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塞德里克·丹尼-勒米 & 阿尔曼·艾邱艾尔／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副主任；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教授、设计理论与创新方法主席

回顾世界史，全球势力的更迭清晰可见——教会、政府，以及近来的大型企业。新力量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冲突：欧洲中世纪时期，教宗和神圣罗马帝国为争夺政治权利产生冲突；更广泛地说，双方争夺的是制定并施加法律以及文化规范的能力。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是一个决定性时刻，从实际效果上看，各国政府崛起，独揽大权。但紧随而来的工业革命又使得它们很快被大型企业取代。

1925年，德国化学产业进行整合，法本公司（IG Farben）成立，这是个象征性的时刻。福特、通用汽车、联合果品公司……现在的谷歌、沃尔玛和阿里巴巴，这些企业有能力组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们的内涵却又远不止“公司”二字这么简单。虽说这些公司定会矢口否认，但它们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比肩政府。譬如在与未来息息相关的研发领域，苹果公司的预算超过80亿美元，把大部分国家都甩出一大截。

大型跨国企业行使着相当的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它们运用这种权力塑造并定义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一观点如今不足为奇。但尤其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是在这场全球权力大战中出现的新玩家——世界顶尖大学。

说起高校鼎足而立的时刻，就要说到2003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的首次发布。这一排名对全球高等院校的排兵布阵产生了深远影响。各类高校排名（不论是软科排名还是泰晤士报排名）稳固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学校顶尖学府头把交椅的地位，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竞争，且在此过程中催生出了新的、以顶尖美国学府为榜样的参与者。这一竞争与模仿的游戏影响深远，加速了世界级学府的形成，并且强化了一个新观念：顶尖大学之所以为“大”，因其希望也必须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全球性“教权”。

全球性大学作为普遍性势力

自有大学以来，关于其普遍性的问题一直存在。在十三世纪，universitas（译者注——在英文中，大学一词为“university”，由拉丁文“universitas”这个词派生而来）一词仅指法团或行会。但自其成立之初，中世纪的大学就有集各个领域知识之大成之抱负。今天，全球性大学仍以普遍性为己任。除了培养人才，它们还行使知识的权力，左右全球发展、道德及规范。此外，大学还愈发享有独立的、自治的政治权利。

这种普遍性权力直接来自那些最具雄心的大学，它们的传统使命现在被赋予了全球维度。譬如，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慕课扛起了传播知识和价值的任务。为彰显其全球地位，一流大学在各个知识领域提倡卓越：艺术、科学、应用科学、宗教、社会及政治科学。它们宣传自己所做的研究，让人们看到其在创造新的科学与普遍知识方面的贡献。大学可以说是唯一能够在吸引世界级研究人员的同时为他们提供令人满意的条件（报偿、声望、高水准的设备和服务、高素质的学生）的机构，设置标准之高，小一点的机构难望其项背。

此外，大学的知识权力还结合了道德和规范性权力，而这些道德和规范性权力也同样具有全球维度，这点尤其值得注意。顶尖学府的宗旨是制定标准以指导人们及组织的行动。它们通过出版、传播，并为他们的成果打上标签，从而传递一种架构性价值，能够决定研究的学科和领域，因此决定人类活动的描述性体系。要做到这点，除了需要招募最具声望和影响力的教授，大学还需要建立起遵循这些规范的社群，这或许不那么为人所知。从这个角度来说，颁发文凭或其他证书就成了传播规范、监督价值的主要载体。如今对于所有顶尖大学来说，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打造全球化精英是它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强化本地存在仍很重要，但它们显然放眼全球。譬如《牛津大学战略规划（2013年-2018年）》就提出“在全国和全球层面造福社会”的总体目标。而实现这一宏大的、服务全人类的愿景的方式，是通过传播“牛津大学的点子、技能和专业知识。”该目标赋予了牛津大学的知识及专长以普遍性价值。

顶尖大学既掌握知识权力，又拥有道德及规范性权力，这使得其愈发享有独立的、自治的政治权利。它们所依赖的是学术权力的集体性本质，以及与主要利益攸关方（信托和基金会、政府、区域、公司）的良好关系。它们的影响力还来源于遍布全球的校友会，会员都是终身的，他们忠诚、活跃、又有影响力。哈佛大学自豪地宣称“在全世界有36万名校友”。哈佛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德鲁·福斯特这样说过：“创造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宽容的社群是哈佛的根本，甚至可以说是它存在的理由。”

这些大学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它们的经济权利。在全球教育市场上，它们已是独占鳌头，同时，它们还实现了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募款、知识产权、服务、活动和咨询、产业合作伙伴捐资支持教席，等等）。它们的财富、财务独立和利用其自身价值来盈利的能力共同构成了经济权利。这一权利不仅捍卫了其独立性，通过身居要位的校友，高校还可以制定政策、传播方法，并由此推动文明、领地、国家以及大型企业的发展。

除政府指导外，顶尖学府自有一套企业式的自律方法：它们建立规范、组织模式以及治理模式来约束自身的各类活动。事实上，软科排名正是由一所大学发布的，这是该趋势最显而易见的表达——也是它的加速器。排名悉数梳理出最强大、最独立的学府的成功故事让其他大学学习采纳。

大博弈

随着顶尖学府逐渐成为全球的、普遍的权力中心，它们进入了一场大博弈，不仅彼此是竞争对手，还要与其他类型的权力相角逐。尤其是与政府。在亚洲和欧洲，政府竭尽所能在国家政策的框架里监督大学。但随着大学广泛的采用国际标准，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干预手段的局限性。如今，顶尖学府，和跨国公司一样，可以与它们愿意打交道的政府建立成功的联盟。

大学的“部队”无处不在，好比跨国企业的分公司，政府的外交使团。顶尖学府的校友拥有集体性权利，有能力将规范和价值观付诸实践，并把自己看作社群的一员，这点值得重视。这让人想起过去的天主教会。据说斯大林曾经这样讽刺性地问过丘吉尔：“教宗！他能有几个师？”这种态度大错特错。我们决不能低估教会的权力及其社群的巨大影响力。同样的，顶尖学府的校友们拥有和母校同样的雄心：做世界的开创者。或者至少是国家的治理者（除了27名英国首相外，让牛津大学引以为傲的还有其培养出的30名“现代世界领袖”，包括比尔·克林顿，昂山素季和英迪拉·甘地）……或者大型企业的管理者。在这场大博弈中，大学占有先机：虽说它们不能规定其他权力会如何行事，但它们塑造了指导其他权力行事的世界观。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大学提出某一经济知识，而这一知识成为经济学和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主要标准，。

因此，大学的力量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它拥有软实力、影响力和吸引力。顶尖学府动员身居要职的校友，创造并传播标准，对世界产生影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宗旨不容小觑：“在伯克利，全球最优秀的才智聚集于此，共同探索、提出问题、改善世界。”伯克利的目标是改变世界，方式是制造知识和标准。慕课通过传播影响人类活动的思维方式参与其中。它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为行动方案——以及最终标准——的实施作出贡献。顶尖学府积极致力于影响并调整我们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在此过程中，大学知识获得不可比拟的规范性权力。这种高屋建瓴的使命感延续了一个古老的传统：罗马帝国势力之扩张靠的不仅是军队，还有律师和工程师。他们传播了语言和行动的标准，传递了罗马的世界观。

大学统治世界及其危险

世界顶尖学府所传播的知识和标准具有科学的、功利的和情感的价值。它们能立足于世，因其有能力创造出既能站得住脚又广受人们认可的知识。这些学府颇具威望，我们深受影响：它们笼罩在牢不可破的合法性中，给我们插上了梦想的翅膀。它们由此获得精神权力，并在特定领域（文化、科学、艺术、管理、经济）施展霸权。

从历史角度看，这与宗教不无相似。事实上，宗教团体是最早充分展示出霸权雄心的组织。虽然政治体制的重要性不断加强，但宗教团体还是力图将政治架构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它们加冕国王，控制法律、知识以及维持政治行动的规范性框架。顶尖学府也在校园里以其特有的方式行使规范性的、精神的权力：促进、传播或施加价值观及思维类别，涉及范围之广，从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到管理，从环境到文化（文化研究）或社会（性别研究和政治正确）。它们还会传达蒙昧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如果出现与国家、宗教运动，或者甚至是某些公司的新联盟的话。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中世纪的大学——也就是如今全球性大学的前身——的成立，非但不反对教会，相反，正是由教会衍生出来的。在中世纪，大学因持异见而从天主教会脱离出来，并逐渐获得自治，吸纳了教会的知识和规范性权力。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大学也对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的全球性大学势力之大，完全可以通过控制神学院来“吸收”教会。

以上观点再加上规范性精神权利的产生可以帮助我们充分理解学术话语这个问题。如今的大学，一方面作出科学论述，接受同行评议，以证据为准绳，参与公共辩论；而另一方面又作出规范性论述，以真理为依托，对善恶自有分辨，使人想起宗教机构。

别做鸵鸟：本文讨论的问题，既是积极的、自然的，也暗含威胁。

尤其是当经济、政治权利以及竞争集中在最强势的大学时，这些大学实际上形成了全球学术寡头，这会破坏它们的道德与价值。权力，跟金钱一样，会滋生腐败。越接近权力，学术殿堂也就越难洁身自好。

在追逐规模和权力的全球拉力赛中，大学之间的竞争或会演变成真正的、毫不留情面的战争。科学是否也难逃此命运呢？如今每年诺贝尔奖揭晓前大家都悬着一颗心，正是因为花落谁家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各方的相对实力。

政府——最终人民——失去自治，不再掌控知识和价值、经济选择或发展，无法再招募精英，这样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如果不有意识地去保留多元主义，尤其是在学术巨头的竞争中，那么越来越多的公共选择会被大学规范性和指示性的力量所左右——公众的利益可能会被丢在一旁。

至于说到威胁，代价是双重的。大学排行会“消灭” 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的大学——最好的研究人员、教师和学生总是会选择资源最丰富的学校。钱也是，包括公共资金：投资地方大学越来越不划算，也越来越不相关，除非是高度专业化的研究，但这相当于以国家发展为代价来实行国际利基战略。

但是，学术权力的出现与巩固也不无积极地发展来抵消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和平管理全球权力平衡、 统一培训全球精英、投资创新并带来进步与经济增长的能力。

跟任何权利一样，明日的学术巨头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早有批评的声音，说大学已经成了经济精英的特权，掣肘于社会繁衍，学生债台高筑、一辈子还不完贷款。但是，大学也是兵来将挡：主流学府同时也是社会标杆，将财富再分配给没那么富裕的人（通过减免学费和发放奖学金）。此外，慕课也是免费对所有人开放的。

权力之崛起，正在于其有能力解决自己造成的问题。罗马之所以为帝国，正因为其设计出了合适的政治与行政制度。在全世界，顶尖学府的持续壮大必然会引起更多的批评声音，带来更多的问题。但既要称霸，自然需要为可能遇到的危险尽早想出应对之策。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塞德里克·丹尼-勒米 & 阿尔曼·艾邱艾尔

塞德里克·丹尼-勒米是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工程学博士。他最初为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研究员，后于2010年作为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Icare）欧方院长加入巴黎高科中国。

此后三年，他担任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学院主任兼法方院长，巴黎高科评论中文版的成立其功不可没。

自2015年12月以来，他任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副主任。

他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创新与创业机构（IHEIE）创始人及主任，该国际性机构在巴黎文理研究大学提供高管教育与研究。

此外，塞德里克·丹尼-勒米还是EuropaNova的副主席，这是一家位于欧洲的智库，旨在欧洲层面推动公共辩论。

阿尔曼·艾邱艾尔是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巴黎文理研究大学）教授，科学管理中心（Centre de gestion scientifique）前副主任。1999年至2007年，他是瑞典哥德堡查尔摩斯理工大学芬尼克斯（Fenix）管理创新项目访问教授。作为最早关注组织中的知识生产的研究人员，他努力在集体行为理论基础上讨论管理科学，不拘泥于传统社会科学的限制性假设。

自1995年起，他和几名同事成立了一个关于设计行为的研究与教学项目。在此背景下，他与伯努瓦·维尔（Benoit Weil）共同提出了C-K理论。该设计理论提出了全新的理性模型，并且涵盖不同企业中不一样的扩张与创造逻辑。2009年，在多家大型企业的支持下，该理论催生了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的首个设计理论教席。.

除了发表文章众多，他还著有《设计理论》（与帕斯卡·勒·梅森，斯普林格出版社，2017）《创新流程》（与伯努瓦·维尔及帕斯卡·勒·梅森，Hermès出版社，2006）《设计新体制》（与伯努瓦·维尔，埃尔芒出版社，2009）《重塑创业》（与布兰奇·，瑟伊出版社，2012）。他是多个国家科学机构以及法国及国际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被选为欧洲管理学会（EURAM）的法国代表。阿尔曼·艾邱艾尔也是法国技术学会的成员。

版权：创瞰巴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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