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日本文化史》

作者：（日）家永三郎

译者：赵仲明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日本文化史》，是已故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生前任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1913-2002）的代表作品。家永三郎持进步史观，在其撰述的历史专著及受托起草的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文稿中，都严厉批判了日本侵略扩张的历史。教科书文稿遭到日本文部省的大篇幅删改，并因此引发了家永三郎控告文部省的35年诉讼拉锯。

尽管家永三郎的努力，仅仅以获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经济赔偿为标志的象征性胜利，没能阻遏日本官方及民间近几十年来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断向右转，但并不能因此断论毫无价值。正是因为家永三郎及其他一些对于日本侵略历史同样持批判态度的历史学者的存在，使得日本学界以及欧美历史学家，无法整体性的回避二战期间东方战场的记录、日本侵略对于中国和朝鲜等国造成的严重伤害，成为一个无法轻易埋藏的“锚点”，对于各国历史教科书撰写和二战史研究产生着持续影响。

毫无疑问，家永三郎深切的爱着日本文化。但正如他在对待日本近代以来的侵略历史问题上的求实态度一样，家永三郎同样反对历史学界、文化学界出于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对于日本文化成就予以严重夸大、对于日本文化的主要影响因子来自中国和欧洲予以否认、捏造日本文化来源出处等做法提出了反对。家永三郎秉持的文化观、历史观，都要求观点、观念建构在可确证的史实之上，并指出文化建基于社会基础，不可能出现脱离某个环境发展条件的先进文化。

在《日本文化史》导言中，家永三郎直言不讳的指出，日本二战战败前，曾长期将日本传统文化描绘为至高无上的，让日本国民陷入极度的自我陶醉，而一些学者也将“特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产物，强调为宛如贯穿日本古今历史传统般的东西，拼命鼓吹它拥有永久的生命力”，阻挠新文化的产生。这些都是值得吸取的教训。而在日本二战战败之后，日本国内又掀起了对美国文化的崇拜，这对于日本文化传统的传承也是不利的。家永三郎希望写成一本正本清源，能够让读者形成对日本文化清晰认识的普及读物。

全书分为七章，依照日本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介绍相应的文化。首先是原始社会的日本文化。家永三郎认为，日本土著人口从亚欧大陆迁徙到了日本列岛，在该时期发展出绳纹陶器、硬玉穿孔的石工技艺等成熟的手工业技术，但之后也陷入了很长时间的停滞。原因在于，日本受到亚欧大陆文化影响较为滞后，而由于原始社会时期的日本人口较少，也很难驱动发展出能与亚欧大陆生产力和文化保持同步的文明成果。

日本列岛停滞于石器文化阶段的时间很长，同时期的中国汉民族已经先后进入了青铜和铁器时代。在中国秦汉时期的初期阶段，铁器文化传入日本，家永三郎援引中国《汉书》的记载，分析了与中国汉代同期的日本所发展出的、带有强烈巫术特征的社会状态。公元4-6世纪，也就是中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日本开始形成君主制国家，但也保留了非常浓厚的豪族氏姓，后者将在后来发展为分治日本各地的诸侯。仍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神道教开始具备原始雏形，这可以理解为日本本土的巫术文化在与民间文化发生融合后的成果。

日本文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律令体制下的文化。古代日本从诸多分而治之的小国，实现相对统一，是因为发动了对古代朝鲜的军事侵入。这一行动遭遇失败，而后中国隋朝和唐朝作为强有力的中央帝国，震慑着日本的侵略野心。公元7世纪开始，到9世纪，日本大规模引进了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儒学、道学经典和中国化的佛教经典，还有一系列的治理思想。家永三郎在书中指出，这一时期随着佛教被引入日本，佛教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成了一些风格独特的寺庙建成，而这些也代表了同时期日本文化的最高成就。

从律令社会到贵族社会，日本社会开始发生如同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化，贵族生活腐化，脱离民众，醉心于春花秋月，变身为有闲阶级。这一时期由于中国陷入唐代后期、五代和宋代初期的连年战乱，因而日本引进中国文化的节奏被打破。“（日本）贵族们在他们有限的世界内，最大限度地让自己的文化才能成熟起来……培养起了纤细的感受力，从而创造出了尽管方向极端倾斜却是后人难以赶超的文化”。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根据汉字，创造了片假名、平假名；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高水平的物语文学作品。另外，贵族社会时期，日本的绘画也开始自成一体，展现出与同时期和后来的中国绘画截然不同的风格，这可以理解为日本绘画艺术的创新成就。

《日本文化史》书中第五至七章，分别介绍了日本封建社会成长期、确立期和瓦解期的文化。在这期间，日本传统文化的特征被稳定下来，沉淀出不同于中国、朝鲜的文化特质，然后在17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一步步开始失去其内在的活力，最终走向瓦解。日本的能乐，最初叫做猿乐能，将从中国唐代、宋代传来的宫廷音乐，加入了杂耍类曲艺、滑稽的模仿类演出，在14世纪被稳定下来，成为一门彰显日本独特风格的艺术项目。而日本的茶道，也是将中国传来的品茶技艺，经过日本化的改造，从大众文化的层次一步步精致化，“以下克上”，最终稳定下来成为日本贵族和文人雅士欣赏的生活方式。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传统文化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商人逐渐替代贵族成为文化品位的定调者。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被视为日本国服的和服，在17世纪左右，其实仅仅是日本商人家庭的习惯服装。家永三郎说，和服中下摆、袖子都很长的“长着”、“羽织”等款型，特征都不合理，直接来自城市商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适合古代日本的武士、贵族和农民。17世纪的日本，德川幕府开始建立稳定秩序，商业重现繁荣，商人有经济实力来保证自己可以获得奢靡享受。“和服”在当时获得流行，是因为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后者不需要进行劳动，也失去了自主活动的自由，“沦落到仅是男性欲望对象的地位，她们只能甘于哪怕牺牲合理性也要穿着与显示人偶般的‘女人味’相匹配的不自然服装”。所以，“如果认为在这种特殊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和服’的特色就是日本自古以来的服装传统的话，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