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七大古都”中的任何一座城市一样，杭州是个适合怀古望今的好地方。如果你是个历史迷，春节来杭州可就来对了。

杭州的前身是钱唐县。在秦汉至隋代以前，只是钱塘江下游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鲜有文字记录。《隋书·地理志》中有“平陈置杭州”的记载，因此可以确定“杭州”之名产生于隋朝。隋唐以来，地方官府不断主持西湖疏浚和整治的工程，至唐代中叶，西湖已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杭州也成为了一座兼有山水之美和水陆之便的东南名城。

然而真正令杭州名扬天下的是宋代。北宋时期，杭州成为江南地区丝织业、酿酒业的中心，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又设杭州市舶司，开放成外贸港口。至北宋末年，杭州人口已达20余万户，超过江宁（今江苏南京）、平江（今江苏苏州）等地，成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兵攻入汴梁（今河南开封），废徽宗、钦宗二帝。4月，携北宋皇室及文武大臣、工匠三千余人撤出汴京，北宋亡。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因事外出幸免于难，在宗泽等北宋旧臣的拥戴下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元建炎（1127-1130年），史称南宋。

建炎三年（1129年），宋氏南渡，定都杭州，称“行在所”，即临安。直至1276年南宋灭亡，杭州作为行都临安共计138年，在这一时期，杭州不仅是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还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在南宋灭亡以后，杭州仍然是江南经济文化重镇。按照那个中国史上最有名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说法，杭州可曾是“世界上最宏大壮丽的城市”呢。

直至今日，杭州“老底子”（杭州话，意为“曾经”）是皇城的辉煌历史仍被这里的人所津津乐道。2016年，杭州市上城区正式推出“南宋皇城小镇”——北起西湖大道，南至万松岭路，西接南山路，东抵江城路，总规划面积3.1平方公里，覆盖南宋临安城遗址核心保护区，即南宋皇城遗址所在地。

在“南宋皇城小镇”，能让我们对南宋有较为直观的感受的，可能只有吃食了。近10个世纪以前的巍峨皇城只剩下深埋地下的断壁残垣，然而历史与传说交错，在人们的记忆中结下的羁绊之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司空见惯的街头食物也可能是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宋室南渡的影响也体现在了杭州烹饪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化作我们称为“地方风味”的特色美味。在舌尖上，历史仍与我们同在。

定胜糕与葱包烩：历史上的荣耀与耻辱，用点心记住

清河坊，原临安城左一北厢所辖坊巷之一，位于御街与河坊街交汇处，属于“南宋皇城小镇”界内，是杭城继西湖、灵隐之后的又一人气景点。清河坊一带自古坊巷密集，商铺瓦肆林立，经历元明清三朝及民国，直至解放前夕，这一带一直是杭州的商业中心，集中了胡庆余堂、方回春堂、孔凤春香粉店、万隆火腿店等大批百年老字号。

我们的饮食穿越之旅也最适合从这里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清河坊记载着史上最盛大的一场筵席。

清河坊之名的由来与南宋大将张俊有关。张俊早年曾是驰骋沙场的抗金将领，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并称为“中兴四将”，后见高宗有意与金议和，立即转向议和，并成为谋害岳飞的帮凶之一，因此备受高宗宠信，晚年被封为清河郡王，筑清河郡王府于清河坊。

宋高宗在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仅有两次临幸大臣府邸，一是秦桧府，二是张俊府。高宗临幸张府的情况被载入史册，倒不是因为张俊此人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这日的筵席一不小心成了“史上之最”——南宋著名学者周密的《武林旧事·高宗幸张府节次略》记述了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10月，张俊在家府中宴请高宗与宰相秦桧的盛况，摆席百桌之多，仅高宗席上菜点就多达250多道。

周密在《御宴食单》上记载的此次盛宴的菜肴大多已从杭州人的餐桌销声匿迹；张俊和秦桧成为了岳坟前跪着的四铁人之一，被后人世代唾弃；而被他们害死的岳飞，则成为了民族英雄，名传千古。在昔日的清河郡王府所在地，人们甚至仍在用食物来记录对他们的喜爱与憎恶。

从吴山广场走进河坊街，没几步就能看到一面黄色的招牌旗，上面写了“定胜糕”三个大字。“来，定胜糕定胜糕哦~”身穿白色厨师服、带着口罩和厨师帽的老大爷手上不停地往木制模具里填料，一边不忘朝来往的行人吆喝着。

定胜糕是一种杭州传统糕点，将加了红曲粉的米粉放入模具里摁实，面上刮平，上笼用旺火蒸二三十分钟后取出，翻扣在案板上即成。定胜糕多为元宝状或花状，颜色为淡粉红色，内有豆沙馅或桂花糖馅，松软甜糯。

“师傅，这种糕为什么叫定胜糕呀？”正忙着做糕的老大爷顾不上讲话，用手指了指墙上的介绍海报，在店门口靠着休息的另外一位老大爷悠悠地接了腔：“定胜糕么，就是南宋岳飞打了胜仗，老百姓为了庆祝送给军队里吃的，图吉利的。”

传说北宋时杨家将出征，百姓自发地准备了一种糕点为军士送行，将之称为“定胜糕”。宋室南渡后，定胜糕也跟着传到了临安，每次岳家军出征作战，百姓沿途送上“定胜糕”，岳家军大战牛头山、大捷朱仙镇，每战定胜，威名远播。

吃完香甜的定胜糕，再往前走一段路，能看到一两家卖一种叫做“葱包烩”的特色小吃的铺子。葱包烩中的“烩”字，暗指秦桧。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挥师北伐，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又于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高宗却一意求和，以12道金牌下令岳飞班师，岳飞随即遭秦桧、张俊等人的诬陷入狱。绍兴十一年（1142年），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于大理寺狱，时年39岁，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其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岳飞被害的消息传出，临安百姓无不惋惜忠良逝去，痛恨秦桧夫妇。

据说当时临安一家卖油炸食品的店主王二捏了两个人形的面块比作秦桧夫妇，将面块揿到一块，投入油锅炸，称之为“油炸桧”，即后来我们熟知的油条。油炸桧做得多了一时卖不出去，而油条冷了以后味道不佳，更无人买。王二灵机一动，将烤熟的油炸桧同葱段卷入抹了甜面酱的春饼里，再用铁板压烤，烤到表皮呈金黄色，油炸桧吱吱作响。此时油炸桧的酥脆、葱段的清香与甜面酱的浓郁滋味交错在一起，日后的杭城早点名吃“葱包烩”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得知这种小吃的名字后，临安市民争相购买，恨不得一口吞下“油炸桧”，这种做法很快被各地仿效，流传至今。

“这个要趁热吃，冷了就不香了，蘸点甜面酱更好吃啊。”点心师傅双手利落地把刚刚在铁板上翻滚压制过、还冒着滋滋热气的葱包烩又涂了一层甜面酱，装进纸袋里递给顾客，顾客走时还不忘嘱咐了一句。

两个历史人物的身前事与身后名，就以这样一种奇妙的方式被定格在了两样小吃中。

东坡XXX：不善美食的文豪不是个好政治家

河坊街上有许多打着杭州特色食品名号的店铺，其中以糕饼铺居多。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很“杭州”，因为饼酥在这座城市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梦梁录》卷16《荤素从食店》记载，南宋杭州的饼类品种多达数十种，著名的有菊花饼、月饼、开炉饼、肉油饼、甘露饼、韭饼、炊饼、烧饼、枣箍荷叶饼、油酥饼、糖酥饼、薄脆饼、玉延饼、辣菜饼、芙蓉饼、鱼虾饼、通神饼、神仙饼等二十余种，以咸味饼居多。

街上一家叫做“南宋胡记”的饼店卖一种叫做“东坡酥”的酥饼，饼馅选的都是杭州人爱的地方菜——叫花鸡、龙井虾仁、东坡肉、金华火腿。虽然身为杭州人的我从未听说过东坡酥这种点心，但也忍不住驻足，在店员的盛情邀请下尝了一口。

虽然觉得店家取了“东坡酥”的名字未免有些借古人光的嫌疑，但想想苏东坡这个人的生平，倒也颇为符合他的形象。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不仅是一位成就斐然的书画家、词人、诗人，还是一个地道的“吃货”。在各地为官的二三十年间，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品尝各地名菜佳肴，玩味之余，还赋诗称述，有时还亲自动手仿烹，或因地制宜地发明新菜。

苏轼一生中多次担任地方官，先后在杭州、密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常州、惠州、徐州等十多个州府为官，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今四川、湖北、浙江、江苏、海南等地流传以东坡命名的佳肴有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东坡甲鱼、东坡鮰、东坡羊骨肉羹等三十多味，相传都是东坡所烹而流传至今的传统名菜。如果他曾发明过一道叫做“东坡酥”的糕点，应该也不奇怪吧。

不过最被杭州人牢牢记住的，还属东坡肉。这道在杭州家喻户晓的传统名菜究竟始于何地，有多种说法。根据杭州师范大学原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林正秋教授的考证，东坡肉的发明地以黄州与杭州两地最有说服力。

认为始于黄州（今湖北黄冈地区）者说，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被贬谪至黄州，当地猪肉多，价格又便宜，只是因烹饪方法单调未能成为当地人喜爱的肉品。苏轼将四川老家的烧法与黄州烧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食猪肉》诗中总结的新做法：“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第二次成为杭州地方官，出任杭州知州，因疏浚西湖、修筑苏堤而受到百姓的称赞。老百姓纷纷抬猪挑酒前来慰劳，而苏轼却认为浚湖之功应归于河工，便让家厨把猪肉切成大块，用杭州人喜爱的红烧方法烹制，肉香味甜，肥而不腻，河工们在品尝过后称之为“东坡肉”。

因此林正秋认为，东坡肉这道菜是在四川眉山、湖北黄州、浙江杭州三地烹饪方法交流融合下诞生的。这位一生忠于自我和信仰却屡遭贬谪的官场失意人，依然用他对美食的追求和达观的态度笑对人生。尝过东坡肉或“东坡酥”，你不得不服气：不善美食的文豪不是个好政治家。

片儿川：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

顺着河坊街继续向前，看到一家古色古香的麦当劳转弯，就到了御街（今中山路）。临安城由于地形所限，东西狭，南北长，外轮廓不规则。而南宋政权又只是按照行都规制建设杭州，所以只按照实际需要设置宫殿、坛庙、官署等，不强调帝都体制，只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前朝后市”的特点。皇宫独占杭城南部的凤凰山，街巷则集中于城市北部，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新格局。

因宫城在城市南部，因此坛庙、三省六部、太庙均在北部，以御街贯穿其间。御街全长1.35万尺（约合4.5公里），用3.53万块石板铺砌，南起皇城北门和宁门，至城北景灵宫。直至民国初期，御街都是全城南北方向的主轴和商业活动最繁华的地区。

沿着御街一路向北，来到御街与解放路的交叉口，你会看到“官巷口”这个地名。南宋时期，朝廷里的文武大臣按照官衔高低由南到北住在御街上，因此御街中段被称为官巷，当时这里也是全城纺织业作坊的聚集地。不过现在的官巷口，是以一家面馆出名的。

通过官巷口人行天桥穿过解放路，隐隐有面香飘来。隔着玻璃窗向里眺望，众多食客埋头吃面，大快朵颐。“这是什么馆子啊？”“奎元馆呀，专门吃面的，杭州最有名的面馆！”身后一对路过的年轻情侣讨论起来，男生向女生解释道。

奎元馆创办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创办时以经营徽式面点为特色，原名为“魁元馆”，后改名为“奎元馆”。民国初年，被宁波人盘下改为经营宁式面点，深受杭州人的喜爱，成为杭城最受欢迎的宁式面馆。

在南宋之前，杭州人其实是不怎么吃面食的。《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隋书·地理志》亦对江南的饮食生活做了类似的记录。因此可见，杭州在秦汉至隋代的主食都是“饭稻”。根据宋朝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方菜的主食是小麦和粟，它们可以做成面条、小圆糕点、饺子和带馅的糕饼，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南方菜则以稻米为主食，并食用猪肉和鱼，菜味更浓重。

北宋覆灭后，宋室及大批百姓向南方逃难。在南宋建立后的前半个世纪，至少有3000万北方难民陆续渡过长江，分别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等地定居下来。这些来自北方的新移民把饮食习惯和种植习惯也一并带到了南方。

据宋朝庄绰《鸡肋编》记载，到了宋高宗晚年，江浙地区遍布麦田，杭州、苏州、嘉兴、南京等南方城市的街头涌现出不计其数的北方面馆。《宋朝饭局》的作者李开周诙谐地说：“从这个角度看，金兵攻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它逼着南方人学会了吃面食。”

奎元馆的当家面点是片儿川，即雪菜猪肉笋片面。肉片鲜嫩、雪菜提味、笋片爽口，面滑汤浓，十分受杭州人的欢迎。“片儿川”的这个名字也有些南宋遗风——南宋以来，杭州话融入了北方方言的特点，多带“儿”音，由于菜料皆切为片状，“氽”与“川”在杭州话中同音，故称此面为“片儿川”。古人说：“北馔厌羊酪，南疱丰笋菜。”古杭州的素菜以竹笋、莼菜、瓜等常见。钱塘县的燕笋、紫柱笋以及临安的天目山笋、木竹笋等为土特名产。以笋入面，可以说是非常有杭州特色了。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指出，13世纪杭州菜的做法与如今中国菜的做法出入不大，但杭州菜肴的花样之多、烹饪手法之多变，令人惊叹。这得益于全国各地的人聚集在此，使这座城市拥有了若干种地方风味的烹饪方法。

“城市浓缩并释放了人类的创意冲动。从最早的一小部分城市定居者开始，城市就是诞生了人类最多的艺术、宗教、文化、商业和技术之地。”美国城市学学者Joel Kotkin在《城市：一段全球史》（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中这样写道。在不同的时间点，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相遇相知、交换想法、分享情感，宛如注入时间之河的水滴般，向后世的我们奉上名为地方特色的珍珠。这也是这些杭州传统吃食，在无声中告诉我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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