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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

当我快6岁的时候,母亲开始允许我陪老阿妈上街买东西。我这才发现,在我生活的上海之外,还有另一个“中国人的上海”。

阿妈和孩子们参加生日聚会

按:犹太人与上海颇有渊源。开埠之初,就有有不少犹太富商涌入,沙逊、哈同、嘉道理、安诺德等都是近代上海著名的塞法迪社区中的头面人物,他们往往在工部局、公董局担任要职,还在上海留下了很多标志性建筑。二战时期,由于上海“自由港”的特殊地位,尽管它远离欧洲7000多英里,却依然成为了诸多中欧、东欧犹太难民的落脚点和聚居地。1933年到1941年,上海滩涌入的犹太难民潮规模达到3万,其中不少人被安置在虹口区提篮桥附近区域,而今这里的摩西会堂旧址被改建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以纪念这段历史。在这两波犹太人之间,还有一波来自俄国的犹太人,他们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来到上海,其中也不乏成功的商人。而今南京西路上的第一西伯利亚皮货店,其前身即为俄犹创立的西比利亚皮货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出的这本《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的作者丽莲·威伦斯,其父母正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她本人生长于老上海,并在那里的一所法语学校接受教育。

作者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经济繁荣、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上海的占领、国共内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她在书中回顾了这段岁月,以大量生动的细节展现了当时上海不同阶层和不同种族的生活状况,尤其对居住于上海的外国人群体(如俄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等)的工作、家庭、教育、娱乐、心理和文化观念等进行了深描,并表现出中国人和享受治外法权的侨民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关于上海近代历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记录。

丽莲·威伦斯

离开上海之后,丽莲·威伦斯移民美国,获得了波士顿大学的博士学位,然后在波士顿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目前,丽莲·威伦斯已退休,但她仍时常讲述自己在中国上海的故事。

“中国人”的上海(节选)

文 | 丽莲·威伦斯  译 | 刘握宇

1927年8月5日,苔丝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出生了。不过,分娩并不是在圣玛利亚医院——在4月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后,这家医院一直处于人手匮乏的状态,而是在霞飞路上我们家的公寓里。我出生几周后,母亲又雇了一个阿妈。我父母称她“老阿妈”,因为她有三十几岁,比一般用人的年龄略大些。她来自农村,长得又高又瘦,神情有点儿严肃,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总是穿着整洁的阿妈“制服”:侧面开衩的白上衣,黑色的长布裤,脚上一双黑色的布鞋。上海的阿妈们通常都有自己的房间——当然,她们的房间不会位于房子的主体部分,而是在附属的仆人区域,通常都没有窗户。她们拿工资,并将其中一部分寄回老家。被雇为阿妈的好处,不仅是不用再在人行道上烧菜做饭、坐在矮凳子上扇煤炉,而且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使用肥皂和热水,这样她们就无须每天清晨提着大大的热水壶在拥挤的店外排队等着买开水了。如果一家只有一个阿妈,那她就得像骡马一样任劳任怨——她不仅要照看小孩,还要洗碗、洗衣服,有时还得帮着做饭。虽然阿妈薪水低廉,几个星期都没有一个休息天,但她们总是庆幸自己有个屋顶可以遮风避雨,而为外国人干活,工资也会高一些,并且通常不会像在中国富人家那样被男主人或女主人打耳光。

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和老阿妈已经变得形影不离了。她负责照料我们姐妹俩的一切(她叫我“丽丽”,叫我姐姐“丽娃”)。她喂我们吃饭,给我们洗澡,为我们穿上母亲买来的衣服——这时母亲已经不再自己缝衣服了。1927年年底,父亲被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太阳人寿保险公司雇为销售代表,收入随之增加了许多。很快,我们家就搬到了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上一所大点儿的公寓里——那里有一小片地方都是供出租的房子。公寓里附带有用人住的地方,老阿妈因此也得到一间她自己的房间。我们家的社会地位正在上升,而老阿妈在她朋友眼中的地位也随之升高了。

老阿妈和丽丽在顾家宅公园

……

虽然我已经能说一点儿上海方言,老阿妈却总是对我说洋泾浜英语,因为她凭直觉知道,就像其他欧洲的家长一样,我父母并不愿意他们的小孩学中文。对外国人来说,学中文没什么用,因此中国的用人都必须学一点他们主人的语言,不管是洋泾浜英语、法语、俄语还是德语。

当我快6岁的时候,母亲开始允许我陪老阿妈上街买东西。我这才发现,在我生活的上海之外,还有另一个“中国人的上海”。

……

我总是很期待跟老阿妈一起外出,因为我知道,每次她买了熟食(不管是肉还是鱼)或者油炸的面食,总会咬下一小块给我吃。露天小吃摊旁总是围着成群嗡嗡叫的苍蝇,看到那些小贩试图用扇炉子的草扇子拍苍蝇,我总是很佩服他们。有时候,要是老阿妈多带了几个铜板,她就会买一块在滋滋响的热油里炸过的豆腐,然后用嘴吹一吹递给我吃。她也会让我分享她的早餐,一块小小的大饼加油条,这两种油腻而且很烫的食物通常被包在撕下来的脏兮兮的报纸里。有时候,老阿妈会更大方地买来金字塔状的粽子给我吃,里面塞满黏黏的米,包在粽叶里,我总是嚼得津津有味。我有时也会缠着她给我买甜点,她拗不过我时,便会给我买麻团。我还特别喜欢中国的中秋节,因为老阿妈总要给我买一只豆沙包。她知道,跟我们家喝下午茶时吃的蛋糕和糖果比起来,我其实更喜欢豆沙包。

老阿妈在我身上花的这些铜板是无法报账的,因为父亲不会允许她给我吃这些不卫生的食物。我当然不会告诉妈妈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违禁的美食,要不然我就会失去跟老阿妈外出“旅行”的机会了。我在菜场里吃的东西比在家里吃的猪肉、鸡肉、土豆、蔬菜和汤要美味得多,而且在家里吃饭总有很多规矩,像细嚼慢咽、用餐巾擦嘴什么的。正因为我和老阿妈一直对我父母保守了这个秘密,我的中餐品位可能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每次我站在街上吃东西,总有一群要饭的小孩围着我看,这时老阿妈就会上前把他们撵走。我冲他们喊“走开,走开”,却一点儿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做是因为饥饿。我认为他们盯着看我吃东西很愚蠢,而且很好奇为什么他们的妈妈不给他们买吃的。他们的围观让我很恼火,有时他们还会用上海话骂我,我就用同样的话骂回去。其实那些中国小孩骂我的话——“洋鬼子”“大鼻头”——并不让我反感,因为我已经意识到身为白种人,我比他们要高一等。从非常小的时候开始,我和我的朋友们就瞧不起中国人。在我们眼里,他们的主要功能就是为我们和其他外国人服务。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行为跟种族殖民主义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行径其实并无区别。

每逢初春或秋季,一旦空气里有点凉意,老阿妈就会在小贩的手推车或者流动小食摊前停住脚步,买一些热乎乎的炒栗子或者豆腐脑吃。我们咕嘟咕嘟地用同一只碗和勺来喝豆腐脑——小贩们通常只用混浊的水清洗这些餐具,然后用搭在袖子上的破布抹干。老阿妈会问我:“丽丽,想吃吗?”我总是回答:“想吃更多。”慢慢地,老阿妈开始学会越来越多的洋泾浜英语单词,而我也从周围人的对话以及顽童们骂我的话里学会了更多中文词汇。每当他们瞪着我低声说“外国人瘪三”,我会立即反击道“中国人瘪三”。其实我并不知道“瘪三”什么意思,但肯定是个坏词,因为老阿妈总是不让我说这个词,可是我却很享受说这些禁用词。在家里,我只记得爸爸生气的时候骂过俄语“svinya”(猪),而且我父母禁止我们用“中国佬”(Chinks)或者“日本佬”(Japs)这样的字眼。他们肯定认为,这些侮辱亚洲人的词听起来就像他们从小在沙皇俄国听到的“Yid”(犹太佬)一样刺耳。

本杰明·威伦斯和苔丝·威伦斯的结婚照

……

很快,我就对大街上的嘈杂声充耳不闻了——不绝于耳的汽车喇叭声和自行车铃声,街边小贩大声的咒骂和尖锐的喊叫,他们为了吸引顾客用竹板敲击出的噼噼啪啪声,以及菜场前的商店里传出的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不仅如此,我对马路上几近饿死的大人小孩也可以做到视而不见——他们躺的地方离我们那个舒适安全的家并不远。我已经把这些乞丐视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通常都无视乞丐的呼救,但也有人不时向他们搁在人行道上的空碗或者锡制的杯子里扔几个铜板。这些乞丐大都濒于饿死的边缘,而带着孩子的妈妈们更是可怜,那些骨瘦如柴的小孩仍渴望从妈妈干瘪的胸部吮吸乳汁。跟着老阿妈在各种小摊贩间走来走去后,我终于觉得累了,这时我们就会坐黄包车回家。在选定一辆车之前,老阿妈先得跟拉车的苦力讨价还价,双方都会大声地说些气话,有些话我也能听懂。苦力对老阿妈说,既然你替“洋鬼子”干活,车费就不能少给,而且应该多付些,但老阿妈不为所动,最终,苦力因为急于拉生意只好妥协。每到下雨天,苦力就放下布篷罩着我们,而他们自己只披件薄薄的油布。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私人包车,这些车看上去非常醒目,因为车夫都穿着干净的上衣和裤子,而车厢两边各有一盏明晃晃的黄铜油灯。

在我们家住的公寓大楼入口附近的大街上,我总能看到黄包车夫蹲在路边,耐心等候外国人的出现。每当发现一个潜在的顾客,他们就会像饿虎扑食一样跑上前去。因为中文水平有限,外国人通常无法跟车夫长篇大论地讨价还价,因此他们总要比中国顾客付得多,或者要多少就付多少——这么做或许也是因为怜悯这些瘦削的车夫。总体而言,上海的中国人无论男女大都身材苗条,而外国人则比他们重得多。有时候,缺乏耐心的乘客(特别是喝醉酒的外国士兵)会把脚搁在苦力的背上,催他们跑快些。

黄包车夫的工作异常辛苦。因为整天都在跑路,他们的腿上青筋突出。夏天,他们要在烫脚的碎石路面上一直跑到深夜,冬天则要穿着薄薄的草鞋在潮湿的路上奔波。即便如此,他们仍几乎无法维持生计,因为他们必须把微薄收入的一部分上缴车行的老板,同时还得非常小心,不能违反任何交通规则。一旦违反了,交通警察——在这里是矮小的安南或东京(指越南的东京)巡捕,在其他地方则是身材高大的印度锡克族巡捕——就会拿走车上的坐垫,并用警棍敲打他们。对车夫而言,失去坐垫就意味着无法做生意,除非他给那些折磨他的人一些铜板,这样才能当场取回坐垫。这里的中国警察对黄包车夫也好不到哪儿去。

当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我也成了和黄包车夫砍价的高手,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拒绝额外付出的那几个铜板,他们原本可以用来多买些蔬菜,或者给碗里增加几块豆腐。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很少叫计程车(例如福特车行的棕褐色的福特车,或者约翰逊车行的浅绿色的雪佛莱),因为在上海那些交通拥挤、有时还淹满水的街道上,黄包车经常跑得比汽车快。

(书摘选自《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有删节。 )

《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
作者: 丽莲·威伦斯   译者: 刘握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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