复一日的机械背诵和打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名号的身体和精神虐待，实在不失为一种教育的失败和悲哀。

12月1日，山东莱阳市教育体育局官网刊登“莱阳一14岁少年被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录取”一文，迅速引发热议。该报道称，李某6岁开始研发软件，8岁研发云计算平台，13岁注册公司，研发3D扫描仪，14岁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录取，同时清华大学、华南理工科技大学以及南方科技大学均对李某发出考察函。12月7日，有网友对录取一事提出质疑，麻省理工学院回应，不存在主动签约学生的情况，所有学生都是通过同一程序被录取的，与此同时，几所国内大学均否认向李某发出考察函。12月11日上午，莱阳市教育体育局牵头，多个部门联合调查的结果显示，“李某某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成功签约”为失实消息。

这场神童闹剧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据媒体报道，早在10月，市教体局局长在李某外出参加比赛时，就接见了李某的家长，希望李某所在学校能为李某继续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同时也希望全市科技工作者再接再厉，培养出更多李某这样的好学生，为莱阳争光。12月4日，莱阳市教育体育局官方微信称，李某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市教体局近年来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由此可见，在这一场沸沸扬扬的神童闹剧中，当地教育局急切的政绩宣传和深植于大众心中的神童崇拜，集中汇聚在一位14岁儿童身上。李某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还是莱阳当地政绩宣扬的一种符号。不论是对于政绩的盲目追求，还是对于神童的盲目崇拜，都体现出一种追求速度、追求发展的焦虑。早在70年代，中国就兴起神童教育。恢复高考后，国家将少年班列入战略计划，高峰时期全国有十三所大学都开办少年班。对于神童的培养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状况构成一种镜像——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摆脱落后，与国际接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剧压缩。这样的压缩，体现在儿童身上，便是一个个尚未成熟便被推入大学、扔进社会的”少年天才“。在国家的宣传包装中，在家长望子成龙的热切期盼中，在大众对于超常儿童的关注和崇拜中，这些儿童自身的想法和状况往往被忽略、被无视。在屡屡发生的神童事件中，儿童作为成人的投射而存在，他们幻化为成人世界中的一个符号，代表国家的焦虑、代表地方的政绩、代表家长用以炫耀的谈资，就是无法代表他们自身。

七、对于儿童概念的再思考

最近几年，儿童类综艺节目的增多以及演艺明星低龄化的趋势催生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童星制造链。《澎湃新闻》的一篇报道揭露了培养童星的“套路”：前期需要做好舞蹈、唱歌、语言等各方面的培训，之后上综艺节目进行推广，积累人气，获得曝光率，再接下来，就是慢慢接戏，积累人气。而在童星公司中，不同的孩子按照演出领域，被划分为不同类型：平面广告派、综艺派、演技派等等。同时，根据获得的人气、点击率和曝光率，他们也被划分成一二三四线，不同等级，意味着不同的待遇。童星培训机构所遵循的法则与成人演艺圈并无二致，竞争之激烈和淘汰之残酷也十分相似。

有一些儿童在激烈的竞争中顺利突围，比如在湖南卫视策划的《小戏骨》系列中有着不俗表现的孩子们。2017年10月1日，在《小戏骨：白蛇传》之后，《小戏骨：红楼梦之刘姥姥进大观园》在湖南卫视开播。为了适应孩子们演出，编剧和导演特地剔除了《红楼梦》里的情爱部分，以人性美为主线，宣扬知恩图报的传统文化精神。和《小戏骨：白蛇传》一样，《红楼梦之刘姥姥进大观园》甫一播出，便引发观众热议。一部分人赞美小演员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态度，认为他们演出了神韵，比当下市场上所谓的“小鲜肉”、“小鲜花”好太多，也有一部分人怀疑作为儿童的他们是否能真正理解《红楼梦》，是否仅仅将故事沦为一种程式化的演技，另外，也有人认为让小演员演绎成年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是“孩子没有孩子样”。

如果我们追溯文明发展史，会发现“儿童”这个概念在前现代社会并不存在，它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发明”与“想象”。伴随着儿童“发明”的是一整套“儿童观”及其配套产物，包括有别于成年人的儿童知识、话语和体系。这种儿童观成为一种共识，也成为理解儿童问题的框架——儿童需要被保护、被呵护，需要接受教育，而不是参与社会再生产。但如今，这种框架正在加速瓦解。不论是如今遍地开花的童星培训机构，还是这些机构的下游产业——以儿童为主角的经典电视剧翻拍或综艺娱乐节目，都反映出娱乐和影视工业向儿童进发的趋势，这种趋势正在瓦解现代以来建立的儿童/成人二元对立的观念。面对这样的瓦解，有人欢喜有人忧。童星的培育，究竟是遵从儿童的兴趣爱好，还是满足父母的愿望？以儿童为主角的影视作品和综艺，究竟是消费儿童，还是成就儿童？如果原来的儿童/成人二元对立的观念正在瓦解，是否有新的、与如今现状相适应的儿童观在慢慢建立起来？而这种新的儿童观，又能否在给儿童自由的同时，对儿童进行适当的保护？这些都是新的一年中，我们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八、结语

至此，我们看到，上述与儿童有关的新闻，并非彼此割裂或孤立的，恰恰相反，它们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城乡二元对立的松动，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造成“留守儿童”现象，留守在家的孩子无人看管，一方面容易成为猥亵、性侵害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可能参与校园暴力行为，成为施暴者，还有可能通过快手等直播APP，以未成年母亲这种强烈的反差博取关注、获得认可。而通过高考走出农村、落脚城市的新中产，一方面全力维护自己的阶层地位，一方面与底层划清界限，害怕重回深渊，却未曾料到自己家中的所谓底层劳动力会对孩子的安全造成威胁。纵观这一年来关于儿童的种种新闻，我们不难发现，今天我们面对的现状是中层摇摇欲坠，底层挣扎突围，但鲜有成功。在这一场场的阶层缠斗中，儿童成为了牺牲品。底层的儿童失学、无人看管、营养不良，或早早成为母亲，诞下另一个无人看管的生命；中产的孩子疲于奔命，在繁重的课业和名目各异的兴趣班和辅导班之间来回奔波，背负完成父母期待的重担。与此同时，社会大环境对于儿童的双重标准也令人费解：一方面，儿童被想象成天真的、单纯的、稚嫩的主体，另一方面，社会对于神童的崇拜和吹捧似乎又在暗示，社会期待儿童快快长大，拥有成年人的心智水平，迅速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在过去的一年里，种种有关儿童的话题，以及从儿童身上映照出的成人世界和社会问题，值得每一个人反思。希望新的一年，孩子们能够被善待，能够免于疼痛、伤害、暴力与压力，能够健康快乐，惟愿他们的成长环境不再荆棘密布、险象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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