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采取了一项在当时前所未有、后来历届政府也无法比拟的行动——他宣布“向贫困开战”，而他的“主要武器”是“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健康、更好的家庭、更好的培训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因而，从1964年开始，在近10年的时间里，联邦政府至少将部分资源投入到了他们本应一直努力的方向上：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早教项目“Head Start”、“法律服务”和“就业工作团”等长期项目逐渐建立了起来，公共医疗补助制度也逐渐完善，社会保障的改善大大减少了老年贫苦人口的数量。

约翰逊似乎确立了一项原则，即政府有责任帮助那些处境不利的人和贫困者。但这一场对抗贫困的战争一直没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约翰逊自己也越来越为另一场更加致命的战争分心——越南战争。虽然实际上资金不足，但“向贫困宣战”的做法仍然激起了保守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强烈反弹。

在他们看来，政府项目无助于帮助穷人，和穷人自身因贫困而产生的扭曲心理。到了里根时代，贫穷不是由低工资或缺乏工作和教育造成的，而是由穷人的恶劣态度和错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这一观念成为了保守派意识形态的基石。

专家和政治家利用这一理论，在过去至少50年的时间里，哀叹穷人的性格缺陷和不良习惯：在他们看来，穷人得过且过，不负责任，容易染上各种瘾；他们孩子太多，又不结婚。因此，如果他们遭受严重的物质匮乏，如果他们在两次发工资之间的时间里用光了钱，如果他们有时候吃不上饭，那么他们除了自己之外，怪不得别人。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两党都对福利制度展开了抨击，这种对穷人的偏见发生了一次剧烈的转向，社会转而开始仇视女性。贫穷的单身母亲被认为是所谓"贫困循环"中的关键一环，她们呆在家里白赚福利，为自己的孩子树立了一个恶劣的榜样——重要的政策制定者们开始认为，这些孩子交由雇佣的保育人员更好。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 ）甚至提议，把这些孩子送去孤儿院照顾会更好。

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福利“改革”，它不仅旨在结束对困难家庭的财政支持，而且试图纠正源自穷人自身的“贫穷文化”，这种文化被认为是他们痛苦的根源。最开始的福利改革法案——由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分配了一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对低收入女性进行“贞洁训练”（chastity training）。

后来的大衰退应该能够让这种责备受害者的“穷人理论”寿终正寝了。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数以百万计的人掉入了真正的穷人行列——不光有下岗的蓝领工人，还有因缩减规模而失业的技术工人、经理、律师和其他曾经生活很舒适的专业人员。没有人可以指责这些美国的“新穷人”做出了什么糟糕的选择，或采取了什么糟糕的生活方式。他们受过教育，工作勤奋，雄心勃勃，现在他们也成了穷人——申请食品券，出现在收容所，排队申请零售行业的入门级工作。专家们此时才最终不得不承认了事实：贫穷不是性格缺陷或者缺乏动力，贫穷是缺少金钱。

对大多数贫穷妇女来说，无论是好光景还是坏光景，缺钱主要是由于工资太低。当我（指本文作者Barbara Ehrenreich，美国作家，政治活动家）写《一分一角：论在美国勉强度日》（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一书的时候，我做过服务员、疗养院助理、酒店管家、沃尔玛超市的助理，还在一家房屋清洁公司做过女佣。我并不是因为工资很低而选择这些工作。我选择这些职位，是因为它们是女性最容易寻到的初级工作。

我发现，这些工作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陷阱：工资太低，甚至无法积攒起来几百美元，以便过渡到一个收入更高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排班常常无法控制，让你无法安排照顾孩子的时间或找一份兼职。在此类工作当中，就连年轻女性也很快开始经历健康的恶化——尤其是膝盖和背部问题——这可能会导致她们以痛苦结束自己的工作生涯。

我还沮丧地发现，从某些方面来讲，贫穷实际上比不贫穷更昂贵。如果你付不起租住公寓所需的第一个月房租和押金，你可能会住在一家价格过高的汽车旅馆里。如果你没有厨房，甚至没有冰箱和微波炉，你就不得不依赖便利店的食物，这些食物除了营养不足之外，价格也虚高得惊人。如果你需要一笔贷款，正如大多数穷人最终需要借贷一样，你支付的利率将比一个富裕的借款人高很多倍。贫穷——尤其是当你还要抚养和照顾孩子时——是一种长期的高压状态。

大多数私营企业的雇主不提供病假，许多雇主会解雇一个旷工一天的人，即便她只是在家里照顾生病的孩子。汽车出个小故障也可能意味着损失工资和意外支出，大灯坏了可能会招致罚单，外加一笔比买一盏新车灯更高额的罚款，以及可能面对的出庭费用。如果债权人决意来硬的，法院可能会发出传票，这常常又引向了逮捕许可令。无论接受多少金融知识培训，都无法帮助人们做好应对这种紧急情况的准备，而且对于本来就低到无法想象的收入而言，这些知识也没什么用。我们的政治文化并没有把低薪母亲当作努力挣扎的女英雄，反而仍然倾向于视她们为“贫困循环”里的罪人和助纣为虐之人。

如果说社会有了任何变化的话，那就是自经济衰退以来，贫困入罪化的速度加快了，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对申请临时援助的人进行毒品测试，对逃学者处以高额罚款，把欠债的人投入监狱。这些措施是对约翰逊时代原则——即政府有责任向穷人伸出援助之手——的残酷翻转。可悲的是，这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面对高得惊人的贫穷程度仍然志得意满的原因：继续把贫穷归咎于穷人本身，而不是经济状况不好或社会福利不足。

现在，是时候复兴对我们中最贫穷的人承担共同国家责任的观念了。在这些穷人里，女性占了多数，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在这种观念复兴发生之前，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那些清洁我们的家庭和办公室、为我们准备饭菜，以及照顾我们的老人的低薪妇女——她们的工资低到不能维持生活——才是我们社会真正的慈善家。

（翻译：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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