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物简介：

穆罕默德·阿尔昆（Mohammed Arkoun，1928-2010），当代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大学毕业后旅居法国，曾任巴黎大学教授。主要以法语写作，其主要著述围绕“重新解读伊斯兰教经典、让伊斯兰教适应时代发展”这一主题。他既批判当今阿拉伯世界盛行的保守与僵化思想，也批判西方的伊斯兰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偏见与歧视。其著述在西方及阿拉伯世界均有很大影响。

哈希姆·萨利赫，旅居法国的阿拉伯人文学者，曾将穆罕默德·阿尔昆的大量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常年为《中东报》、《生活报》等主要阿拉伯语报刊撰写专栏。

哈希姆：你如何看待现代与后现代问题？我指的是，你如何从阿拉伯知识分子、而非欧洲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阿尔昆：阿拉伯和穆斯林知识分子对此问题有一些误解。他们的理解是模糊混乱的，而且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强调古典理性即“古典意义上的现代性”是对的。我说的理性是指由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所确立的理性，以及一般概念上的启蒙理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古典意义上的理性成就非凡，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忽视。这种理性形成了现代性（或者说是“古典意义上的现代性”，因为现在有人在谈论“后现代”）。古典理性有一些不容置疑的结论，认为理性只要按照其自身确定的严格而精密的规则工作，就能获得真理。

斯宾诺莎完全信任古典理性的这些原则，写下了著名的《伦理学》。他认为：只要理性按照规则探索，就一定能发现确凿无疑的证据，这就是古典理性的核心。后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上述原则受到了现代科学的质疑。我们正向一个超越古典理性阶段的新阶段过渡，有人把这一阶段称为“后现代”，比利时哲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称之为“确定性的终结”。所谓的“确定性”，指的是自牛顿以降古典科学的一些定论。众所周知，启蒙时代的哲学家都视牛顿为盟友，伏尔泰曾崇拜牛顿，康德则有一句名言：“没有牛顿也就没有康德”。所以，我们现在向一套新体系、或者说是新世界观过渡。科学现在取得了新的飞跃，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看法。换言之，牛顿的理论已经不适应了，因此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哲学也受到了批判。

哈希姆：但是，你谈这些变化的时候，考虑的是欧洲和西方。从我们的角度该如何看待问题？你是否认为阿拉伯和西方之间存在着历史差异？

阿尔昆：当然存在历史差异。从时间而言，这种差异有4个世纪。只有充分考虑到阿拉伯和西方在物质和思想各个层面的历史差异，我们才能理解阿拉伯和西方的关系。你只要坐上两个小时的飞机，观察一下两个地区的现状，就能发现这种差异十分悬殊而显著。这个问题我们不必浪费时间去讨论了。我们应该知道，自16或17世纪，理性在西欧就开始了文明的历程，开始在迥异于之前的新基础上启程。我要再次谈到斯宾诺莎和笛卡尔。他们在17世纪做了什么呢？他们将哲学思想从基督教神学思想中解放出来。从那一刻起，欧洲开始赶超伊斯兰世界，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从那一刻起，精神和思想上的大解放就逐渐发生了。他们两人的功绩是无可估量的，他们将独立的个性赋予人的理性，赋予人之本体，摆脱了中世纪神学思想的利爪。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知道这在思想史上带来了多么大的颠覆性革命吗？当然，不光是他们俩这么做，他们之后的整整一代人也功不可没。那一代人包括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百科全书学派的思想家，还有康德和他之前的英国人。

什么叫做“独立的个性”呢？我指的是人类自身制定了伦理、行为准则与社会制度，并且自负其责。立法、制宪完全变成了人自己的事情，这在此前的几个世纪里是不敢想像的。之前，人一直不敢确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外界的标准，他被这外界的标准控制了许久许久。同样，理性的地位也与之前迥异，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正是这种新的理性思想使得欧洲领先于世界各民族。这一点应该说清楚，以便我们能明白西方为什么先进。就这样，欧洲从中世纪的神学思想跨越到了古典意义上的理性。

同样，今天的欧洲正从强调绝对的、确定性的古典理性向相对的、批判的理性过渡，这种新理性不断反省自身，以便纠正或改变自身，有人把这种理性称为“后现代理性”。这种理性更谦卑，同时也更精细、更动态，这是重大意识形态和确定性崩溃后的理性。但是这种新理性在探寻知识、信奉进步的可能性这些方面并不退却，否则，它就会坠入虚无和迷茫的深渊。当代欧洲的部分哲学家也确实坠入了这样的深渊。现代理性和后现代理性的惟一区别，在于后者在探寻知识的同时，深知理性自身不可能抵达绝对的真理，它只能抵达相对的、暂时的真理，这种时效性或长或短，但肯定不会永久持续。而斯宾诺莎和笛卡尔则认为，理性是可能抵达绝对、确定和最终真理的。

哈希姆：那么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该如何看待这一切？

阿尔昆：我们不得不同时从事两方面的工作，这样才能顺应历史的进程，并寄希望予有朝一日赶上这一进程。首先，我们要补课，这是一项浩大而艰巨的工作。古典理性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它挑战基督教宗教思想，进行了一场为真理的斗争，这是为获得解放的必要一步。而在伊斯兰世界，无论是阿拉伯国家或其他国家，这一步我们至今尚未跨出。即便在世俗化的土耳其，这一步也没有完成。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跳过了这个问题，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直面它。所以，不能说凯末尔模仿了西方，如果他真的是模仿西方，那就不会以跳过去的方式解决问题。

因此，原教旨主义潮流今天在土耳其又卷土重来，而且来势汹汹。看看法国、德国和荷兰，原教旨主义潮流能在这些国家卷土重来吗？当然不会。因为欧洲有足够的时间，以渐进的、稳扎稳打、逐个阶段消化的方式直面这个历史上最重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取得了稳固的进步，之后也不可能发生逆转。而凯末尔有点急于求成，他急于改变现状，发展国家，让土耳其摆脱落后的中世纪。他实施变革的机会有限，就想跨越某些阶段，跳过一些问题，而不是一步一步逐一解决问题。当然这不是说他的初衷不对，他也确实在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着想。

哈希姆：在萨尔曼·拉什迪的事情发生后，特别是你接受了法国《世界报》的采访后，有些人指责你是“反启蒙”的，对此你作何解释？

阿尔昆：这是一些无谓的争论。你说的那次采访在法国和阿拉伯的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们未能从更大的背景考虑问题。一个人很容易说：我拥护伏尔泰，支持启蒙，反对黑暗、保守和极端，等等。但是，我们应该把问题置于具体背景——即阿拉伯、伊斯兰和国际背景——中加以考虑。总体而言，阿拉伯人、穆斯林正在经历一段十分困难的历史时期。由于内外多种因素，他们感受到屈辱、失意，同时意识到文明的队伍把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令他们难以追赶；或者说他们刚赶上一步，人家又前进了几步。因此他们失落而绝望。况且，他们中许多人还生活在赤贫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思想自由成了莫大的奢侈；传统成了广大穷苦大众的惟一寄托，他们视其为惟一的希望。

作为思想家，作为作家，我们无法蔑视他们，贬低他们的信仰。我当初说的一切，都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当然我同时还补充说：阿拉伯、伊斯兰的传统，也应该经受历史的批判的研究，正如欧洲17世纪以来基督教传统所经受的那样。但是，这番话很少有人注意，他们只留意我讲话的前半部分，而忽视了后半部分，并误以为我是反人权的，似乎高喊人权、以人权作交易就是捍卫人权！这有点不知耻了。我的立场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特别是在欧洲和西方。想把问题冷静地解释清楚不容易，因为西方的传媒都在群情激昂地反对伊斯兰和阿拉伯。

在风波已经过去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应该强调两点：首先，我们应该捍卫启蒙时代的积极成果，尤其是在出现了大步后退的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启蒙时代将理性从陈旧的教条主义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18世纪的理性是均衡的，用历史的逻辑来批判、筛选经典。其次，我们对启蒙理性本身及其成就也要作分析、批判，辨别其中的积极与消极因素，这样才能从中吸取教训，光大其中的积极因素。要知道，启蒙理性虽然伟大，但仍然是有限的，并非我们曾经幻想的那样绝对；因此，在欧洲和美国哲学界有人在批判现代性。我觉得，有些阿拉伯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的时候想把传统全盘抛弃，而毫不考虑这样做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果我们在评判传统的时候不做哲学上的、神学上的清理工作，我们就会失去很多。也就是说，应该向民众提供可信的替代物，否则人们不会轻易放弃过去。

然而，由于传统代表的意识形态目前在政治上给我们造成了极大压力，有些知识分子失去了耐心，他们想以最快的速度彻底摆脱传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只有从内部向传统宣战，才能摆脱传统中过时的糟粕。光说“我反对过去”、“我反对传统”，是不足以让“过去”移走、让“传统”蒸发的。这不过是幻想罢了。何况传统具有多种功能，并非全都是消极的。它向千百万被剥夺一切的人民展示了希望的天际。既然你无法在物质上救助他们，你就不该禁止他们将惟一的解脱寄托在传统信仰上。否则是不人道的。人没有希望不可能活下去，希望是人的存在的一个基本的心理要素。此外，传统还意味着集体性温暖的深层记忆，我们不应该对其嗤之以鼻，而应用科学方法研究它，这才是对传统最大的尊重。

哈希姆：可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身处的也是贫困而多难的时代，跟我们的现状类似，尽管如此，他们却依然批判传统，宣扬启蒙。

阿尔昆：当然。为什么呢？这恰恰因为他们向人们提供了比基督教传统更可信的新希望。这个希望、这个新生儿这样宣告：理性凭借自身的能力，能够实现人类的进步。实际上，理性也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展示了解决人类问题、构建伟大文明的能力。如果理性未能实现承诺，人们就会弃之而去。所以，古典理性——即启蒙时期的理性是真实可信的，没有辜负人们的希望。因此，启蒙思想家们才战胜了基督教神学家，占领了他们的阵地。从那次伟大的起步至今，科学一直在不断地奉献各种发明创造。

哈希姆：西方尝试理性已有200多年了，如何才能既不破坏理性的成就同时又超越理性？在你看来，批判现代性、跨越到后现代意味着什么？

阿尔昆：应该说，尽管理性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它仍未解决宗教问题，也未解决自身的进程问题。这就是说，理性应该重新评价宗教——或者说精神信仰，重新评价自身取得的成就。在这一点上我要说：现代性不容置疑的成就之一，就是确立了理性是独立的这一观念，而不必依附其它任何事物，这种独立性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的。理性是独立的，意味着理性独自在场，它不会期望外来的拯救和帮助，它割断了与高高在上的外力联系的脐带。对于现代思想而言，这一点现在已经有了定论。所以，理性应该承担起这种独立带来的责任，这一责任十分重大。在以往，如果犯了错误，造成了灾难，人们可以把责任归于外在的冥冥之力，而今天，人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是的，人是第一次成为自由人，但他要负责任。他为了这份自由付出了重大代价，所以必须时刻谨慎行事，以免误入歧途，陷入无理性或非理性，成为压制和恐怖的工具，而非思想解放的工具。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在欧洲理性有几次偏离正道，导致了世界性的灾难。希特勒就是启蒙理性偏离正道的产物，他并非出生在阿富汗或巴基斯坦，他出生在欧洲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20世纪的德国。但是希特勒的灾难并没有让我放弃启蒙理性，考虑往回走，陷入神秘主义或遁入虚无。不，它只会让我反思欧洲启蒙的实践，以了解何时、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偏差。对最近的疯牛病丑闻也可作同样思考，它也是理性偏离正道的产物。自由的、人道的、启蒙的理性沦为工具性的、机会主义的、冷漠资本家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择手段欲以最快速度攫取利润，毫不考虑人的健康和公共利益。正是这种“理性”导致了环境、空气和自然的污染。正是发生在西方理性身上的这种偏差，招致了法兰克福学派、福柯、哈贝马斯等许多人的激烈批判。对理性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放弃理性，而是意味着纠正其方向，扩充其内容，使它变得更多一些人道，更少一些自私。在启蒙初期，人们考虑的也正是这些问题。当然，欧洲也有一些虚无主义者，他们主张毁灭理性，作为对发生的一切的反动。但这不是我们的立场。

在反思现代化对待宗教的立场时，我要说：像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这样的宗教，如果我们能聆听它们，了解它们深厚的历史底蕴，就能在精神上、文化上使我们丰富许多。我们不能说宗教是古旧的、破落的、过时的，并因而拒绝关于宗教的一切。这样做不行。这样的话，我们就割裂了自身，割裂了人类的精神与文化历史。因此，正如你所知，我一贯强调伊斯兰教精神的、文化的、哲学的价值。这是那些极端分子所忽视的，那些人心目中的宗教，只代表着暴力、敌对、激烈的意识形态。宗教在宗教的名义下被歪曲了，正如理性在理性的名义下被破坏了一样。我们应该正本清源，还宗教与理性的本来面目，去除那些偏差、歪曲和误解。

也许，在19世纪或之前对宗教的激烈反应还有情可原，因为中世纪的神学被黑色恐怖笼罩着。今天，最起码在欧洲，再作同样的反应则不可理解了，因为欧洲已经彻底摆脱了这样的黑色恐怖。因此，现在有可能同宗教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一种完全自由的、不附加任何强迫和桎梏的关系。人类的宗教实践，实际上是一种能让人升华的抽象经验，它能够让人感受自己身上高尚的部分。这是宗教的积极因素，我们不能像某些欧洲人那样用实用主义的、简单化的方式弃绝宗教。

哈希姆：最后一个问题：在现代化和后现代的背景下，我们如何同西方文明建立一种正确的关系？

阿尔昆：应该注意两点。首先，直到19世纪初，伊斯兰思想没有为现代性的形成作出过贡献，因此，现代思想是独立于伊斯兰思想而形成的。其次，这一状况要求我们回过头去，了解古典意义上的现代性，即自17世纪一直延续到1950年的现代性。

欧洲在这3个世纪完成的科学和哲学革命，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被我们了解，而且我们的理解仍然是欠缺的、零散的，有时还是歪曲的。所以，应该在伊斯兰国家的主要语言——如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中构建关于现代性的完整的历史知识。换言之，经历现代性阶段是一种历史的必需。也许，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研究中心译介欧洲思想，如同麦蒙在伊历3世纪为译介希腊思想而建立的“智慧宫”那样。阿拉伯人必须经历这一阶段，以便有史以来第一次运用独立的理性——我指的是独立于宗教、神学既定价值之外的理性，他们应该尝试走出樊笼（或者是自我之茧）、获得自由的滋味。一切别的主张都是错误的。阿拉伯的意识形态时代应该结束了，由具备深刻认知能力的认识论时代取而代之，这种认识论心无旁骛，首先旨在寻求真理。我们对意识形态的种种喧嚣与噪音已经厌倦。

在承认我们有必要经历伊斯兰、阿拉伯的启蒙时期之后，我们还应经历另一个阶段：后现代阶段。这样就可以总结过去3个世纪现代化道路上出现的各种教训和前鉴，对这段历程作批判性梳理，这正是欧美大思想家们在过去30年里所做的事情。在此，我无法列举批判现代性的各个话题，我想说的只是：我们应该从20世纪后半叶的实践中总结教训和前鉴。那么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发生的是殖民主义的衰亡，与此同时破灭的，是认为理性可以无止境实现人类进步的信心。由于经历了许多灾难，这一希望破灭了。破灭的还有这一设想：理性可以产生一种普世的、全人类的共同思想。这是启蒙时期的一个伟大梦想，但它未能实现。什么原因？因为人是自私的。实践证明，这一想法虽然伟大，却有着局限性，不具备普世意义。证明之一就是欧洲以外的许多文化和民族被排除在外。如果这种想法如同倡导者所称的那样具有普世性，那就不该把其他文化排斥到一边，那就应该以同样的热情捍卫世界各地的所有人。

哈希姆：托多罗夫说过：在所有的启蒙哲学家中间，惟有卢梭和孟德斯鸠两人考虑整个人类，而非仅仅考虑欧洲人的利益……

阿尔昆：不，不，这不对。卢梭也是在欧洲社会的有限框架内写作和思考的。也许他曾泛泛地谈论过一般的人性，但这种罗曼蒂克的方式改变不了现实。因为每当欧洲人同穆斯林、阿拉伯人、黑人及印度人发生了摩擦，那种将人种、世界和人类文化作等级划分的说法就应运而生，即认为存在着高等文化和低等文化，存在着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等等，而无人再提启蒙思想家理论上倡导的普世理性原则。要知道，理论和实践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其实，即便是在欧洲社会内部，也没有对所有人实行平等。19世纪的工人阶级得到了什么？雇主们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在成立工会之前，他们每天要承受多少个小时的艰苦劳动？他们被视为奴隶，即便是妇女，也未得到照顾。你知道法国妇女是什么时候得到投票权的？是在二战以后戴高乐执政时才得到的。

至于说到南方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那我也不妨直言：西方如果想要这些国家得到合理的发展，以避免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潮，那就应该彻底改变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西方今天在经济上、技术上、金融上、政治上支配着世界的资源，这种支配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种现状不能永远存在下去。8亿欧洲和北美人生活优裕，而地球上的其他多数人则生活在饥饿和穷苦之中，这是世界秩序的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往往会导致灾难爆发。所以，如果发达国家想要忠实履行启蒙时期的原则，那就应该在实践中体现出来，而非仅仅停留在表面文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种可感知的、真正人道的哲学，可以向世界各民族推而广之。

当然，我这番话并非要把一切责任推到他人身上，这是阿拉伯的意识形态主义者和当今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做法。因为我强调的是“内部的批判”，并视其为基本的出发点。病菌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可信的。所以，我的口号是：“首先从内部做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清国际因素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种分析想要臻于全面，就应该考虑到内外各种因素。

（译自《宗教思想批判：如何理解今日伊斯兰？》，穆罕默德·阿尔昆著，哈希姆·萨利赫译，贝鲁特先锋出版社2004年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